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德明: 後政改討論

六月十日，香港政制事務局長譚志源上電臺說，政制改革方案料遭民主派議員否決：「我們已展開『後政改』討論，探討未來的工作。」短短一句現代漢語，下流之氣襲人。

「後政改」無疑是英文post-political reform的變體，只是英文字母變作勒、趯、掠、啄等而已。英文常在某些事件、日期之前，加post（後）一字，表示該事件、日期之後的時間，例如 post-war arrangements（戰後的安排）、the post-colonial era（殖民政府之後的時代）等。但現代漢語人不會說「殖民政府後的時代」，卻會說「後殖民政府的時代」。他們的語文以英文文法為準。

中文的「後」字，置於名詞前後，意思不同。李商隱《行次西郊作一百韻》詠盛唐吏治：「況自貞觀後，命官多儒臣（朝廷重用文人）。」清朝才子袁枚和秦大士遊西 湖，過岳墳，代這個秦檜後人作一聯說：「人於宋後羞名檜，我到墳前愧姓秦。」中文不會說「人於後宋羞名檜」、「況自後貞觀」等。

當然，歷史上，我們有「前漢」、「後漢」；文學上，有《西遊記》、《後西遊記》之類。但「後漢時代」不是「漢朝之後的時代」，而是「漢朝後一半的時代」； 《後西遊記》不是說西遊之後的故事，而是西遊取經故事的後一半，主角換了做唐半偈、孫履真、豬守拙、沙致和而已。所以，論中文，「後政改」應是指政改下半 截而不是政改之後的時間。只是現代漢語人那裏會遵從中文法則。

古德明: 罪犯何條？

戲劇《連環套》有以下一場：漕標副將黃天霸遭山賊留書嫁禍，上司彭公把他召來，問道：「黃天霸，你可知罪？」黃天霸回答：「標下知罪，但不知罪犯何條？」彭公於是以山賊所留書信示黃天霸。彭、黃那一問一答，是舊中國戲劇的尋常套語，愛看粵劇、京劇者，都一定聽過。

但是，在新中國，你一招官家嫉惡，就不必問「罪犯何條」。比如說，中共港澳辦公室主任王光亞最近召見香港立法會議員，說香港「頑固派」勾結外國，鼓吹港獨，必須和他們「堅決鬥爭」。或問誰是頑固派，他回答：「你們比我更清楚。」

又六月四日，有記者赴天安門廣場採訪，遭警察攔阻。或問不得入場原因，警察回答：「你比誰都懂得。」

這種新中國答問法，今天也流行香港。五月五日，香港政壇元老董建華說，反共者不可競選行政長官。或問公民黨領袖梁家傑、余若薇可不可以，他一字一頓回答：「他們心知肚明。」

所以，黃天霸假如生於新中國，再遭嫁禍，就不應再說：「臣知罪，但不知罪犯何條？」因為主審者一定會喝道：「你心知肚明！」或「你比誰都清楚！」這樣，定讞 判刑就不用證據，不用解釋道理，甚至不用說罪名。畢竟那些罪名、道理、證據等，一說出來，會教世人齒冷。教世人齒冷的事，最好是行於不言之中。這一點，中共心知肚明。

高慧然: 點解咁肉酸？

瑞士某四星酒店發現中國遊客進食自助早餐時喜歡拼命拿取食物，把餐盤堆得滿滿，卻往 往吃不掉，取用的食物、飲品一半用來丟掉。酒店鄙夷這種行為，把中國食客離枱後食物堆積餐盤的情形拍攝下來，把浪費食物的相片和非洲飢餓兒童的相片擺放在 一起，用中英雙語提醒顧客不要浪費食物。唉，真是肉酸。

吃自 助餐遇到中國食客是極敗興的事，他們進食，彷彿不是為了吃，而是為了贏。誰在最短時間內搶到最多最貴的食物，誰就贏了。至於搶回去的食物能不能吃掉，那不 是他們關心的。我看過有人把一盤生蠔直接端起來，倒向自己碟中的，也見過等不及夾子，直接用手拿取龍蝦的。拿取過多食物，自己吃不掉，別人不夠吃，商家經 營成本大幅增加，更造成資源浪費，可謂損人不利己。

中國人吃 自助餐固然浪費，點菜吃飯也一樣，尤其是用公帑埋單時。那是因為中國人的價值觀與眾不同。量力而為、吃多少點多少在中國人看來是沒有面子的事，叫的比需要 的多，離枱時剩下一半以上的食物與酒水，才顯出主人家的豪氣。如果你批評中國人浪費，他們會反問你，「我用我的錢買下的食物，我吃不吃，關你甚麼事？」

中國人不明白，錢是他們出的，但資源，卻屬於地球上所有的人。他們無權浪費。全球食物及資源分配並不均勻，肆意浪費，應感到羞慚。

古德明: 黨權和人權

河南信陽市有個十三歲小孩，叫王志強，稟性愚騃，一天獨入市廛，覓不得回家路，流落官家救助站，幾個月就一命嗚呼。他父母聽說有同齡孩子死亡，姑往一看， 只見本來重九十多斤的王志強，遺體瘦骨嶙峋，重不過三十斤，而且傷痕纍纍，顯然是活活餓死打死。當局揆情議價，許王家十三萬元賠償了事，印證了中共《二零 一四年中國人權事業進展》白皮書的結論：「只有堅持共產黨領導，人權發展才能符合國情，持久不墮。」


現請再舉一個新中國人權實例：二零一三年，廣東佛山市政協委員何劍鋒遊增城百花林水庫，忽見一妙齡女綽約多姿，慾火頓生，趨前抱緊，往下一躍，共墜水中， 準備調戲，不料把那女郎溺死，賠償三百八十多萬元了事。法院名義上判他入獄十八個月，實際上卻緩刑兩年，於是小事化無。幾百萬元，對這位佛山政協兼澳門富 商來說，何足道哉。


舊中國不會發表人權白皮書，更沒有偉大共產黨領導，所以人命無價。漢高祖劉邦曾和父老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一直是舊中國法律基礎。明 朝時，固山富民周某因私債殺人，乞納穀三十萬石予大同府，抵償死罪。當時大同正有兵事，軍餉不足，有司就請朝廷商議。大臣王強不待他人開口，正色陳詞： 「祖宗律：『殺人者抵命，貪贓者落職。』奈何貪富民三十萬糧，廢祖宗法乎！」眾人無一異議，周某只得伏法（《玉堂叢語》卷二）。


今天，感謝共產黨領導，小民性命終於有價，王志強如是，那增城女郎如是。當然，感謝共產黨，無數命案更可以不用一錢了結。比如說，上月四川廣安市三萬民眾 雲集，抗議當局的鐵路規劃，武警大舉掩至，警棍左舞右盤，直殺得神號鬼哭，至少兩人死在棍下。他們家屬假如不受牽連，已是萬幸，更不要望賠償。同時，黑龍 江慶安縣農民徐純合準備往北京告狀，在火車站給公安一槍打死，律師謝陽答應為他家人討個公道，結果給二十多位江湖好漢圍毆，打得遍體鱗傷。這就是新中國人 權「重中之重」的「生存權」。


六月九日晚，貴州畢節市一棟昏暗破屋裏，有四兄弟姊妹仰藥自殺。他們父母都在遠方覓食，家無儋石，饑火難耐，就由十三歲的兄長寫下遺書說：「我們該走 了。」感謝共產黨，四個孩子至死都不會知道，中共總理李克強最近訪南美，一擲五百三十億美元買巴西一笑，協助當地基礎建設。而李克強得悉他們自殺消息後， 據說還「十分關切」，頒下「重要批示」，要「防止悲劇再發生」。在這樣着重人權的國家，貧家孩子的確只有一條路走。謹寄語那四兄弟姊妹，走到黃泉，不要向 閻君哭訴，更不要問誰是兇手。閻君早就瞎了眼睛。

林行止: 政改千重浪 誰不一肚氣

一、

環繞政改的隔空「對話」長達二十個月，看昨午立法會就政府提交《二○一七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方案》（政改方案）的「辯論」，議員踴躍發言，除了「情詞懇切」 有點「看頭」，卻實在沒什麼新鮮感遑論啟發性；對於這點缺失，議員大都心中有數，尤其是泛民議員們所以仍不辭重彈舊調、慷慨陳詞，對象已非局內局外的聽 眾，而是在意於「議會議事錄」（Hansard）上留下心跡，希望日後研究香港何以政治倒退的學者，能從中撮取有用的資訊，了解「當年」香港政壇有一 班信守《基本法》、不肯對京意唯唯諾諾的不識時務者，毋懼權勢、仗義發言。不過，他們這點卑微的願望，可能亦無法實現，以特區政府早已把保存檔案為歷史作 證的殖民地遺風，掃地出門。政府不保存「歷史文件」，已有前科，「議事錄」劫數難逃，似不可免；泛民議員也許要自己斥資，建立虛擬檔案並把之傳揚至他們認 為「議事錄」不會被刪除的地方！

從當權者——京官和京官委任的特區政府官員——推銷政改方案那種一言而為天下法（「一錘定音」）的架勢和手法看，在香港從政，欲有份量、稍有作為，除了照 足京意辦事，別無他途；在香港這個事事金錢掛帥的城市，受百餘年殖民者不鼓勵庶民從政的教誨潛移默化，香港人的血液裏並無從事實際政治的基因。因此緣故， 梁家傑議員昨天的陳詞，令人鼓舞、看到希望；湯家驊的發言，讓人看到用心從政者的失落與迷惘，令人感慨。

回歸後香港政治之所以一度呈現新氣象，讓人感到鼓舞，皆因受北京賦予香港「港人治港」的哄騙，論政團體以至政黨紛紛成立有以致之；非常明顯，投入其間者雖 無拋頭顱灑熱血的想法（遑論打算），當中且有些人視從政為一份「好工」（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是此中翹楚），但為此付出一定機會成本者亦頗不乏人。可是，十多 年下來，北京的一闊臉就變，以為（事實未必）會游水的蠍子置背牠過河的烏龜於死地，已無「懸念」！便是這樣簡單，香港的一切包括政制建構，都得按照京官的 旨意循序猛退，回到由港人一人一票選出京官欽點的港人替京官治港的起點（從字面看是「港人治港」的貫徹！）。一如署名Sammy699的讀者昨天在本報網 站的「留言」︰「人有尊嚴，有些為了餬口出賣一點點尊嚴，有些為了名利出賣包括尊嚴的一切。活得自由，擁有自由而不出賣自己的，今天（按指立法會「審議」 政改方案的第一天）只是一個平凡的日子。但那些可以賣掉尊嚴的，今天已不能再隱藏……。」看當權者面容肅穆（殺氣騰騰）宣稱要 「票債票償」的警告，為了尊嚴不肯就範不肯聞荒腔走板的京樂起舞的政客和民眾，看來前途是天陰有雨！

二、

 
從政也許是一種高尚的志業（「入行」後腐化出軌另當別論），但在公開聲言黨大於法且已不再避嫌地操弄香港百事的中國管轄的地方從政，卻完全是「另一回 事」！作最樂觀的推想，非我族類的香港政黨，其處境不外如內地的民主黨派，後者之能「發光發熱」、其領導人之能分羹苟活，絕對是對中共言聽計從的酬庸。換 句話說，如果不肯盲從黨的指揮、仍存一點是非之心及追求正義之念，在香港從政絕不自在、前路崎嶇，吃盡苦頭、受盡晦氣。筆者年紀雖大卻未算十分世故，可 是，看來看去、想前想後，這次因政改問題引來京官「訓政」之後，港人還憑什麼高談「守住一國兩制初衷」？在這種情形下，怎敢輕言鼓勵年輕一輩參與任何「命 運自決」的政治活動。因為這樣做的人肯定要付出可能包括人身自由和性命的代價。昨天筆者指出當局若漠視追求「命運自決」者的訴求，這極少數人的想法，有機 會發酵突圍，為中國帶來國際性壓力。但大家也許要考慮財大兵壯氣更粗的北京會再重手對付！

筆者昨天略略提及的德國國會縱火案，是重大政治陰謀，為納綷黨假共產黨黨員之手「搞破壞」以遂其促使國會立法允許執法當局肆意扣捕「非法分子」、「危機人 物」以至「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進而立法限制多種人民向來享有的權利；但願本港不會有這種「機會」……。香港人不具備與強權抗爭的基因和韌力，那些希 冀「外國勢力」介入的，在當前的經濟形勢下，更是提亦不必提（一份商業合約便令西方政客「收聲」）。如果北京為了國際觀瞻仍容許香港人有「言文」自由，筆 者以為已是「邀天之幸」了！

事實上，不敢鼓勵年輕人「從政」，不僅限於自由政治養分不足的香港，西方民主國家亦然。「目無法紀」和「狐狸」兩位美國政治學者，最近出了一本題為 《美國年輕一代為什麼疏離政治》（J.L. Lawless和R.L. Fox: Running from Office:Why Young Americans are Turned Off to Politics）。作者們根據對四千多名高中和大學生所作的「民調」，加上大約一百次「縱深訪談」，得出年輕一代大部分視從政為畏途，他們的理由，表面 看起來和筆者不再主張香港新生代應從政不同，但看深一層則無二致。美國青年對政客的不誠實、自私自利、當選後與求票時對選民的態度迥異以至民選政客對「獻 金者」有求必應等，極度反感，因此看不起地方民選官員、各級議員、部長甚至總統這些公職……。除非無法可想，他們不會選擇從政。這種情況將會在香港出現！

如果筆者對在香港從政前景黯淡的看法不致遠離事實，從今而後，香港也許會回到從前，即精英之士大都投入各類專業及工商金融界。「從政」的社會效益等於參與 傳媒有興趣報道的社團的工作（當然從政有收入做社團工作要支出），失去了追求社會正義的理想，政治活動不能乖離北京設定的原則，願意為此付出時間精力者自 然日少一日。可是，從這一兩年來的社會活動看，不少不畏困難不避風險果敢接受挑戰的新世代，他們仍有所堅持，並有不惜為此付出代價的打算；積極參與建制政 治沒出路，便大有可能走向反面的對抗，那可是難以迴避的趨勢。就此角度看，香港尚不至成為政治冷感的都會。

練乙錚: 中共謀求社運激進 港人如何將計就計

政改表決前夕，當權派對「袋一世」的論述改了又改，十分狼狽。先前李飛已經把話說死，「袋住先」其實沒有優化餘地，免得一旦政改通過，民主派和市民要求兌現優化承諾，北京吃不消。

可是，話說太死，卻難與一直以來特府的「先袋住、再優化」說法兼容，還可能影響對政改的支持。因此，在表決前夕，京港官員及大批幫閒忙不迭出來對 「袋一世」作各種各樣的再解讀，真是蔚為奇觀。於是梁特把「袋住先」解釋為人大再給不同框框之前的「長期袋住」；吳亮星議員說「袋住先」最多「袋一屆」； 律政司司長袁國強更在特府拚命宣傳「無優化」之後，昨天忽然改口說說「政改『袋一世』的說法在法律上並不正確，實際操作上亦不可能出現」。如此拙劣表演， 跡近卑鄙，難影響輿論！

京港管治集團巧纂的「小圈子真普選」方案擾攘經年，投入難以算計的海量人力物力，終了還要派出員警300名進駐立法會內部虎視眈眈，借防止暴力行為之名營 造震懾氛圍，務求影響27位「多層次」民主派議員，阻其連成一氣行使《基本法》賦予的權力。如此大動作，反襯出民眾反「袋一世」的意願強烈，的確對 泛民議員整體產生相當的督促作用！

加緊每個角落「插紅旗」

民主派這次出盡九牛二虎之力試圖堵住特府的全方位進襲，即使最終能夠否決政府方案，也頂多只能算是慘勝，因為下屆特首將一如既往在小圈子裏產生，充其量少 了一點偽普選可能騙得的管治合理性；堵不住的話，則無疑是慘敗！結果無論如何，投票之後的形勢絕對險峻，因為特府經過兩三年來的試錯，掌握了不少「新的」 專制管治伎倆，包括招降納叛、收編主流媒體、動員愛國民眾反民主、在關鍵的社會位置上安插政治親信，等等，加緊在香港社會每一個角落「插紅旗」！

然而，當權派對付社會的民主訴求的最宏觀策略是什麼呢？現在回顧，看得比較清楚了，是一個分兩招的策略。

第一招：推「小圈子真普選」魚目混珠。十年之前，社會對落實普選的要求開始迫切，特府內外的喉舌卻異口同聲以「民主不等於一人一票」為藉口百般推搪，一直拖到梁特上台之後賴不掉了，便曲解《基本法》、炮製假普選，由特首領唱「符合人大常委意思的就是民主真普選」。

第二招：以人大常委8．31決議為武器，使出「雙離間」。此即封殺溫和派、迫使激進路線抬頭，離間兩派，然後再藉機離間激進派與中間群眾。魚目混珠的偽普 選推出後，當權派悍然否決各民主派提出的政改議案之餘，同時蓄意百分之百拒絕社會上所有稍微包含民主因素的政改提議（哪怕是一些由「自己友」提出的符合 8．31決議的），面對幾十萬人參與的佔領運動只會施暴毫不妥協，繼而聲稱政府方案「一個標點不能改」、「8．31框架無限期有效」，造成泛民各黨派 完全失敗、激進路線抬頭的局面，然後利用中間及淺黃群眾一向怕事、安分平和的特性，割斷這些人一直以來傾向民主的政治取態，再輔之以不斷由大陸對香港殖民 的辦法，最終扭轉長期以來港人投票行為裏的「64黃金分割」律。

拘捕過程疑點甚多

京港當權派不可能不知道，一旦泛民溫和路線證實無效，激進思潮勢必應運而生，但激進操盤者特別容易犯各種技術錯誤，嚇怕中間及淺黃群眾，這個死穴當 權派當然懂得利用。本周初發生的抓捕「全國獨立黨」事件，便有可能是一齣「被導演」的戲。此事除了媒體報道過的甚多可疑之處之外，全部10多名涉案者非常 平和毫不反抗地被捕的過程就更加離奇。試想，一批擁有各種武器、做好了炸彈並處心積慮要向敵人丟的死士，據報遭警方逮捕的時候，只是目露兇光喃喃自語說聲 「憎死黑警、民主萬歲」便乖乖就擒，教人覺得不合乎常理【註1】。

然而，當權派封殺溫和派，迫使激進路線抬頭， 很可能是逼虎跳牆，產生更大的反對能量，原因有兩個。

一、民主派世代交替本身是一個自然過程，一直以來此過程在泛民政黨中進行得不順利，當權派封殺溫和路線，反而增加了泛民政黨高層裏的換代壓力；陳健民教授 上周號召泛民各黨50歲以上的領導於政改方案表決之後集體退下火線，便是壓力之一【註2】。領導年輕化，光是做事效率提高（打WhatsApp 也快些！）便會增加能量。二、泛民政黨一換代，年輕一輩上場，路線不能不有所修正，而且自然是向本土一方修正。「本土」代表的，主要是感性、實質的價值， 往後能夠引發出的力量，恐怕比理性、抽象的「民主」大（這樣把「本土」與「民主」二分當然不大正確，因為兩者可以兼容；不過，過去提「民主」的，多忽視了 「本土」，但現在提「本土」的，卻幾乎一定重視「民主）。

移民社會年輕一輩更本土之所以自然，不僅在香港如此，筆者在多倫多看到的實況也一樣。多市的港裔當中，肯關心港事、參與講座和遊行的人，大多數還是老一 輩、第一代的舊移民；第二代、年輕人融入當地社會文化即多市的本土化較深較易，對香港的事務就比較疏遠；到了第三代，了解和關心香港的，就更鳳毛麟角。同 理，經過170多年特別是過去60多年的間隔，香港社會形態更接近多倫多而與中國有別，港人年輕一代情繫香港本土很自然。

不過，現階段橫梗在本土力量發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礙，卻來自本土力量本身。據筆者年來的親身近距離觀察，「本土」大致分為左翼和右派，後者內部又再分派；然 而，派別之間，分別很小、成見很深。箇中原因，固然有意識形態的分野和地盤主義的爭執，在初生階段可謂必然；但是，由於風格不同和私人積怨，前述的必然矛 盾因素給放大了延長了。例子之一是，本土左翼的「快樂抗爭」遇上本土右派的「苦行抗爭」，格調的不同，便成為對方特別是本土右派的攻擊目標；此殊為 不必（筆者的性格傾向，是既「快樂」又「苦行」，是熟朋友都知道的；難道僅此便可成為兩派都要批判的對象了麼？）。

因此，周前開始在網上新媒體轉載署名「正鳴」的深度反思本土運動的長文〈本土派的崛起、反省、出路，與港人的歸屬、抗爭、民主路〉一文，便來得十分合時。 這篇文章顯然是本土右派手筆，然其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提出修正一直以來本土右派陷入了的「攘外必先安內」、打擊民主派內部其他派別的優先高於打擊共同敵人 的策略思維。文章的第五節「方向轉變的檢討：『安內』對本土派的影響」，對此有詳細的論述（不過，作者依然不放過「政棍、社運痞子」，指的大概是泛 民政黨的一些領導，說不定也暗含、旁及像筆者這款的「半個大中華真心膠」；因此，被指者要認真閱讀本文，可得有點氣度）。【註3】
作者說：「然而本土派奮起『安內』的方向，卻無助自身力量成長。打擊社運舊派勢力，使盲目跟隨政治代理人的港人，頓然失去了可寄生的依賴；本土派的 籌算，似乎希望他們驚醒過後，加入本土派，藉此壯大己方勢力，現實情況可是大多數依附者未有進一步轉投本土派陣營。本土派的迅速崛起和百家爭鳴，冒升於佔 領後緊接的光復行動和退聯公投，但社運日久，總不免熱情消退、民氣稍息。及後，本土派長期埋首與舊派爭功諉過，既使人厭倦社運界的爭拗，又錯失了向這群剛 甦醒的市民甚至港豬宣揚本土意識的時機。」這幾句話非常客觀，十分難得。

跟着又說：「本土派極力攻擊『左膠』……，無形中把爭取民主的全體群眾力量，分割成兩大陣營，甚或多個意識取態——『左膠』與『非左膠』，非左膠亦 包括『本土派』、『和理非』、『港豬』……。被標籤的無知參與者，自然心覺冤枉、不高興，由是心灰意冷不理政治……」；「雙方彼此攻擊，演化為意氣之爭， 各自搶着某些政治議題據為己有，雙方除了關注政改，舊派只談本地農業、菜園村、劏房、出版自由、言論自由和建設民主中國等等，新派則只談自由行、新移民瓜 分福利、走私水貨、雙非學童、非法入境、黑警誤捕濫捕和實現嶄新政治主體的香港民主等等。……這種各自為政、坐視不理、互不看好的派系爭取，實在有損爭取 各自議題的力量，對大局發展總是不利。」

這幾句，會不會令一些具相當排他傾向的本土右派人士吃不消，筆者不知道，但相信是說到包括筆者在內的很多人的心底裏了。「五區公投」之後的民主派分 裂、對撼，筆者認為一定程度上有正面意義，但各方的打法都過了火位，後來更演變成完全沒有證據地互罵對方「拿共產黨的錢」而樂此不疲，就十足無聊。

民主派「安內」搞過了頭

此長篇文章，峰迴路轉可觀處甚多，很值得社運界裏不同派別作出善意回應，並寫出對自己派別作的深度檢討、對社運形勢的仔細看法。然而，萬餘字的長文本身有 一些不足，自不為奇；其中最令筆者不安的，是對「他者」（敵、友及其他非我者）的「六分法」。分多少塊沒關係，但這部分處理得比較粗糙，例如一些概念不清 晰，或令一般讀者包括筆者摸不着頭腦，如「學聯老鬼」指哪種人呢？萬年執委裏的馬逢國還是佔運裏打衝鋒的周永康？「死『左膠』」、「死港豬」、「死 和理非」等標籤裏的「死」字指什麼？和不含「死」字的有什麼分別？

自梁特上台之後，特府內外的反民主能量有所增加，投入的資源更是源源不絕，兼且收編了不少主流媒體，宣傳能力提高了，儘管也因此鼓動了、增加了反對這個政 權的人士特別是年輕人。但是，正能量的增加受到嚴重障礙；問題在於此期間民主派內部的「安內」搞過了頭。時不我予，但如果第一步本土左翼、本土右派 和各反專制學生組織能夠做出某種相互承認，在抗爭策略上能夠做出必要的協調，第二步本土派能與換代年輕化之後的各泛民政黨之間的矛盾降溫，則三方總能量便 能及時倍增（民主力量如何調校與本地商界的關係以借力打力，是同樣重要的一個課題；但不是本文的討論範圍）。

分有時，合有時。今後好幾年港人政治上最需要的，是年輕一代反赤化爭民主抗爭者之間的合。

【註1】不少論者已經提出的疑點包括：「全國獨立黨」的名稱不可能是激進派起的，又「全國」、又「獨立」，矛盾得可笑。幾個月前就成立fb張揚使用殺傷性 暴力，更可謂智障。警方搜獲的宣傳物品上的一些文字的用詞，如「蛇齋糭餅」、「雨傘本土」、「回歸」、「振英」等字句，均非任何已知的激進派會用 的；更有趣的是，林忌先生用谷歌搜索，發現「幫港出聲」的周融，正是喜歡把流行講法「蛇齋餅糭」說成「蛇齋糭餅」的。
【註2】陳健民教授文章〈向泛民「溫和派」說幾句話〉在https://thestandnews.com/politics/和泛民-溫和派-說幾句話/
【註3】正鳴君的文章見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6-05-2015/23448

特約評論員

TIME: Is There Really a Shadowy Separatist Group Planning to Set Off Bombs in Hong Kong?

Pro-democracy figures suspect the arrest of 10 people on suspicion of plotting attacks is a smear campaign

One of the student leaders at the heart of Hong Kong’s pro-democracy movement has dismissed as “propaganda” the arrest of 10 people on suspicion of plotting a bomb attack before the territory’s legislature prepares to vote on a crucial political-reform bill.

Joshua Wong, who played a leading role in last fall’s Umbrella Revolution, tells TIME that police claims to have uncovered a separatist cell intent on setting off explosives are “one of the plans or the agenda by the pro-government side — it’s propaganda to attack the … democrats.”

The arrests were made after police found what they described as powerful explosives at disused TV studio lots on 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 which they suggest were intended for detonation in the city’s Admiralty district. Admiralty is the seat of government, home to the legislature,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nd the office of the city’s highest-ranking official, known as the chief executive.

A police media spokesman refused to divulge the political affiliations of those arrested, but a local newspaper, 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citing an anonymous police source, claimed that at least one of the detained individuals had “affiliations” to a separatist, so-called 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Another local newspaper claimed that the party had posted on a now deleted Facebook page its determination to stop the passage of the political reform bill “at any cost.”

Separatist — or, to use the Hong Kong term, localist — politics are beginning to take root in the city as Hong Kongers feel a growing cultural, linguistic and political gap with mainland China.

However, the fact that the organization was hitherto unknown has aroused suspicions. “It doesn’t seem like a lot of these [separatist] organizations are very familiar with them, and some even feel that this organization seems to have a very suspicious background,” Professor Eliza Lee, head of the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told TIME.

Jon Ho of separatist group Hong Kong Localism Power, told a local radio station Tuesday that the legitimacy of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was questionable, the Post reported.

Some Hong Kongers on social media pointed out linguistic inconsistencies between the language of propaganda material police claim to have seized from the “National Independent Party” and words that would have actually been used by bona fide separatist groups, while others pointedly asked why a separatist group would have the word National in its name.

Other separatist figures stressed their commitment to nonviolence. Ray Wong, leader of separatist group Hong Kong Indigenous, told the Post that the arrests were a smear campaign, while Danny Chan, head of the separatist Hong Kong Blue Righteous Revolt, said he did not support violence.

“It would be unfair to say that the localists have a stronger tendency to be violent, and in fact if you look at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as a whole it was rather peaceful,” Lee says.

Steve Vickers, the former head of the Hong Kong Police Criminal Intelligence Bureau and now a security analyst, says, “The timing of the arrests is obviously of special interest, especially in this politically charged time, before the forthcoming [legislative] vote.”

He also tells TIME via email that “in the absence of a chemical analysis of the seized [bombmaking] items it is difficult to be specific” on the nature of the threat they po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