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大樂﹕否決政改與否 只是次要問題

政改發展至此，其實已經沒有什麼轉彎的空間了。問題之一是它本身是個僵局，各方相持不下，誰都沒有大多數的民意支持。問題之二是目前的香港社會根本就沒有新的元素會注入其中，令局勢發生變化，帶來轉變。

這一方提早打出了王牌，但卻無以為繼，同時又再沒有新牌上手，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可以做的了。攤牌這招式只可 在關鍵一刻使用，太早或太遲都不可發揮最大效果。不過，人總是很難安靜下來的，需要找些寄託，於是追擊去也。這樣做有用嗎？現在不再流行發問這類問題，所 以有用也好，沒用也好，可以繼續。

而在另一方，於佔領運動退潮之後，乘機將原來有可能考慮的妥協空間也收回來。對家太早拋出王牌，底牌見光 以後，暫時難有提升議價的條件，於是這一方索性全面擺硬，看扁對手就是缺乏再次大規模動員群眾的能量。基於這樣的考慮，大家手上的牌都放在枱面上，看誰有 壓倒對手的條件。這樣做好看嗎？當然並不好看，但這是現實政治，結果重於一切，而且還要得勢不饒人，贏到最盡。因為有機可乘，那就不再考慮什麼良性互動、 日後重建互信之類的東西了。除非另一方全力反擊，而且還能夠露出肌肉、拳頭，否則這一方必定得寸進尺，不留餘地。

所以現在的牌局，早已不再是關於議價、談判，而是赤裸裸的鬥大。再問究竟有無誠意，也真的是相當多餘。再問究竟大家有無對話的空間，也慢慢顯得有點虛偽。因此，特區政府也老實不客氣，一而再，再而三的向泛民提問：是通過？還是不通過？而且經常加鹽加醋，趁機打擊對手。

「政治很正確的左」牽制泛民

問 題是泛民對此沒有什麼還擊之力。事到如今，泛民在政改議題上已經顯得相當被動，而且還兩面受到夾擊。這是香港政治生態甚為有趣的地方：站在政治光譜上最左 一方的人士，不一定以顛覆主流、建制，創造另一個理想國為己任，而是纏着泛民，以否定、批判廣義的民主派來突顯他們的「左」或另類。舉例：泛民在民生議題 上其實並沒有一套很完整的想法，於是較他們更左的，也沒有左的民生政治主張。反而在政治議題上，有所謂的更左。但這個左，又不完全是在建制以外進行激進的 抗爭，以民間力量的建設作為衡量成敗的標準，而只是在姿態上表現得更堅持民主。但這個堅持很大程度上只是對泛民說的，沒有什麼可實際操作的目標。用另一個 角度來看，那是寄生於泛民的一份堅持——意思是等待泛民表態後，只要（口頭上或在一些行為上）表現得更為堅定，便已經足夠。究竟這樣的一種做法有沒有任何 實質的政治意義，這個不好說。事實上，如前面亦有提到，現在都不再流行問這類問題了。等泛民先表態，然後企在一個略左的位置，那就一定較他們更堅定，沒有 犯錯的可能。這是一種政治很正確的左，而且「後發制人」，就算對動員反抗北京、特區政府沒有什麼作用，但起碼能牽制泛民。

有趣的是，由於泛民虛弱，又無力發展新的群眾基礎，他們也別無選擇，在不敢另闢一條路線的情况下，只好互相緊纏在一起。

於 是，這發展出一個頗奇怪的政治狀態：泛民失去了他們主導政治議程的能力。當年輕學生、左邊的一翼（嚴格來說，他們並沒有左的主張，所以不應稱為左翼）佔領 了道德高地之後，泛民便一直被牽着鼻子，未能以原來推動民主運動的高度來觀察與討論問題。舉例：民主運動作為長期鬥爭，需要有長遠的視野。在否決了政改之 後，泛民打算怎樣繼續發展民主運動，才是最重要的問題。究竟在未來3年、5年、10年，以至20年於香港這樣的一個政治制度和環境裏，可以做些什麼？應該 做些什麼？

面對左翼質疑泛民進退維谷

在很多人眼中，或者泛民從來都未有想好怎樣去回答這些問題。所謂民主運動的終極理想、中 期目標、短期爭取的成果等，其實未有過大辯論，更不要說什麼共識。在過去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裏，泛民只要面對北京、特區政府、各級選舉，已經忙個不了。要將 上述問題講得清清楚楚，反而沒有什麼好處。這既不利於尋找共識，也會為自己帶來不必要的束縛。沒有清楚表白，方便做組織工作。就是這樣，整個民主運動在沒 有什麼方向、策略的討論的情况下，繼續走下去。

但問題是，過去心照不宣的共同理解，現在已受到挑戰。年輕一代的積極分子倒沒有興趣跟他們繼 續拖泥帶水的搞下去。當然，這一些積極分子的想法並不是單一的，當中也有不同意見。有趣的是，現在他們提出了新的議題：為什麼要走議會道路？要走的話，為 什麼不可以單搞不合作？為什麼泛民要假裝文明，口硬手軟？為什麼泛民不可以將「拉布」發展為政綱，公開與特區政府過不去作為主要宣傳信息？為什麼泛民還要 幻想自己的想法會影響施政？為什麼還以為可以「有傾有講」？還以為要以一種有執政可能的心態可搞議會鬥爭？

論政治個性，大部分泛民其實都只想做反對派（有時更是負責任的反對派），而不是放棄議會道路。這一方面是因為放棄議會，形勢只會更為惡劣。另一方面是他們從來沒有想過要全盤否定過去的策略。現在，面對年輕人、左邊一翼的質疑，泛民竟然一片迷惘，進退維谷，不知如何應對。

可是，在同一時間，好些長期支持泛民的選民又向他們提問：如果否決了政改，然後又參與立法會選舉，那回到議會為了做些什麼？

今天，泛民為應否通過政改而不知所措。其實他們先要問的問題是：在民主運動進入艱難的階段時，究竟香港的民主運動應該怎樣發展下去？那才是要思考的問題，至於是否否決政改，則是在那個大前提下的一個次問題而已。

作者是香港教育學院 亞洲及政策研究學系講座教授

張鐵志﹕香港的「新獨立世代」與「後中環價值」

4月下旬，我在香港藝術中心參加一場「文藝復興之女流音樂會」，音樂會主角是3個剛發個人首張專輯的年輕女創作歌手，嘉賓有活躍的獨立樂隊「雞蛋蒸肉餅」和本來已很具知名度的獨立女歌手林二汶與盧凱彤。

這是一場豐盛的音樂饗宴，這也是香港文化的未來——其中一位歌手唐藝在演唱會的兩天後，在香港iTunes拿下不分類別音樂榜的第二名，另一位盧敏拿下第四名，該榜的第一名是英國樂隊Blur，亦即這兩位年輕女生的排行超越所有知名華語主流歌手。

香港正在經歷一場文化典範的轉移。

上 世紀八九十年代是香港流行文化的黃金時代，但那些華麗如今已經不會再復返了。電影工業的北上的確讓香港電影產業空洞化——在去年金像獎典禮上，以電影《殭 屍》得到最佳女配角的惠英紅小姐就說很感謝導演，因為香港演員機會愈來愈少了。看看每年最佳女主角的提名，香港演員幾乎都是少數。

然而，另 一方面，許多獨立電影創作者正在寫下這個城市的故事。我有幸擔任第20屆香港ifva（獨立短片與影像媒體比賽）的公開組評審，在評審過程中我看到香港年 輕一代創作者豐沛的創作能量，深為震動。但諷刺的是，4月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上，司儀之一的林家棟對於獨立電影《點對點》表現出不尊重的態度。顯然， 許多上一代的工作者，不知道新的力量正在發生。

同樣的，香港主流流行音樂也早已喪失了想像力與創造力，但新一代的獨立音樂工作正在彈奏這個 城市的聲音——唐藝之前，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岑寧兒都拿下過排行榜第一名。年輕人一向渴望真實的聲音來表達他們的情緒與情感，而當主流音樂愈來愈貧血，更真實與誠懇的獨立創作因而會 被愈來愈多年輕人喜愛——這是過去10年發生在台灣的故事。台灣和香港的主流音樂都早已步入困境，但香港的獨立音樂工作者卻更困難去發展，這主要是因為香 港的惡劣環境，包括地產霸權讓使得專業演出場地很難生存下去；如今樂隊還要面臨政治的壓力——嶺南大學學生會邀請的獨立樂隊在校園中演出，唱了罵警察的粗 口，政治人物激烈要求關閉學生會、拘捕樂隊，連校長都出來批評學生會。粗口罵人不是值得鼓勵的，但這在任何自由社會都是一種基本的創作自由表現，沒有人會 因此大驚小怪。這件事可見演唱會原來的主題是如此貼切：黑暗時代抗爭音樂會。

年輕世代進入「後中環價值」

而音樂人何韻詩在雨 傘運動之後成為獨立歌手，她說以往在大唱片公司，其實相當「離地」，成為獨立歌手之後，才發現在在香港，有這麼多精彩的獨立文化工作者。尤其在雨傘運動 中，我們不只看到一整代青年為了他們相信的香港而站出來，也看到他們在運動中展現的草根創意和文化能量是如此巨大。

這個城市的光輝夜景可能的確逐漸黯淡。但是未來香港的燦爛，將不再是那些維港邊的離地高樓，而是高樓之下的地面，是爬不上高樓的青年人的創意與想像力。以年輕人為主的「新獨立時代」已經來到香港。

與這個新獨立時代同時出現的，是香港年輕世代進入了「後中環價值」。

是 的，一如許多人所感嘆，這個城市愈來愈多部分走向死亡與崩壞：老店與社區、傳統生活方式、核心價值、政治人物與警察的可信任度、政治管治等等。但另一方 面，過去幾年，新的力量、新的價值、新的聲音也在這個城市的不同角落崛起，他們揚棄過去主流的中環價值，具有更多元的想像、更強烈的本土意識、渴望更獨立 與自由的生活；他們追求從社區保育、土地正義、本土農業、支持小販到同志運動，當然，還有本文前述的各種獨立文化創作 。

獨立創作者有否機會發聲

問 題在於，這些獨立創作者是否有機會發出更大的聲音，以真正改變這個城市。當體制的資源與決策權如此牢固地掌握在既有的權力與資本集團中，且當這個政治體制 是如此封閉僵化（因此真普選和廢除功能組別是必須的），那麼社會的資源分配必定很難有新的視野去支持年輕獨立的創作者。

去年有一部獨立製作 的短片《香港將於33年後毁滅》，在網絡上有超過70萬人觀看。影片描述一個小行星將在33年擊中香港，造成大災難，因此大財團和有辦法的人都紛紛離開香 港——接下來故事一轉，幾年之後，香港人更少，更舒服，少了大商場之後有更多不同小販，人人都可以買起樓了，而少了大批自由行和水貨客後，來的觀光客是更 珍惜和喜愛香港的外國人。當然最後新科技的發展阻止了這場災難發生。而那時的香港，再也不一樣了。

這個7分鐘的短片不只內容極有想像力，且這電影本身就是代表香港年輕世代的價值和創作能量。

舊的香港的確正在死亡，但年輕世代正用新的聲音、新的價值，創造一個美麗新香港。

作者是台灣評論家、前《號外》雜誌總編輯

分隔港人的柏林圍牆／文﹕林沛理

「諸神要你滅 亡，必先令你瘋狂」（Whom the gods would destroy, they first make mad） 是源自古希臘西方文化的傳統智慧。香港的樓價已經由「天價時代」進入「癲價時代」，這是否香港的樓市以至整體經濟走向「滅亡」（崩潰/衰退）的先兆，不在 本文的討論範圍。我想談的，是如暴走列車的樓市對社會的和諧與凝聚力產生的腐蝕性影響。

社會學家最關注的課題，是「社會為何可以存在」（How is society possible）？自私自利是人類無法改變的天性，社會既由各式各樣互異的個體 （heterogeneous Individuals） 組成，那為什麼他們可以和平共處；而社會又沒有陷入一方得益一方受損的對抗局面？

這是因為社會的成員在接受社教化 （socialization）的過程中，培養出親社會的情感和行為。同樣重要的，是來自成員共同的語言、歷史、文化和價值觀的凝聚力。不過，社會學家提 醒我們，即使是在相對地和諧與穩定的社會，也會存在着兩股互相抗衡的力量：凝聚社會的力量與分裂社會的力量。一旦分裂的力量凌駕凝聚的力量，社會就會出現 不穩、動盪，甚至解體。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Georg Simmel）也指出，不管社教化的過程有多順利、工作有多成功，個人與社會永遠存在着無法彌合的鴻溝。即使是最合群的成員，有時也難免覺得自己是與社會 格格不入的「外人」（outsider）。社會是否和諧，端視有多少成員把自己看成是外人，以及這種把自己看成是外人的感覺有多強烈。

香港 樓市如脫韁野馬產生最嚴重的後果，是迫使香港人全民參與一個「只要你輸，我才會贏」的零和遊戲（zero-sum game），令社會幾乎無休止地沿着「有樓還是冇樓」的斷層線（fault lines）分裂下去。誠然，再沒有其他東西像樓價的升跌那樣，將香港人的利益如此壁壘分明地對立起來。在香港，是否擁有物業乃劃分地位、階層、優劣和成 敗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標準（social divider）。你甚至可以說，這是將香港人分隔起來的柏林圍牆，牆內牆外是兩個截然對立的世界。

為 什麼香港人的怨氣愈來愈重？為什麼香港會變成抗議之都？這跟長久以來，樓市對社會造成的「兩極化影響」（polarizing effect）大有關係。樓價長期違反地心吸力地只升不跌，令為數不少的香港人置業夢碎，甚至無處容身。這不僅僅是住屋問題，也涉及社會排斥的問題。

社會排斥（social exclusion）是法國學者勒努瓦（Rene Lenoir）提出的概念，用來描述社會個別成員的社會權（social rights）被剝削之後，與社會整體關係斷裂的過程。這個概念在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流行，之後被歐洲委員會採納並用作其社會政策的核心。影響所及，英 國政府也成立了「社會排斥辦公室」（Social Exclusion Unit），職責是確保國民不會因為諸如失業、技能缺乏、教育程度低、疾病和家庭破碎等問題而遭到社會排斥。

政府從未從社會排斥看問題

梁振英自出任特首以來，一直強調處理住屋問題是其治港政策的「重中之重」。然而特區政府似乎從未從社會排斥的視角理解這個問題，因此也沒有想到解決問題的徹 底方法。對身受其害的人來說，無法置業，樓價不斷上升但居住環境持續惡化，構成的是不折不扣的社會排斥：他們因無法參與一種社會普遍認同和高度重視的活動 ——置業和安居——而被邊緣化。他們與整個社會之間的紐帶亦被削弱甚至切斷。

欺詐遊戲是時候改規則

只有當政府把香港人的置業 和住屋問題定性為社會排斥，才可以看到問題的癥結。社會排斥往往由不公平的遊戲規則造成，又或者是權力和利益集團壟斷市場的結果。所有遊戲規則都是雙刃 劍，會令某些人成為贏家，另一些人成為輸家。明乎此理，政府針對住屋問題制定的社會政策，目標應該是修訂遊戲規則，使之盡可能惠及社會的每一個成員；從而 使參與遊戲的所有人得到更公平的對待，並且有合理的勝出機會。香港的樓市是一個由地產商操縱的欺詐遊戲（crooked game），是時候修改它的遊戲規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