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8日星期日

「鴉片戰爭」如何被塑造成百年國恥序幕


鴉片讓曖昧的內戰歷史,成為團結抗擊外侮,敵我分明的歷史。儘管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

【編者按】2011年,英國作家Julia Lovell(中文名:藍詩玲)出版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藍詩玲是一位年輕的英國學者、作家、譯者,現在倫敦大學伯貝克學院任講師,教授中國近代歷史與文學。曾翻譯魯迅、張愛玲、韓少功、閻連科的作 品。


這本書在2011年的香港書展推出時,引發一時熱議。藍詩玲曾在書展演講上,提到自己1997年第一次來中國,看到謝晉導演的電影《鴉片戰爭》時,驚訝於 自己對這段歷史知之甚少,也第一次為身為英國人感到羞恥。這段發言,在2015年簡體中文版推出後,被許多大陸書評引用。「英國課本對鴉片戰爭隻字不提」 「英國人為何對鴉片戰爭避而不談」「這場戰爭被大多數英國人遺忘」.....成了討論重點。而藍詩玲成了英國年輕學者的良心代表。

但讀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原著中第十八章Communist Conspiracies(共產黨的陰謀),在簡體版中被改為「20世紀歷史中的鴉片戰爭」,第十九章Conclusion(結論)也被刪去。其中探討 的,中國不同政治勢力,如何讓鴉片戰爭一步步成為中國百年國恥的序幕;這道「恥辱疤痕」對今天中國的影響,都是這本書的重點。

今年這本書推出繁體中文版,在台北書展上被重點介紹。端傳媒獲八旗出版社授權刊載,藍詩玲對華文讀者的話,以及簡體中文版刪減章節的節選。



The Opium War: Drugs,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
出版時間:2011年
出版社:Picador
作者:Julia Lovell

藍詩玲對華文讀者的話無論是在中國和西方,鴉片戰爭都被視為孤立的中華帝國在十九世紀對外「開放」的象徵。在中國的近現代史書寫中,鴉片戰爭被塑造成中國與西方陰謀鬥爭之開端。自此開始對抗西方用鴉片和炮艦外交摧毀中國的陰謀。

這本書旨在描述更複雜的近現代史圖景,探索中國與世界在鴉片戰爭之前的許多關係,並揭開在建立國家神話的過程中,所掩蓋的令人吃驚和矛盾的歷史現實。
本書採用大量中文一手資料(包括紀錄片和文學作品),這些資料在之前西方關於這場戰爭的著述中幾乎沒有被用到。我嘗試探討十九世紀中華帝國在社會、文化和政治上的不穩定,它絕對不是一個團結起來反抗外國侵略者的國家;晚清中國在許多方面,同時與自己和與英國作戰。

《鴉片戰爭》一書通過檢視迄今以來關於此戰爭衝突的歷史著作,分析它在中國和西方獲得重大象徵意義的過程,並審視鴉片戰爭在當代中國的持續影響力。在中國討論鴉片戰爭仍然是一個高度敏感的民族議題。



《鴉片戰爭:毒品,夢想與中國建構》(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出版時間:2016年2月
出版社:八旗文化出版社
作者: 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潘勛


(節選)第十八章1928年,來自鴉片的歲收讓中國的軍隊屹立不倒(總數有220萬人,全球規模最大,一年耗費8億元)。1931年,一則標題是<上海生意>的漫畫勾勒出三個人:左右兩邊是名為「工業」的侏儒,抬頭仰望中間聳立的巨人「鴉片」。

1933年,中國的鴉片貿易規模估計達到一年20億元(佔國內生產毛額的5.2%)。在很多地區及情況下,鴉片就算沒更好用,也跟錢一樣好用,而且是經 商、社交的潤滑劑——「點上煙燈」是「我們談生意了」的標準中式說法;婚禮上,送上煙槍就如敬酒一樣平常。熬鴉片的大鍋大搖大擺地放在城鎮街道兩旁,全中 國到處都是這玩意兒的氣味。

到了1930年代,中國鴉片煙民可能多達5000萬人(約總人口的9%)。1920年代,憂心的公民自發組成「中華國民拒毒會」,發起「拒毒日」、「拒毒 周」,發行「禁毒月刊」;在刊物封面上,正直、強健的中國人痛毆焦黑的怪獸——鴉片。(單是在1924年,拒毒會的請願書便有450萬人簽名。)

1927年,拒毒會不禁問道:「甘心去做洋奴,去做軍閥的走狗,和國民的蟊賊……都是一般奸商,只顧貪利不顧公德,上而取媚帝國主義與軍閥,下而誘引男女 同胞吸用的惡結果。」與其同時,國民政府則把徵收鴉片稅的機構命名為「禁煙局」,而鴉片商聯合會則委婉地稱為「藥商聯誼會」。

國際反鴉片協會於1928年評論說:「幾百萬人已經戒煙,國民政府的專賣單位壟斷各大城市的鴉片,組織得如此有效,正收到巨額稅收。雖然在每次國民黨演講及無產階級示威之中,都會提到所謂『鴉片戰爭』的邪惡,但是國民政府絕不放過鴉片種植和吸食稅的每一分錢。」廣東人有句諺語可不是無的放矢:「鴉片癮易戒,鴉片稅癮難戒。」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Capital: China’s Quest for a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出版時間:2006年
出版社: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作者:Julia Lovell

禁煙人士指責國民政府使用鴉片稅收在有益的建國上面。「環顧境內,遍地煙毒,詎不痛哉!詎不痛哉!深望當局諸公……切實禁煙,努力除毒,以挽此已失之國譽,而永奠鞏固之國基。」
國民政府向大眾保證,它「絕對不從鴉片得一文錢。如有此種嫌疑……我們就認為這個政府是破產的,就不信任它。」

蔣介石又說:「要救中國,必自禁煙始,欲實行禁煙,必自中央人員始……禁絕煙禍,救國家,救民族,救自身,救子孫,胥於是賴。」

他在另一個場合解釋:「外侮是外來的侵略和壓迫,鴉片是本身的墮落與自殺,所以從事態的性質上講,鴉片比外侮不知道要危險若干倍;而且外侮之來,本由於我們本身的紛亂腐敗和衰弱。」
私底下,政府竭盡所能地讓礙手礙腳的反對者噤聲,或是恐嚇他們的贊助者,指控他們走私毒品以抹黑他們,或是發出死亡威脅,不然乾脆在他們家中安放炸彈。

1931年,國民政府遇到掌權以來最大一件毒品醜聞之一:一隊國民黨士兵正忙著從船上卸下鴉片,卻被一群上海警探攔截。那些執法者突然被抓起來坐牢,直到價值不菲的毒品安然送到黑幫的目的地。



《鴉片戰爭》(The Opium War)出版時間:2015年7月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作者: 藍詩玲(Julia Lovell)
譯者:劉悅斌

儘管中國國共兩黨是政治上的對手,但它們對中國該怎麼成為有效率的民族國家,看法則非常一致:就是透過意識形態的訓練及國家統一。
誠如宣傳部毛部長在1925年說:「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萬萬沒有第三條路……任何支持反革命行動者……都被我們視為敵人。」
儘管有左右之爭,它們基本上都對中華民族抱持類似的貶抑看法,還有人民必須接受一黨制民族主義。國民黨第一任宣傳部長1925年認為,中國是「一張白紙。上綠色,它就是綠的;塗黃色,它就是黃的。」

他的繼任人毛澤東同意其意見;毛相信,中國人「一窮二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雖然1949年中國共產黨勝利之後,花了很大力氣在指责老敵人國民黨的「反動理想主義、機械物質主義、封建、買辦、法西斯意識形態」,但是,兩黨對中國現代史抱持的看法幾乎一模一樣。妖魔化鴉片戰爭是由共產黨完成的,但基礎則是由先前的國民黨官方歷史學者所打造的。

共產黨剽竊很多國民黨範本的元素,把那場戰爭描繪成外國帝國主義(「中國人民終極和最兇惡的敵人」)陰謀之始,想「凋蔽……抑止……且毒害中國人的心靈」,讓他們「挨餓受凍」。
可是,一等毛完成這件事(在至少十五篇不同散文提到它),鴉片戰爭不再只是現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它變成起始事件,是中國革命的「第一課」,還是一個世紀資本帝國主義壓迫的起點。
自此之後,中國現代史變得相當簡單,是「中國人民不屈的奮鬥史,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原本是奇怪、曖昧的通敵和內戰的歷史,鴉片戰爭成為「人民不懈英勇的鬥爭」、「全國對抗帝國主義的戰爭」。

1951年,歷史書重新採用毛的觀點:「整整一百年,帝國主義把我們中國人踐踏在腳底下。1842年後,中國淪落到奴役的可悲狀態,成為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半殖民地。相形之下,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創建,是這一百年最光榮的成就;我們的意志是痛苦的傷口形塑的。」



The Great Wall:China Against the World, 1000 BC-AD 2000出版時間:2016年
出版社:Grove/Atlantic Inc
作者:Julia Lovell

銘記過往傷痛是要提醒人民好好珍惜現今共產黨帶來的甜美——即使政府引起人為的飢荒、肅清反革命分子,還有文化大革命導致的內戰,讓幾千萬人喪生。1950年的教科書在鴉片戰爭章節的前言解釋:

「新中國的青年必須對近現代史有基本了解……還有革命的特殊原則……我們必須了解,先烈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受過多大的苦,如此我們會更愛祖國,願意貢獻我們所有的一切給祖國未來……我們必須了解,為什麼毛澤東思想是唯一真理,能指出革命勝利的道路。」

藉著堅稱中國的外敵很邪惡,毛的共產黨就可以就名正言順地使用暴力,對抗帝國主義者及其所謂的中國同路人(國民黨、資本家、地主,還有任何同情他們的人)。毛斷言說:
「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長期性與殘酷性就發生了……在這樣的敵人面前,中國革命的主要方法,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須是武裝的,也就決定了。」

但是,儘管在形式上自1939年起,他便禁止共產黨控制的地區產製鴉片,聲稱它「讓國家生病,傷害人民」,毛還是跟別的軍閥一樣,想由鴉片獲利。他們自 1935年落腳西北的陝西以來,因為毛想擴展武力到全省,共產黨的財政很吃緊;但是在禁煙的兩年前,即1937年,曾短暫穩定下來。那一年,蔣介石提出第 二次「統一戰線」,這次是為了對付日本。接下來四年,共產黨的經濟是靠著國民黨與蘇聯每年給錢、給東西,而支撐下來。

然而,1941年以後,兩黨的關係又惡化到實質上內戰的狀態,國民黨便切斷金援,封鎖與蘇區交界地帶,阻止重要的進口物資進入當地。那一年年底,蘇區的財政赤字依法幣算來是1500萬元。
幾十年來,共產黨一直宣傳他們是藉著刻苦及民主受到歡迎(實施減租、農業合作化),並渡過危機的。直到1980年代末期,歷史學者陳永發注意到,當時的帳 冊多處提到有種「特產」拯救了共產黨,讓他們由1940年代初期的貿易赤字脫身,而且靠著它,該政權在1945年的收入比預算多出40%以上。

再深入一點,就發現「特產」就是鴉片。鴉片經「特殊工廠」處理後,運往南部及西部,因而創造出共產黨軍隊的收入。(1941年,一篇共產黨社論說,「自從 鴉片進入中國,已變成傷害中國人民最大的來源,與帝國主義侵略密不可分,讓中國變成次殖民地。帝國主義者用鴉片奴役、壓迫中國人民。隨著中國人民愈來愈弱 愈窮,鴉片扮演最可惡、惡毒的角色。」)
但是在1945年,一支美國特使團觀看毛的王國,看到的是一望無垠的田野裡全是高粱及大麥。罌粟已被及時鏟除,以維持(至少接下來四十年)中國共產黨戰時純潔正直的形像。

(節選)第十九章170年以來,鴉片戰爭及其後續影響,在中西關係投下陰影。十九世紀,影響力大的英國人努力地掩飾貿易赤字是根本的問題,反而將開戰理由變成是文明的衝突,起因是中國人「不自然地」不跟人來往。

二十世紀中國國族建構者加入這場歸罪遊戲,順勢把鴉片戰爭變成自己國家一切麻煩的起因,是帝國主義者陰謀計算,想奴役一個團結、英勇抵抗強敵的中國。
相形下,戰爭的實情闡明了英國人極其偽善,還有多族裔的清帝國斷層線既多又深;中國統治者煞費苦心,糾合其官員、士兵及臣民對抗外國敵人,卻告失敗。

西方替戰爭找藉口的公開立場,還摻雜著道德的罪惡感,進一步煽動對中國政府及人民的恐懼、緊張。鴉片變成西方違法亂紀的象徵,又是邪惡中國污染的象徵,引起不理性的黃禍疑雲,或許至今還影響著我們媒體的報導。

與此同時,鴉片、戰敗及帝國主義製造出憤怒、自棄及務實地崇拜西方,一直不安服地並存於中國愛國人士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