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

林行止 :盲目樂觀窮奢極侈 請食敬酒利歸主人



一、

對於人為什麼會「窮奢極侈」,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各有很精辟的剖析。除了説之已屢的炫耀性消費和代理(你)消費(Vicarious Expenditure),值得大家深思的還有美國學者柯林.金甫(Colin Campbell)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自我感覺良好享樂主義」(Autonomous Imaginative Hedonism;「自動」譯為「不可抗力」,「自我想象」譯為「自我感覺良好」,似較能達意)。這即是説,人大都有追求美好物事的「想象」,而「舊想象」幻滅「新想象」自動又生,這種心理因素形成的「精神享樂主義」(Mentalistic Hedonism),令人們無止境地追求物質(和非物質)享受並從中獲得快樂;Paypal創辦人之一、美國科網巨擘蒂爾年前與友人合撰的《從無到有》(Peter ThielB. Masters: Zero to One),進一步指出近今尤其是科網世代堅信「明天會更好」,因此很易成為「盲目樂觀主義」(Indefinite Optimism)的信徒,錶現在生活上,便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為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相信「千金散盡還復來」,遂盡情花費。

上述二三百字,是讀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巫仁恕的《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聯經出版社)「有感而寫」。十七世紀晚明形成的消費社會,便是當年的士大夫(有權有錢有識之士)都自我感覺良好並相信「明天會更好」有以緻之。這種精神狀態,令精緻文化與炫耀性消費「與時俱進」,無論在家居環境、家具擺設以至服飾設計,都有媲美今日富裕社會的成果──這裡僅舉一例,當年男士用的頭巾(寫「頭巾」是因為近來讀了一些與男性服飾有關的文章,連帶對男用「飾物」亦起興趣),便有晉巾、唐巾、漢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凌雲巾、方山巾及和靖巾……真是琳琅滿目、多姿多采(當中大部分筆者不知是什麼模樣),不僅反證了當時旺盛的消費風氣,亦把今日時裝市場的頭飾產品比下去!

不過,論晚明的「奢華」,似以飲食為最,據巫書的考據,明人謝肇淛(1567-1624)在《五雜俎.卷十一》所記巨富的豪奢場麵,如今也許衹有內地土豪和本地賣發水樓發達的地產商能與比肩︰「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盡中產階級的財富),不能辦也。」主人以之「明得意、示豪舉」的擺闊,謝肇淛認為「太過分」,「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壯哉斯言;其實,過分奢華在古人眼中有更嚴重的後果,《後漢書.明帝紀》記「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這大概便是今人常説要為子孫積福不可太奢侈浪費的出處。不過,堅信「明天會更好」的人,哪裏聽得進耳,因此才有坐私人飛機赴日本食魚生、不惜百萬金投購鬆露菌的奢舉。《五雜俎》記王侯閹宦不惜工本的豪飲狂食,今人少能望其項背(並非絀於資財,而是醫家不許)︰「……蔡京(宋太師)嗜鵪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鷄]跖(爪、腳)、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江為梁武帝六弟揚州刺史疑為雙性人蕭宏的姘頭;《宋史》︰「(江無畏)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究意是鯽〔crucian carp〕或鯖〔harring科〕,筆者無從考核);王黼(宋進士,助蔡京復相,官至禦史中丞)庫積雀鮓(腌雀)三楹。口腹之欲,殘忍暴殄,至此極矣」!又説「今時王侯閹宦尚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過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豬肉百五十斤……」

如此「食法」,衹有帝王家能及,而且中外皆然,有關我國歷代皇帝的揮霍(當然亦有省吃儉用的如梁武帝),不僅國人皆知,老外亦甘拜下風。《查理大帝的枱布》(N. Fletcher: Charlemagne's Tablecloth,李響的中譯〔三聯書店〕在查理曼後加大帝,實誤,以「曼」便是大帝;惟譯文尚算不錯,可向各位推介)辟專章[說説]「中國宴會」,對皇帝老子的飲宴有不少著墨,而「中國宴會黃金時代在宋朝」(九○七至一二七九年)……︰「宋朝的宴會(食物繁多排場闊)更接近十七世紀法國凡爾賽的國宴」,可見我國王朝的盛宴規模比美食王國法國「先進」四五百年;該書詳寫清河郡王宴請高宗的菜式︰「三十二道菜,每一道菜包括幾十盤……」比今已開到荼蘼的「分子烹調」不遑多讓。查理大帝(七四一〔?〕,八一四年)盛宴的排場宏麗壯觀然食物不外滿枱「大魚大肉」,烹調「文化」遠遠不及宋代的精緻……!

二、

除了炫富、「大快朵頤」滿足口腹之欲之外,奢華的飲宴還有不可忽視的社會功能。自古以來,大概是由於物質匱乏引起感恩的心理作用,國人十分珍視來自他人的「賜食」(送禮上門或邀赴盛宴),這既被視為親情友誼的表徵,遂有「一飯之恩沒齒不忘」及「一餐之飯必德」的諺語。事實上,在「古時候」以至現代社會,請客吃飯是取得被請者好感的有效手法,廣府人所謂「雞髀打人牙骱軟」,足以概括請客的積極效應;這亦是大部分政府都對官員接受百姓宴請定有嚴格規例的底因,那位喜與豪客游的大官惹上官非,便是逾越此規範自蹈法網而不自知。

「食飯」之外,「酒宴」隨之,以尊敬是結誼的第一步,而最能錶達敬意的是「敬酒」。此種風尚大概始於漢代,不斷「乾杯」確可增進交往的親密程度。如今內地「敬酒」之風仍盛,便是漢代的遺風。

轟飲的另一作用是「揚名聲」,彭衛在〈秦漢社會宴飲習尚〉(收《趣味考據》第三卷)説「漢代人有十分強烈的顯名心理,一個人在外發跡,一定要讓家鄉的人知道,從而使自己光彩,也為自己家族增貴。」因此,功業事業有成的人,莫不回鄉大擺宴席,劉邦(漢高祖)和劉秀(漢光武帝)做了皇帝之後,都回鄉大宴親朋。劉邦「置杯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隨後又「張飲三日」。劉秀則回鄉「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彭文又説︰「東漢術士薊子訓為顯示自己的『神異之道』,在京師宴請百官,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恆數百人。」人人開懷暢飲,當然對主人之術讚賞有加,薊氏很快成為洛陽人口耳相傳的名流。「酒池肉林」的故事發生於漢朝,武帝為了挫挫胡人銳氣(「見漢廣大,傾駭之」),設酒池於長樂宮中,「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武帝「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武帝這一舉措雖盡顯其好大喜功的性格,不僅彰顯了酒的功用,亦是西漢中期社會政治文化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