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守護過去 想像未來

港大校委會莫名其妙的「等埋首副」決定，激發起守護大學自主的運動。自從2003年7月1日反23條遊行之後，香港此起彼落的社會運動，大多數旨在保衛既有的生活方式和 公共空間，例如利東街、天星皇后、菜園村反高鐵、反國教、反新界東北發展，又或是抵禦破壞香港核心價值的政治干預，特別是在梁振英上台之後。弔詭的是，這 些被主流媒體、建制輿論評為愈來愈激進，甚至類比作文化大革命的社會運動，目標其實並不在於破舊立新，而是帶有強烈的保守過去的文化價值、行事方式的訴 求。「革命」否定的是過去，指向的是未來。以守護既有的生活方式、核心價值、行事程序為目標的社會運動，如何與「破四舊、立四新」的文化大革命扯上關係？

在行為形式以外尋找出路

或換另一種提問的方式：旨在保衛港大過去慣常的委任副校長程序的行動， 如何被轉化成破壞社會秩序的「文革」？如果「社會秩序」是指社會上大多數人習慣接受的處事程序、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那麼港大校委會突然提出的「等埋首 副」要求，為什麼沒有被批評為激進、破壞既有的「社會秩序」？原因在於，我們現在判斷一件事情的性質或對錯時，已愈來愈習慣只看令事件發生的行為形式，而 非行動所針對之議題內容和價值取向，更忽略行為所置身的社會脈絡。我姑且稱這為「行為形式主義」。

以行為和形式取代內容與價值，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地論斷是非對錯，近年在香港大行其道，其呈現的方式包括：公關妝扮的流行、「打好份工」的姿態、象徵式的公眾諮詢、儀式化的示威遊行等等。

爭 取特定訴求、守護文化價值的行動，被置換成破壞公眾秩序的論述，通常是透過對特定事件的「正反」鋪陳，然後各打五十，最後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為 理由，把事件的具體內容及價值判斷擱下，然後轉向談行動的形式，並於脫離社會脈絡的情况下，高舉「溫和理性」的普世原則（儘管往往又反對「普世價值」）， 批評「衝擊」的行動形式「暴力」，而實質在「客觀中立」的外衣下，仍然是立場鮮明的政治取向。

在這置換焦點的過程中，部分社會運動或民主運 動的參與者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除了傳統民運的「和理非非」路線，與上述的偽裝「政治中立」的論述暗合之外，部分新社運也過於在意媒體的角色，不惜調校言 論和行為，希望能吸引傳媒的目光。而近年「城邦本土派」的論述，更為「行為形式主義」提供了一套似是而非的「勇武」詞彙，例如「以武制暴」等概念，焦點仍 然集中於行動的形式，以空洞的語言，取代了對事件的社會脈絡和具體內容的分析。

在當代香港，由於政治體制不民主，溫和示威不受媒體關注，學 生民眾祈望以較激烈畫面吸引傳媒鏡頭，發出異議聲音，自是很可以理解；但在「CCTVB」獨大（是約六成市民的新聞資訊來源）、主流報章歸邊的媒體生態 下，「激烈畫面」往往被編輯成對學生民眾不利的報道，使爭取民主的社會運動經常陷於兩難的局面：要麽不被注視，要麽備受扭曲。如何面對及走出這兩難的困 境，是香港社會運動的重要課題。超越行為形式主義，回到事情的具體內容和歷史/社會脈絡，是一個值得嘗試的方向。

守護過去是為了走向未來

相關的問題是：為什麼近年湧現的社會運動，多指向守護過去，少談未來的願景和方向？主要原因，自然是政權建制對舊有社區生活和文化價值的「盡情破壞」，惹起 了民間的反彈。另一方面，這亦跟由政權建制、「城邦本土派」、「溫和泛民」所共同鼓吹或參與鞏固的「現實政治」論述有關。在已成為統治共識 （hegemony）的「現實政治」論主導下，談未來願景被認為「離地」，「光復」街道保衛本土則相對「實際」。然而，保守舊物，不也是為了當下與未來更 好的生活，以及為下一代留下些有價值的遺產？如果我們對將來沒有祈盼，「光復」與「保衛」還有什麼意義？換句話說，缺乏對未來理想生活的想像和願景，守護 過去就變得無的放矢，失去方向。

隨着雨傘佔領的結束，愈來愈多青年朋友，清楚地提出討論香港未來願景的重要性。例如方志恒等年輕學者提出的 革新香港、永續自治呼召，又或是更年輕的黄之鋒所倡議的公投修憲（〈民主運動 下一步〉，《明報》，8月2日），都嘗試建立一套走向未來的綱領，追求一種有別於「民主回歸」和「城邦本土」的香港前途論述。儘管方與黃的想法還有待深化 完善，部分分析立論亦可以商榷，但他們勇於直面未來、敢於談論願景，以至提出香港前途的新的想像，顯然是下一波民運無法迴避之路。

要系統及深入地討論方與黃所提出的綱領和開列的課題，是需要點時間及做點功課的，這裏只就探討方向上，提出兩點初步的補充，期待更多有心有力的人加入討論，發展出對香港前途更具體的分析和更豐富的想像。

方與黃有關香港未來的想像和政治行動綱領，其實都建基於一種對香港過去的判斷。方的《香港革新論》較直接表述了他對香港殖民歷史的回顧和分析，黃之鋒對「民 主回歸」失敗的檢討，也立足於他對1980年代迄今的政治發展的檢視；而他對港人主體性的呼召，也隱含了對香港過去確實沒有孕育出主體意識的一種歷史判 斷。如果說方對港英殖民時代的「自治共同體」的論斷稍嫌簡化，那麼黃的文章所欠缺的，則是對殖民經驗的系統分析。假若確立港人主體性是走向未來的重要目 標，仔細地梳理港人主體性難產的歷史原因，恐怕是建立香港前途新論述的必經之路。換句話說，公投修憲、革新香港、永續自治等政治行動綱領，終歸是為了完成 解殖（decolonization）未竟之業。

另一個有待補充的討論方面，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全面檢視，尤其是回顧中共政權和中國社會性 質的變化走向，以及分析中港關係的歷史脈絡和當代發展動態，從中思考香港的未來。儘管方與黄的出發點是對香港本土和主體性的關懷，但由於中港兩地的緊密歷 史連繫，以及當代中共政權對香港無遠弗屆的影響，要想像香港的未來，恐怕無法忽略中國的現代歷史發展脈絡。

面對社會運動的兩難困局，尋找一 種能結合內容與形式、切合置身的社會脈絡的行動方式，借用熟悉的文化資源以創造主流媒體難以簡單歸類的陌生顛覆效果，也許是值得一試的出路；而要徹底抗衡 行為形式主義，發展新的香港前途的論述，我們則需要把香港置放於殖民歷史和現代中國的發展脈絡中，分析檢視過去，想像思考未來。

10/08/15 「一家之言」

古德明: 食水苦主

香港公共屋邨食水驗出含鉛，屋邨住戶相結，以「食水苦主大聯盟」為名，追究當局責任。這個大聯盟，很有新中國人特色。

中文「苦主」一詞，指命案死者的親屬。例如《水滸傳》第十一回青面獸楊志殺死潑皮牛二，推官敬他是個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沒苦主，把款狀 （認罪詞）都改得輕了」。《元史》卷一零五元朝刑法云：「諸軍官，因公乘怒，輒命麾下毆人致死者，杖八十七，解職，徵燒埋銀（殮葬費）給苦主。」食水苦主大聯盟似乎不是要向當局索取燒埋銀，甚至似乎沒有成員家屬因鉛水而死。然則「食水苦主」究竟是什麼意思？

《說岳全傳》第五十五回岳家軍統制王佐要刺殺金邦勇將陸文龍，自斷一臂，投奔金營，詐稱自己主和，遭岳飛酷刑。金兀朮說：「某家封你做個『苦人兒』之職。你為了某家，受此痛苦，某家養你一世。」兀朮不會封王佐做「苦主」。

又《明史》卷二八一田鐸知蓬州，為官大公至正，御史到州巡察，見公堂寂然，沒有訴訟，感到奇怪，訪查之後，才知道「州無冤民」，贊歎而去。《明史》不會說「州無苦主」。

但新中國人一不懂得說「食水冤民大聯盟」，二不懂得說「鉛水住戶大聯盟」。因為他們只認識現代漢語，只知道不把中文千刀萬剮就不合潮流。所以，請不要說現代漢語人誤用了「苦主」一詞。他們會笑你食古不化。

呂秉權﹕怎能讓「支持特區政府」成為青少年的價值？

國家副主席李源潮日前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香港新家園協會組織的1800人香港青年創新創業交流團，場面墟冚。

會上李源潮罕有地公開呼籲香港青少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新華網和中央台的報道如下：

「李源潮說，香港與祖國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全國人民正在為實現中國夢努力奮鬥，這為香港發展提供了動力和機遇。希望香港青少年以更寬廣視野思考香港發展，把注意力集中到幹事創業上來，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香港和國家的發展作出新貢獻。」

李源潮希望香港青少年以3方面，為香港和國家發展作出新貢獻：一是以更寬廣視野思考香港發展，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幹事創業上來，三是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寬廣視野思考香港問題，必然要從國際、全國和本土角度去思考香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不能只靠阿爺價值。

集中注意力到幹事創業，但如果制度不公、政府無能、人人只向錢看，創業者最終都可能受害。

籲港青年支持政府 以往少見

叫青少年集中精力幹事創業，但話鋒一轉突然叫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語理格格不入，毫無邏輯。

「希望香港青少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種提法以往甚少出現，先看看以往類似提法的幾種層次：

（1）領導人對特首或特區政府：如習近平說中央政府充分肯定、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重申「全力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政府依法施政」；梁振英引述張德江說「繼續堅定支持自己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2）黨報/白皮書對特區：如佔中時，《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稱「堅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央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3） 中央對領袖團體：如張德江冀民建聯支持特首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中聯辦主任張曉明希望香港社會各界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兩年前時任中聯辦副主任王志民 說，希望社會年輕人團體帶領推動各界年輕人成為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的生力軍；李源潮兩年前希望香港青年領袖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觀乎國家主席習近平過往對青年的勉勵，大都集中叫他們堅定理想、勇於創新、艱苦奮鬥實現中國夢。

但今次李源潮的提法，是直接請香港青少年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種「急青少年所急」的露骨和直接呼籲，連共青團章程及少先隊章程皆沒有，更遑論聯合國、外國和本港的青少年或《青年約章》和宣言。

青年約章定明，應鼓勵青年在自由、民主、尊重人性尊嚴、寬容、團結及和平精神下成長和發展。青少年有獨立思考，知道特首和特區政府做得好不好，值不值得支 持，是其是，非其非，不用權貴舞弄。談青少年集中創業又突然叫人支持特區政府，十分「無厘頭」，反映領導人欠缺「3個自信」，急忙為特區政府箍票，隨時可 能弄巧反拙。

內地青少年很少有這種被呼籲，香港青少年真的很有福，這全拜特區政府所賜。

作者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

程翔﹕中共從幕後走到台前——從《人民日報》社論談起

《人民日報》海外版8月3日刊登文章高調地「勸退」陳文敏，間接證實了兩件事：一，從一開始阻擾陳文敏出任校長的正是中共；二，劉進圖所披露的有中間人向陳文敏勸退之事可信，因其所持的理由同人民日報不約而同。

這次香港大學出現百年來僅見的危機，明顯是有政治背景，事件的本質是北京對「佔中」的秋後算帳，但是在香港，這個問題卻難宣諸於口，於是有部分親北京的校委把一個政治干預的問題模糊成一個程序問題，躲在程序後面實行政治干預。現在人民日報高調介入，捅破了這層偽裝的薄紗。

中共公開表態後，大學當局在陳文敏的委任問題上變得更加左右為難。要是不理會「勸告」，則北京有可能下不了台而老羞成怒，用各種「軟措施」抵制香港大學，例 如不歡迎陳文敏以大學副校長的身分處理涉及大陸的各種交流。筆者已經風聞有人正是以此為由，要求大學慎重考慮這個後果。但是，如果大學接受「勸告」，則港 大百年基業（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將毁於旦夕，而香港賴以成功的精神要素（例如自由、多元、法治、程序）等將遭到無可扭轉的敗壞。筆者希望校委會在處理這 個「兩難」問題時，能考慮再三幾個問題。

對陳文敏的攻擊意味着什麼？

經過3個多月的大批判後，《文匯報》為陳文敏定了「七宗罪」（2月13日），要他交代「9個問題」（2月16日）。在這股排山倒海的攻勢中，我們看到表面上是打陳文敏一個人，但其所持的理由卻涉及香港這一制度的核心價值。筆者試用附表說明這個問題。

分析左派給陳文敏所定的罪，我們不難發現，他所「犯」的「罪」，都是這個社會珍惜的核心價值。所以如果我們今天裝着不知，則明天我們很可能就成為下一個受害者。

否決陳文敏意味着什麼？

請校委會袞袞諸公考慮一下，假如你們否決了陳文敏，你們傳遞了什麼信息？

（1）你們選擇了「政治正確」而放棄了「學術卓越」。 

陳文敏於2002年至2014年擔任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在此期間，在他的領導下，團結全院老師共同提升法律學院的地位，成績非常顯著。根據英國 QS（Quacquarelli Symonds）機構所發表的年度大學排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在2013年的排名是全球第20位，到2014年更升至第18位，而本港其他大學的法律學院 都不在首50位之內。這是縱向看。橫向看，在2014年香港大學整體在全球的排名是28，而法律學院是18，高出大學整體水平。QS對香港大學法律學院的 排名紀錄，可以說是對陳文敏出任法律學院期間所作的貢獻最權威的評價，也是他2014年卸任院長時最好的禮物。

可是，如果校委會否決了陳文 敏的任命，唯一的解釋是他們追求的是「政治正確」而不是「學術卓越」。這樣香港大學的前途就被他們葬送了。筆者不期然想起大陸文化大革命期間常常聽到的一 句話：「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筆者萬萬想不到今天的香港居然要被迫在「草」與「苗」之間作出選擇！

（2）你們屈從了權力而犧牲了公義。

陳文敏是由校委會成立的物色委員會經過全球招聘後獲推薦的副校長人選。校委會當然有權不接受某一個推薦，但必須提出非常充分的理由，否則是對整個遴選工作的不尊重。

校 委會為確保候選人「身家清白」，還專門成立了一個審核委員會調查捐款案。其成員都是社會上有名望的專業人士，計有：主席黃啟民（前國際會計師事務所合夥 人、前香港證監會非執行董事），成員包括：張澤佑法官（高等法院上訴法庭法官）、洪丕正（渣打銀行大中華地區行政總裁）、廖榮定（執業會計師）、鄧國斌 （前政府審計署長）、謝秀玲（前醫管局財務總監），其中黃啟民和洪丕正亦是校務委員會委員。

從這個名單可以看出，委員會成員都是專業的、公 正的、獨立的（與大學沒有直接關係）和富有大機構財務監管經驗的人。經過他們兩次審核後均認定陳文敏在捐款事件中沒有違法、違規的事項。假如在通過嚴格審 核後校委會還繼續不予任命的話，唯一的解釋是他們選擇犧牲公義來屈從權力。

如何解決目前困局？ 

筆者認為，目前解決任命與不 任命這個兩難問題的唯一辦法，是回歸香港大學固有的任命程序，尊重物色委員會推薦的這個傳統。這固然是大多數校友、師生的願望，也是反對陳文敏的人一個合 適的下台階，體現他們也願意按照既定程序、既定遊戲規則來處理矛盾的精神。所以，一批校友擬在9月1日的畢業生評議會上提出一項動議，在充分尊重物色委員 會的推薦的情况下盡快按原定程序完成對副校長一職的任命。

與此同時，北京必須自覺地嚴格執行《基本法》第136、137條的規定，不要介入本地大學的日常運作。否則，香港大學百年基業將毁於一旦。

殷鑑不遠！最近西安理工大學水利水電學院的寧利中教授撰文，題為〈在中國大陸已經消失的9所世界級大學〉，指出在1949年中共建政前，中國有9所大學在那 個年代已可稱為當時的世界級大學。但在1952年中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中它們「集體消失」（見「科學網」寧利中博客）。由於政治的強力介入而遭到「集體消 失」厄運的名校包括：燕京大學、輔仁大學、齊魯大學、東吳大學、聖約翰大學、震旦大學、之江大學、金陵大學、嶺南大學。名校「集體消失」，是中華民族的嚴 重損失，也是我們時刻要引以為戒的事情。所以我們籲請校委們與我們一道，切實站起來捍衛香港大學。

林行止: 可以居病國富民窮 新加坡痛民心排外

一、

去周日（八月九日），是星州被馬來西亞聯邦「開除州籍」、只好不情願地以新加坡共和國之名獨立的五十周年紀念日。據去周六盧峯為本報訪問南洋重要歷史學 家、港大前校長、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主席王賡武教授的分析，當年的客觀環境極度惡劣（經濟以至食水依賴大馬而左傾親共的印尼虎視眈眈），證諸今 日的政經成就，彰顯了李光耀治國有道有術；盧氏這篇「信訪報」特稿，對新加坡國情有興趣者不應錯過。不過，王教授在若干關鍵性問題上，似乎點到即止，未有 深入論述，是美中不足。王教授認為新加坡之能成功，在於建國期初打造了獨特的政治文化……，卻未指陳其最獨特處為把共產黨掃地出門，黨員一個不留；筆者強 調這種斷然舉措十分重要，經常藉此提醒港人，勿存學新加坡的妄想。王教授對陸權和海權國家「爭霸」的論說，甚具啟發性，然而，驟眼看來屬陸權國家 （Continental Power）的中國，由於與陸地接壤的大部分國家有這種那樣的糾紛（當然包括疆界不清長期爭執以至軍事衝突危機隱伏的問題），無論與這些鄰國的政治交往及 商貿往來，因而均有不足，不少論者遂指出中國雖是大陸卻屬海權國（Maritime Power），以其對外往來主要靠海洋。這種表面看起來並不合理的論斷，從經濟數據看，卻有一定道理，因為中國經海路的外貿數倍於陸運。準此，遠洋海軍剛 剛起步的中國，便有點「落後於形勢」。不過，國家主席習近平倡議的「一帶一路」，旨在以交通基礎建設（鐵路、公路、海港等）為突破點，推進我國與沿線各國 之間的交通、貿易、金融及文化的互通互聯，在這種互動過程中，中國應得重大政經利益，「如無意外」，經過一段時間後，主催此事的中國的陸權國地位才能確 立！

在筆者看來，中國如今是半海權半陸權國家，在東海和南海事務上應韜光養晦、以和為貴，因為半湯半水的政經和軍事力量，是很難擺平「有所為而來」海權大國的干預。

二、
正式立國五十年（脫離英國則在一九六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新加坡創下了令世人目為之眩的全方位成就——不少論者認為是人類史上最成功的政經成就—— 無論在食物供應、居住問題、保健醫療、教育以至就業等方面，都見舉世無匹的成績，引述現總理李顯龍於金禧國慶日的講話︰「雖然沒有天然資源，我們讓所有國 人受教育，並製造機會，做到人盡其才……」，實情果真如此。從具體數據看，在一九六五年，以名義美元計，新加坡人均國民生產毛值（GDP Per Capita）在五百二十元水平，同年美國為七千五百二十、香港六百七十八、英國四千二百；到了二○一四年，此數字依次為五萬三千六百、五萬六千四百、四 萬二千四百及四萬四千……。若以貨幣購買力平價（PPP）計，去年新加坡為八萬二千八百而香港僅五萬四千七百……。這半個世紀以來，新加坡人的「經濟能 力」增幅，世界之冠、遠超香港，彰彰明甚。

新加坡成功之「道」何在？答案很簡單，在掃除了政治障礙（沒有意識形態之爭的糾纏）後，李光耀團隊信奉的「管治哲學」，不外是精英管理 （Meritocracy）、擇善固執的實用主義（Pragmatism）和誠實正直（Honesty），此種簡稱MPH之治，奉行用人惟才、不圖好高騖 遠地創造新管治方法而是汲取世上成功例子而學之；誠實正直比較難貫徹，因為高薪不一定能夠養廉，新加坡政府之能比較廉潔有效率，也許從政者有打造一個足為 世人範式的新型小國的使命感——使命感令統治精英有英國士大夫所說肩負「位高任重」（Noblesse Oblige）重擔的責任，因此能夠在滿足個人私利——物質上與精神上——後，全心全意服務國家。

「位高任重」難免會令新加坡出現「開明專政」（Enlightened Dictatorship）政體，李光耀、吳作棟以至李顯龍均具此種特質。這種外人看來專權武斷的管治手法，即使新加坡從立國始便行一人一票的民選制度， 亦無法釋除世人的懷疑眼光；事實上，因為專權而假提高辦事效率之名壓制「噪音」，新加坡的確沒有新聞自由（無國界記者組織今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排名，在一百 八十國中，新加坡位居一百五十三；參考資料，台灣、香港和中國的排名依次為五十一、七十和一百七十六）；人權組織「自由之家」則指該經濟蓬勃的民選國家人 民只享有「部分自由」……。和對新加坡政府「說三道四」的海外論者一樣，新加坡人對當局的專橫獨斷反感者不在少數（比較激烈的反對者莫如少年余澎杉 〔Amos Yee〕），但大家不應忽視的事實是，有「出國自由」的新加坡人很少移居外國，這充分表明在權衡比較下，大多數人認為新加坡雖然「沒有充分自由」卻仍是個 「可以居」的國家。顯而易見，新加坡是不少崇尚自由的港人的熱門「移民國」。所以如此，值得理性者深思。

三、
新加坡人外移者不多，但進入該國工作、居留以至入籍者眾，在有「自由選擇」的世界，筆者相信這些人作了對本身最有利的選擇，那意味新加坡政治雖有種種為人詬病的缺點，大體上仍是個人民可以安居樂業的國度。

據昨天本報「星洲金禧」報道，該國超級大黨人民行動黨希望藉國慶活動帶起的「愛國主義情緒」，提前於九月舉行大選。國慶活動也許會誘發人民對人民行動黨（PAP）「感恩」，提前大選因此對執政黨有利。

下次大選再由PAP勝出的機會甚大，但其得票率可能遜於已經滑落的上屆；作為旁觀者，筆者隱隱約約看到不少不利執政黨選情的棘手問題。

眾所周知，有大約九成新加坡人住在「自置」（資金來自份下的中央公積金〔CPF〕）的公（組）屋，雖然近年湧入的資金和人口以十萬計，但這種興旺之象並未 產生經濟學家所說的「金錢的外部效益」（Pecuniary Externalities），即這種現象並未令本地人受惠；在通貨收縮的大環境下，新加坡過去六七個月持續錄得「負通脹」，但人民的生活質素下降之象明 顯，以外來者太多（大約佔總人口之半），不僅令樓價與租金居高不下、公共設施使用率過度密集，在在令本地人感到壓力和不方便。舉個簡單例子，許多年輕人因 此缺乏搬離三代同堂的祖屋獨立生活的財力，加上公共交通等公共設施因人流太擠造成的供不應求，不少本地人因而對現行移民及外勞政策大表不滿；過去多年，新 加坡樓市興旺，物業有價，很多新加坡業主（組屋和私屋）趁機按揭升值甚多的物業，結果是目前該國「家庭負債」（Household Debt）總額竟佔 GDP百分之七十五（這可大出一般人意料），雖然利率甚低，但一來如今利率看漲，二來不論利息支出多寡，均對未來消費能力有消極影響 ——在大約三分之一收入必須作為公積金供款的規定下，新加坡人未來的消費能力，不應看好。

令人對新加坡經濟前景不敢如過往般樂觀的，還有其主權基金（政府全資擁有）淡馬錫（Temasek）未來的盈利恐難復舊觀。自從一九七四年成立以來，其年 平均增長達百分之十六，這與該國經濟持續高增長絕對有關（淡馬錫有近水樓台之利），如今本國經濟進度放緩，世界（特別是中國）經濟乏善可陳，淡馬 錫當無復昔日點石成金的光芒。新加坡當然仍是「富國」，但可用的資金難免有「捉襟見肘」之嘆，其將無力加派「免費午餐」，土著特別是退休人士把之歸因於外 勞和移民政策，也許會使執政黨失去若干選票！

當然，目前新加坡的經濟狀況仍不錯（淡馬錫七月中旬公布今年上半年利潤增長高達百分之十九！），惟其財政豐盈（總資產在二萬億港元水平）和民間的財 政窘迫情狀，形成強烈對比，切合皮格蒂在《二十一世紀的財富》揭示的g>r，即「資本」產生的利潤（股息、利息、租金及投資收益）遠遠大於經濟利益 （詳細解釋見收在《高稅維穩》的「財富嚴重不均根治並無善法」系列），結果可能出現貧（人民）富（政府）兩極愈走愈遠令社會矛盾深化的不和諧局面。人同此 心的這點「憂思」，也許是執政黨再也無法「大獲全勝」的底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