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18日星期四

黃偉豪:「魚蛋騷亂」非「六七暴動」:與善治分水嶺的距離



在猴年大年初一 的旺角騷亂,又稱「魚蛋騷亂」,是香港歷史上,自六七暴動以來,最大規模的暴亂和武力抗爭,事後也有很多分析把兩者比較。雖然兩者有其相似之處,但若直接 引用六七暴動的經驗,來指出勇武抗爭必然可以迫使政府就範,走向善治,這是一個過於簡單的結論,當中也忽略了六七暴動和今天香港的時空的不同之處。

旺角騷亂比喻六七暴動 美麗的誤會

六七暴動的一場腥風血雨之後,帶來了港英管治的黃金時期及 30年的經濟繁榮與社會安定的光輝歲月。因此,香港人的內心對六七暴動始終有很大的情意結,對武力抗爭亦有憧憬,希望香港可以一如六七暴動一樣,在黑暗過 後,可以看見希望和光明。暴動可以是管治的分水嶺,但真正的問題在於它會把管治帶去一個更好的轉向,還是更差的境界,面臨現有制度及核心價值的進一步及更 徹底的瓦解。

把旺角的騷亂比喻為六七暴動,是一場美麗的誤會。任職記者的張家偉,便著有《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一書,而且亦設 有英文版,同由香港大學出版(註)。透過訪問見證及參與事件人士及研究解封的檔案,書中提供了豐富的資料及分析,來幫助比較六七暴動與今次「魚蛋騷亂」的 分別。

首先,六七暴動的規模遠比今次的「魚蛋騷亂」為大,也持續了多日,顯示社會的不滿程度遠遠比今日為廣泛及嚴重得多。而且,這種不滿的 情緒不止是集中在年輕人身上,而是跨越整個社會的不同階層。可以大膽地說,當時除了佔少數的精英及資本家外,社會上的絕大部分人皆對殖民地政府的管治感到 失望及不滿。

有趣和諷刺的是,當今日對政府的不滿程度及廣泛性仍遠比1967年為低的同時,主流社會對六七暴動示威者所使用的暴力的不滿, 卻可媲美今日對「魚蛋騷亂」的暴力場面的批評。張在書中明確表示,正正是六七暴動示威者的暴力升級,使到他們逐漸失去了主流社會的支持,最後使大部分市民 選擇繼續支持殖民地政府的管治,以維持社會穩定。

改革動力 九七後不再存在

六七暴動的結果,大家自然十分清楚,是成為了香港 歷史的分水嶺,港英在暴動之後推行了多項的社會改革,寫下了一頁頁不朽的殖民地政治神話。張在書中訪問了當年有份處理暴動及推行改革的港英高官姬達 (Jack Cater)。張問姬達若沒有六七暴動,會否減慢當年改革的步伐,姬達的答案既簡單又坦白,斬釘截鐵地說,若沒有六七暴動,根本沒有可能出現任何改革。

可 是,歷史弔詭的地方往往是,當它可以用來鑑古知今,極具參考價值的同時,卻因每個不同時空皆有其獨特性,而不可能完全複製。香港在六七暴動後的善治,在一 定程度上,是出於中英兩股勢力的平衡。當年維持香港的穩定皆對中英雙方有利,而六七暴動亦在後期因失去北京的支持及祝福而告終。可惜,這種微妙的權力制衡 所帶來的自由空間及改革動力,在九七後已不再存在。

基於今天香港所處的時空及處境,均和六七暴動有很多重大分別,恐怕沿用武力抗爭作為主流 模式的路線,來推動歷史進程,未必能換來同一個結果。暴力過後會出現的,未必是1967年的分隔惡治與善治的分水嶺,而是和平與暴力的分水嶺,是半威權政 體,步入全面極權統治的分水嶺。這並非是純粹從道德的角度出發,一刀切地指出凡是使用武力的都是不理性,所以絕不能考慮;相反,這是從一個以目標為本,透 過非常實際的考慮而得到的結論。

只有人民才有足夠能力開創新時代

使用武力來迫使政府就範的最大問題,是無可避免地同時合理化 武力的使用,認同了以暴易暴,使政府更有理據隨意使用武力鎮壓。由於在武力上,政府通常是佔有一個絕對的優勢,使用武力來抗爭,對抗爭者來說,即使在初期 可能得到一些小勝利及以牙還牙的滿足感,到頭來,始終如同自掘墳墓。雖然如此,政府也不應狂傲,因為若政府主動將暴力升級,也會引起社會的極大反彈。可以 明白,如果「治亂世用重典」是可行的話,歷史上就沒有極權政府會倒台了!

由此推測,當權者會比任何人更希望抗爭者首先將武力升級,因為這使他們有藉口使用更大的武力鎮壓抗爭者。此外,亦可藉抗爭者所使用的武力,再透過主流傳媒來無限量地放大,在社會上製造更多恐懼,使更多聲音支持更嚴苛的法律,來收窄,甚或奪取人民的種種自由及權利。

武 力非首選,因對當權者的最大傷害,並非磚頭或槍炮,而是他徹底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及信任。只有人民,而非少數的抗爭者,才有足夠能力把當權者推翻,帶來一 個新制度,開創一個新時代。只有少數人參與及只依靠武力的抗爭,即使最後成功把當權者推翻,所帶來的往往也只是改朝換代,往往是由一個新的獨裁者取締舊的 獨裁者,而非新制度的誕生。

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

除了以上的分析之外,很多對「魚蛋騷亂」的擔心,均是它的出現和過程,和最 近一齣電影《十年》內的其中一個故事《浮瓜》的劇情十分相似。《浮瓜》的故事是說由中央親自來編寫一場政治暗殺,目的是使市民恐懼,香港愈亂愈好,使到 《基本法》23條可以成功立法。既然劇本已一早寫好,香港人所要面對的,是如何不跌入這個預設的陷阱,逃離那宿命。要做到這點,只可以反其道而行,逆當權 者所預期的行為,即是所謂「你估我唔到」的境界。
但是,集體行為的其中一個難處是,在人群中往往會使人失去個人的冷靜頭腦及獨立意志。因此,要在這場和當權者的博弈中勝出,所需的不止是革命的激情,還要有獨立及精密的思維,才能最終在這鬥智鬥力的競賽中勝出。

註:張家偉(2012),《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
作者是中文大學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