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現在的危機，不獨是政策與政治都一團糟，更是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現時香港的民心士氣夠低落了。特首選舉被卡着、社會撕裂、李波事件、可能出現的經濟嚴冬，還有年初一晚的旺角騷動；另一邊廂，是大家不單不喜歡特首
與政府，連不同政見的朋友同學、長輩晚輩也看不過眼。現在香港社會累積了強烈的情緒，壓力鍋隨時爆發，這不是提一些紓解民困的政策便可以根本解決的。處理 集體的情緒問題是關鍵。
香港現陷入一種精神層次的危機，這種狀況可用辛亥革命後及日本明治維新時的處境來說明。清代思想家、政治家康有為一直擁護帝制。在辛亥革命後，他看
到的不單是頭上再沒有了皇帝，而是過往熟悉的一套制度與文化都被革命掃走了。這不是沒飯吃經濟不好的問題（雖然在革命後這些都是問題），而是大眾所熟識的 舊世界一下子被整個打碎了，人心裏沒了依傍，陷入「進無所依，退無所據……若墜重淵，渺無所屬」（康有為語）的苦境。
康有為提的出路，是從意識形態入手，期望將儒學推到國家宗教的高度，以這種國家意識形態來填補革命後精神上、人心裏的空洞。康有為之議，與日本明治維新的經驗異曲同工。
明治維新後，封建制度被取代，大家不再是長州藩、土佐藩的人了，而是日本人。但日本人是什麼？如何建立這個國家的向心力？明治維新將天皇的地位推到
神靈的高度，成為一個集體膜拜的對象。日本人就是「萬世一系」天皇的子民，政治家們藉此建立全國人民的重心，讓群眾找到心靈的歸宿，期望這樣人們便安心建 設。不然，人心浮躁不安，將是國家發展的禍胎。
中國帝制早於辛亥革命被推翻了，但民眾就真的像啟蒙運動思想家預期那般，都成了自由民嗎？歷史的弔詭是，自稱無神論的社會主義者，卻是這種「造神運動」的 承繼人。在現代世界，還會將領導人遺體長期防腐，供人瞻仰的，就只有社會主義國家（前蘇聯的列寧，中國的毛澤東及越南的胡志明）。樹立大纛（古代的巨大軍
旗），讓四方八面的群眾可以看到，使他們安心，這是無神論者也要面對的問題。
現在不講個人崇拜了，但無論中國、日本及其他進入現代歷史沒那麼長的國家，仍然強調民族主義。「我群」就是這樣的一個圖騰，讓群體裏的成員找到目標，找到安身立命的踏實感覺。
從這個角度看，人類社會跟電影《迷你兵團》（台譯《小小兵》）裏的小小兵沒有大分別。這個族群需要一些讓兵團共同前進的方向、一面讓群眾感到安心的大旗，否則人便會陷入苦悶無聊，以至自相殘殺的境地。舊約聖經說，「沒有異象，民就放肆」，便是這個意思。
或曰，安身立命，這不是宗教的角色嗎？與政治何干？奈何在現代社會，宗教已退到幕後了，天上的安身立命之所已不是人人相信，但即使世俗化的人，心裏
仍渴望有一些巨大的東西，可給自己遮風擋雨，像香港這般高度現代化的社會也是如此。這幾年香港看到的末世風情，都可從這種精神狀態來理解。
尋找英雄、犬儒、嘲諷、離開
香港人這幾年來一直尋找認為可茲託付的英雄，期望英雄能代表自己，對抗令人窒息的局面。曾被託付的人物包括社運領袖、學生領袖、言論出格的學者，甚至乎足球員、向政府展現「企硬」（不退縮）姿態的新電視台創辦人等。
可惜風潮一過，這些曾被寄予希望的人物，幸運一點的會留在觀眾的短期記憶中，風潮過後便被人遺忘；不幸的便淪為攻擊對象，「教主」被捧了出來，受人膜拜，但只一段不長的時間便失去光華，群眾再找另一個對象來寄託。
另一種反應是犬儒與嘲諷。我們嘲諷既得利益者，對被視為權威、主流的人物及機構大玩「惡搞」。有說犬儒與嘲諷是弱者的武器，誠然我們也愛看到「大
人，你露出馬腳了」、喜歡有人替我們出口氣。但問題是惡搞完、嘲諷完、過癮了，那個權威、大台仍是「我自巍然不動」。如果是這樣，則犬儒與嘲諷所能達到 者，只是對傷痛的短期舒緩。如果只停留在這種過癮，僅此而已，則恐怕便成了無甚長遠意義的消費了。
再另一種反應是離開，香港人應該不會陌生的。未必是真的跑，而是心態上期望有人可以保護我，尋找一棵可遮陰的大樹、一個可茲託付的政權。年前多人談
移民台灣；李波事件後驚覺別人可以隨便來到香港拿人，我們憤怒，感到尊嚴受損，但在事件中，未見香港出現「香港自強運動」之類的呼聲，較多的是續領 BN（O）（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簡稱），以至BN（O）一時受到追捧。在筆者成長的年代，親見英國人說走便走，如今我們竟乞靈於BN（O），真是歷史對 香港人的諷刺。
末日想像與其變調
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末日（Doomsday）想像。如電影《十年》將香港未來描述得非常可怕，十年後香港將成為大陸的一個普通省份，甚至更差。在這
以前，已有短片以這類香港末日想像為主題。一件好的文藝作品能引起觀眾共鳴，替大家說出心底裏的恐懼。出現這類文化創作，並且能打動觀眾，說明現在香港存 在着一種末日的恐懼，大家心裏很悲觀很擔心。
這種末日想像與恐懼，在人類歷史上並不鮮見，例如在基督教歷史裏，就曾出現大災難來臨、世界末日等想像。然而這卻是透過末日想像，來警示信徒應抓緊在世的日子（至少部分派別是這樣看吧），做當做的事，並鼓勵大家在絕境中要憑希望信心活下去，迎接美好的天堂福樂。
筆者並非批評電影沒有提供出路，作者帶出了問題已很有價值，並非所有藝術創作都要有一條光明尾巴。不過從整體社會的角度看，當我們認清了自己的恐
懼，明白前景灰暗以後，便要思考如何使自己有力量繼續走下去，脫離困境，而不是停留在恐懼灰暗裏，被它壓碎了。就像電影《亂世佳人》中，女主角面對重重苦 難，最後卻不是讓傷痛淹沒了自己，而是重新站起來，說出那句經典對白：「明天，就是新的一天（Tomorrow is another day）」。
末日想像的一種變調，就是認為既然末日將至，再做什麼也是無用的了，不如來個玉石俱焚；而且既然看不到出路，則再談什麼運動策略、爭取群眾、深耕細
作等，也是徒然。橫豎不再相信策略什麼的會有用，不如踏盡油門一衝到底便是了。這種「一鑊熟」的心態，以筆者觀察，早於2012年已經出現，現在更是不少 人的心底話。或有意見認為，溫和手段已被證明沒用，現在是時候試試激進了。但問題是，正如今次旺角騷亂所看到的，對政府無好感的人固然不少，但支持更激進
手段的人恐怕也不見得很多。而激進者也未見得能說服公眾，怎樣以這條路線面對香港政府及更巨大的中國國家機器。激進者要提出一個說法，讓公眾看到這是出 路，否則就像今次事件般，被不少輿論指為冒進盲動。
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溫和的手段據說再沒用了，激進的也試過，但深明鬥不過強大的國家機器，而民間就陷在互相指摘中，前面又看不到出路。香港人感到眼前的世界正土崩瓦
解，外面世界的震蕩撼動了人心裏根本的安全感，覺得情況失控，六神無主，「渺無所屬」。在急劇轉變的時代裏，舊制度及其文化遺產消失了，新的制度卻遲遲未 到，人感到徬徨，唯有託付給英雄領袖、託付給一些據說是信得過的政權，再不然就是停留在種種負面情緒、末日想像、玉石俱焚。香港現在的危機，不獨是政策與
政治都一團糟，更是精神世界正在崩潰。
這種狀況不獨讓人厭悶，更是危險的。人心裏渴求一些看來是偉大、堅壯、可靠的東西，誰能使自己看來是偉大、堅壯、可靠，都有可能當上「永遠正確的偉
大領袖」，吸引到一批群眾願意奉獻自己。情況稍好的狀況下，可能是出現一些宗教大復興運動，例如在20世紀50年代的香港，人心虛怯，基督教的奮興佈道家 就成功吸納了很多信徒。較不幸的發展，就是出現一些能滿足群眾這方面渴求的政治領袖，群眾願望將自己獻給「教主」，而「異教徒」則一律當誅，這將是香港的
大不幸。
一直以來，對香港政治的討論都集中在政策（具體施政）與政治（各個利益群體間的折衷）層面。諸如香港人精神上的歸宿、香港人的安全感從何而來，或會
被視為哲學家或宗教學者的課題，與政治無關。但其實比政策更根本的是政治，比政治更根本是社群的歷史，再往根本處探究，就是一個社群的精神面貌，而這些都 要從思想、文化、哲學的層面來思考。
文首所說，期望擴闊我們思考香港問題的空間，就是這個意思。現時感到的無力感，多少源於文鬥武鬥也不成，但在抗爭策略以外，還有很多空間可以思考、
需要建設的。例如理清香港人的精神面貌、香港人精神世界的內涵、尋找香港人生存在世的意義，在過往這些討論或會被嗤之以鼻、唱高調，其實這些都是有意義的 長線建設，看來無涉政治，但發展起來後都會有政治意涵，是政治活動的基礎建設。
何來力量沉着勇猛？
或有意見認為，精神面貌、生存意義等是太遙遠「離地」的東西，有具體一點、「在地」一點的嗎？對不起，「在地」的東西往往要以抽象東西作基礎。我當
然可以說，香港人要振作起來，要以「處變不驚、莊敬自強」的態度面對困難，要像魯迅的文章《拿來主義》般，以「沉着、勇猛、有辨別」的態度來面對困境，不 要脾氣主導了腦袋、不要顧影自憐老想着自己是悲慘的受害者。
正能量的東西總不會錯到哪裏去，但問題是，「世事滄桑心事定」誰不懂說？何來力量沉着勇猛才是最重要啊！這便是上文提過，行為的背後是態度，態度再
往深處挖掘，就是上述所講，群體精神層面的問題了。新約聖經之所以能提出末日之後有新天地，而不是無意義地受苦受災直到永遠，說得文藝點，是該民族的古老 記憶在呼喚着、鼓勵着這一代的同胞後裔。
近來多了人說香港主體，但如果這個主體總是像絲蘿托喬木般無法獨自站起來，或擺脫不了種種負面情緒，則這個主體也難有作為。期望香港人能以剛健的態度，多往建設的方向思考，昂首向前走。
劉紹麟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講師，著有《香港的殖民地幽靈》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