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劉紹麟:香港的精神危機



香港現在的危機,不獨是政策與政治都一團糟,更是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現時香港的民心士氣夠低落了。特首選舉被卡着、社會撕裂、李波事件、可能出現的經濟嚴冬,還有年初一晚的旺角騷動;另一邊廂,是大家不單不喜歡特首 與政府,連不同政見的朋友同學、長輩晚輩也看不過眼。現在香港社會累積了強烈的情緒,壓力鍋隨時爆發,這不是提一些紓解民困的政策便可以根本解決的。處理 集體的情緒問題是關鍵。

香港現陷入一種精神層次的危機,這種狀況可用辛亥革命後及日本明治維新時的處境來說明。清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一直擁護帝制。在辛亥革命後,他看 到的不單是頭上再沒有了皇帝,而是過往熟悉的一套制度與文化都被革命掃走了。這不是沒飯吃經濟不好的問題(雖然在革命後這些都是問題),而是大眾所熟識的 舊世界一下子被整個打碎了,人心裏沒了依傍,陷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若墜重淵,渺無所屬」(康有為語)的苦境。

康有為提的出路,是從意識形態入手,期望將儒學推到國家宗教的高度,以這種國家意識形態來填補革命後精神上、人心裏的空洞。康有為之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異曲同工。
明治維新後,封建制度被取代,大家不再是長州藩、土佐藩的人了,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是什麼?如何建立這個國家的向心力?明治維新將天皇的地位推到 神靈的高度,成為一個集體膜拜的對象。日本人就是「萬世一系」天皇的子民,政治家們藉此建立全國人民的重心,讓群眾找到心靈的歸宿,期望這樣人們便安心建 設。不然,人心浮躁不安,將是國家發展的禍胎。 中國帝制早於辛亥革命被推翻了,但民眾就真的像啟蒙運動思想家預期那般,都成了自由民嗎?歷史的弔詭是,自稱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卻是這種「造神運動」的 承繼人。在現代世界,還會將領導人遺體長期防腐,供人瞻仰的,就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及越南的胡志明)。樹立大纛(古代的巨大軍 旗),讓四方八面的群眾可以看到,使他們安心,這是無神論者也要面對的問題。

現在不講個人崇拜了,但無論中國、日本及其他進入現代歷史沒那麼長的國家,仍然強調民族主義。「我群」就是這樣的一個圖騰,讓群體裏的成員找到目標,找到安身立命的踏實感覺。

從這個角度看,人類社會跟電影《迷你兵團》(台譯《小小兵》)裏的小小兵沒有大分別。這個族群需要一些讓兵團共同前進的方向、一面讓群眾感到安心的大旗,否則人便會陷入苦悶無聊,以至自相殘殺的境地。舊約聖經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便是這個意思。
或曰,安身立命,這不是宗教的角色嗎?與政治何干?奈何在現代社會,宗教已退到幕後了,天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已不是人人相信,但即使世俗化的人,心裏 仍渴望有一些巨大的東西,可給自己遮風擋雨,像香港這般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也是如此。這幾年香港看到的末世風情,都可從這種精神狀態來理解。

尋找英雄、犬儒、嘲諷、離開

香港人這幾年來一直尋找認為可茲託付的英雄,期望英雄能代表自己,對抗令人窒息的局面。曾被託付的人物包括社運領袖、學生領袖、言論出格的學者,甚至乎足球員、向政府展現「企硬」(不退縮)姿態的新電視台創辦人等。

可惜風潮一過,這些曾被寄予希望的人物,幸運一點的會留在觀眾的短期記憶中,風潮過後便被人遺忘;不幸的便淪為攻擊對象,「教主」被捧了出來,受人膜拜,但只一段不長的時間便失去光華,群眾再找另一個對象來寄託。

另一種反應是犬儒與嘲諷。我們嘲諷既得利益者,對被視為權威、主流的人物及機構大玩「惡搞」。有說犬儒與嘲諷是弱者的武器,誠然我們也愛看到「大 人,你露出馬腳了」、喜歡有人替我們出口氣。但問題是惡搞完、嘲諷完、過癮了,那個權威、大台仍是「我自巍然不動」。如果是這樣,則犬儒與嘲諷所能達到 者,只是對傷痛的短期舒緩。如果只停留在這種過癮,僅此而已,則恐怕便成了無甚長遠意義的消費了。

再另一種反應是離開,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的。未必是真的跑,而是心態上期望有人可以保護我,尋找一棵可遮陰的大樹、一個可茲託付的政權。年前多人談 移民台灣;李波事件後驚覺別人可以隨便來到香港拿人,我們憤怒,感到尊嚴受損,但在事件中,未見香港出現「香港自強運動」之類的呼聲,較多的是續領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簡稱),以至BNO)一時受到追捧。在筆者成長的年代,親見英國人說走便走,如今我們竟乞靈於BNO),真是歷史對 香港人的諷刺。

末日想像與其變調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末日(Doomsday)想像。如電影《十年》將香港未來描述得非常可怕,十年後香港將成為大陸的一個普通省份,甚至更差。在這 以前,已有短片以這類香港末日想像為主題。一件好的文藝作品能引起觀眾共鳴,替大家說出心底裏的恐懼。出現這類文化創作,並且能打動觀眾,說明現在香港存 在着一種末日的恐懼,大家心裏很悲觀很擔心。

這種末日想像與恐懼,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例如在基督教歷史裏,就曾出現大災難來臨、世界末日等想像。然而這卻是透過末日想像,來警示信徒應抓緊在世的日子(至少部分派別是這樣看吧),做當做的事,並鼓勵大家在絕境中要憑希望信心活下去,迎接美好的天堂福樂。

筆者並非批評電影沒有提供出路,作者帶出了問題已很有價值,並非所有藝術創作都要有一條光明尾巴。不過從整體社會的角度看,當我們認清了自己的恐 懼,明白前景灰暗以後,便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有力量繼續走下去,脫離困境,而不是停留在恐懼灰暗裏,被它壓碎了。就像電影《亂世佳人》中,女主角面對重重苦 難,最後卻不是讓傷痛淹沒了自己,而是重新站起來,說出那句經典對白:「明天,就是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末日想像的一種變調,就是認為既然末日將至,再做什麼也是無用的了,不如來個玉石俱焚;而且既然看不到出路,則再談什麼運動策略、爭取群眾、深耕細 作等,也是徒然。橫豎不再相信策略什麼的會有用,不如踏盡油門一衝到底便是了。這種「一鑊熟」的心態,以筆者觀察,早於2012年已經出現,現在更是不少 人的心底話。或有意見認為,溫和手段已被證明沒用,現在是時候試試激進了。但問題是,正如今次旺角騷亂所看到的,對政府無好感的人固然不少,但支持更激進 手段的人恐怕也不見得很多。而激進者也未見得能說服公眾,怎樣以這條路線面對香港政府及更巨大的中國國家機器。激進者要提出一個說法,讓公眾看到這是出 路,否則就像今次事件般,被不少輿論指為冒進盲動。

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溫和的手段據說再沒用了,激進的也試過,但深明鬥不過強大的國家機器,而民間就陷在互相指摘中,前面又看不到出路。香港人感到眼前的世界正土崩瓦 解,外面世界的震蕩撼動了人心裏根本的安全感,覺得情況失控,六神無主,「渺無所屬」。在急劇轉變的時代裏,舊制度及其文化遺產消失了,新的制度卻遲遲未 到,人感到徬徨,唯有託付給英雄領袖、託付給一些據說是信得過的政權,再不然就是停留在種種負面情緒、末日想像、玉石俱焚。香港現在的危機,不獨是政策與 政治都一團糟,更是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這種狀況不獨讓人厭悶,更是危險的。人心裏渴求一些看來是偉大、堅壯、可靠的東西,誰能使自己看來是偉大、堅壯、可靠,都有可能當上「永遠正確的偉 大領袖」,吸引到一批群眾願意奉獻自己。情況稍好的狀況下,可能是出現一些宗教大復興運動,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人心虛怯,基督教的奮興佈道家 就成功吸納了很多信徒。較不幸的發展,就是出現一些能滿足群眾這方面渴求的政治領袖,群眾願望將自己獻給「教主」,而「異教徒」則一律當誅,這將是香港的 大不幸。

一直以來,對香港政治的討論都集中在政策(具體施政)與政治(各個利益群體間的折衷)層面。諸如香港人精神上的歸宿、香港人的安全感從何而來,或會 被視為哲學家或宗教學者的課題,與政治無關。但其實比政策更根本的是政治,比政治更根本是社群的歷史,再往根本處探究,就是一個社群的精神面貌,而這些都 要從思想、文化、哲學的層面來思考。
文首所說,期望擴闊我們思考香港問題的空間,就是這個意思。現時感到的無力感,多少源於文鬥武鬥也不成,但在抗爭策略以外,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思考、 需要建設的。例如理清香港人的精神面貌、香港人精神世界的內涵、尋找香港人生存在世的意義,在過往這些討論或會被嗤之以鼻、唱高調,其實這些都是有意義的 長線建設,看來無涉政治,但發展起來後都會有政治意涵,是政治活動的基礎建設。

何來力量沉着勇猛?

或有意見認為,精神面貌、生存意義等是太遙遠「離地」的東西,有具體一點、「在地」一點的嗎?對不起,「在地」的東西往往要以抽象東西作基礎。我當 然可以說,香港人要振作起來,要以「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態度面對困難,要像魯迅的文章《拿來主義》般,以「沉着、勇猛、有辨別」的態度來面對困境,不 要脾氣主導了腦袋、不要顧影自憐老想着自己是悲慘的受害者。

正能量的東西總不會錯到哪裏去,但問題是,「世事滄桑心事定」誰不懂說?何來力量沉着勇猛才是最重要啊!這便是上文提過,行為的背後是態度,態度再 往深處挖掘,就是上述所講,群體精神層面的問題了。新約聖經之所以能提出末日之後有新天地,而不是無意義地受苦受災直到永遠,說得文藝點,是該民族的古老 記憶在呼喚着、鼓勵着這一代的同胞後裔。
近來多了人說香港主體,但如果這個主體總是像絲蘿托喬木般無法獨自站起來,或擺脫不了種種負面情緒,則這個主體也難有作為。期望香港人能以剛健的態度,多往建設的方向思考,昂首向前走。

劉紹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著有《香港的殖民地幽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