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對於人為什麼會「窮奢極侈」，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及心理學家各有很精辟的剖析。除了説之已屢的炫耀性消費和代理（你）消費（Vicarious
Expenditure），值得大家深思的還有美國學者柯林．金甫（Colin Campbell）提出的「不可抗力的自我感覺良好享樂主義」（Autonomous
Imaginative Hedonism；「自動」譯為「不可抗力」，「自我想象」譯為「自我感覺良好」，似較能達意）。這即是説，人大都有追求美好物事的「想象」，而「舊想象」幻滅「新想象」自動又生，這種心理因素形成的「精神享樂主義」（Mentalistic
Hedonism），令人們無止境地追求物質（和非物質）享受並從中獲得快樂；Paypal創辦人之一、美國科網巨擘蒂爾年前與友人合撰的《從無到有》（Peter
Thiel〔B. Masters〕:
Zero to One），進一步指出近今尤其是科網世代堅信「明天會更好」，因此很易成為「盲目樂觀主義」（Indefinite
Optimism）的信徒，錶現在生活上，便是「今朝有酒今朝醉」，因為他們自我感覺良好，相信「千金散盡還復來」，遂盡情花費。
上述二三百字，是讀台灣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巫仁恕的《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聯經出版社）「有感而寫」。十七世紀晚明形成的消費社會，便是當年的士大夫（有權有錢有識之士）都自我感覺良好並相信「明天會更好」有以緻之。這種精神狀態，令精緻文化與炫耀性消費「與時俱進」，無論在家居環境、家具擺設以至服飾設計，都有媲美今日富裕社會的成果──這裡僅舉一例，當年男士用的頭巾（寫「頭巾」是因為近來讀了一些與男性服飾有關的文章，連帶對男用「飾物」亦起興趣），便有晉巾、唐巾、漢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玉台巾、逍遙巾、紗帽巾、華陽巾、四開巾、勇巾、凌雲巾、方山巾及和靖巾……真是琳琅滿目、多姿多采（當中大部分筆者不知是什麼模樣），不僅反證了當時旺盛的消費風氣，亦把今日時裝市場的頭飾產品比下去！
不過，論晚明的「奢華」，似以飲食為最，據巫書的考據，明人謝肇淛（1567-1624）在《五雜俎．卷十一》所記巨富的豪奢場麵，如今也許衹有內地土豪和本地賣發水樓發達的地產商能與比肩︰「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盡中產階級的財富），不能辦也。」主人以之「明得意、示豪舉」的擺闊，謝肇淛認為「太過分」，「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壯哉斯言；其實，過分奢華在古人眼中有更嚴重的後果，《後漢書．明帝紀》記「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饑寒，絶命於此」。這大概便是今人常説要為子孫積福不可太奢侈浪費的出處。不過，堅信「明天會更好」的人，哪裏聽得進耳，因此才有坐私人飛機赴日本食魚生、不惜百萬金投購鬆露菌的奢舉。《五雜俎》記王侯閹宦不惜工本的豪飲狂食，今人少能望其項背（並非絀於資財，而是醫家不許）︰「……蔡京（宋太師）嗜鵪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鷄]跖（爪、腳）、日進七十；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江為梁武帝六弟揚州刺史疑為雙性人蕭宏的姘頭；《宋史》︰「（江無畏）好食鯖魚頭，常日進三百……」究意是鯽〔crucian
carp〕或鯖〔harring科〕，筆者無從考核）；王黼（宋進士，助蔡京復相，官至禦史中丞）庫積雀鮓（腌雀）三楹。口腹之欲，殘忍暴殄，至此極矣」！又説「今時王侯閹宦尚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過宴一監司，主客三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豬肉百五十斤……」
如此「食法」，衹有帝王家能及，而且中外皆然，有關我國歷代皇帝的揮霍（當然亦有省吃儉用的如梁武帝），不僅國人皆知，老外亦甘拜下風。《查理大帝的枱布》（N.
Fletcher: Charlemagne's Tablecloth，李響的中譯〔三聯書店〕在查理曼後加大帝，實誤，以「曼」便是大帝；惟譯文尚算不錯，可向各位推介）辟專章[說説]「中國宴會」，對皇帝老子的飲宴有不少著墨，而「中國宴會黃金時代在宋朝」（九○七至一二七九年）……︰「宋朝的宴會（食物繁多排場闊）更接近十七世紀法國凡爾賽的國宴」，可見我國王朝的盛宴規模比美食王國法國「先進」四五百年；該書詳寫清河郡王宴請高宗的菜式︰「三十二道菜，每一道菜包括幾十盤……」比今已開到荼蘼的「分子烹調」不遑多讓。查理大帝（七四一〔？〕，八一四年）盛宴的排場宏麗壯觀然食物不外滿枱「大魚大肉」，烹調「文化」遠遠不及宋代的精緻……！
二、
除了炫富、「大快朵頤」滿足口腹之欲之外，奢華的飲宴還有不可忽視的社會功能。自古以來，大概是由於物質匱乏引起感恩的心理作用，國人十分珍視來自他人的「賜食」（送禮上門或邀赴盛宴），這既被視為親情友誼的表徵，遂有「一飯之恩沒齒不忘」及「一餐之飯必德」的諺語。事實上，在「古時候」以至現代社會，請客吃飯是取得被請者好感的有效手法，廣府人所謂「雞髀打人牙骱軟」，足以概括請客的積極效應；這亦是大部分政府都對官員接受百姓宴請定有嚴格規例的底因，那位喜與豪客游的大官惹上官非，便是逾越此規範自蹈法網而不自知。
「食飯」之外，「酒宴」隨之，以尊敬是結誼的第一步，而最能錶達敬意的是「敬酒」。此種風尚大概始於漢代，不斷「乾杯」確可增進交往的親密程度。如今內地「敬酒」之風仍盛，便是漢代的遺風。
轟飲的另一作用是「揚名聲」，彭衛在〈秦漢社會宴飲習尚〉（收《趣味考據》第三卷）説「漢代人有十分強烈的顯名心理，一個人在外發跡，一定要讓家鄉的人知道，從而使自己光彩，也為自己家族增貴。」因此，功業事業有成的人，莫不回鄉大擺宴席，劉邦（漢高祖）和劉秀（漢光武帝）做了皇帝之後，都回鄉大宴親朋。劉邦「置杯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隨後又「張飲三日」。劉秀則回鄉「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彭文又説︰「東漢術士薊子訓為顯示自己的『神異之道』，在京師宴請百官，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恆數百人。」人人開懷暢飲，當然對主人之術讚賞有加，薊氏很快成為洛陽人口耳相傳的名流。「酒池肉林」的故事發生於漢朝，武帝為了挫挫胡人銳氣（「見漢廣大，傾駭之」），設酒池於長樂宮中，「以誇羌胡，飲以鐵杯，重不能舉，皆抵牛飲」。武帝「於上觀牛飲者三千人」。武帝這一舉措雖盡顯其好大喜功的性格，不僅彰顯了酒的功用，亦是西漢中期社會政治文化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