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方強力救市，官媒稱為強大的「維穩舉措」，香港則稱暴力救市。
投入數千億元救市，是誰拍板？媒體「一邊倒」肯定是李克強總理的「豪舉」（豪賭？）。西方媒體過去大吹「克強經濟學」，是不了解中共中央權力結構的膚淺之說；如今又說李訪歐返北京後便拍板救市，也是想當然。
本人之存疑，關乎中共十八大後的高度集權體制和「國家安全」新體系。
十八大後，中共中央決策權高度集中於總書記，他不僅「按例」兼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掌控槍桿子實權，還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 改領導小組組長。連過去曾由副總理、總理擔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由他掛帥；他還在新設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當組長（小組前身是信息化 領導小組，由書記處常務書記或總理兼任）。
高層決策、協調領導機構的高規格化，折射總書記高度集權化的結構之變，集權化程度遠高於毛澤東、鄧小平充當家長時。
投入數千億元救市，是誰拍板？媒體「一邊倒」肯定是李克強總理的「豪舉」（豪賭？）。西方媒體過去大吹「克強經濟學」，是不了解中共中央權力結構的膚淺之說；如今又說李訪歐返北京後便拍板救市，也是想當然。
本人之存疑，關乎中共十八大後的高度集權體制和「國家安全」新體系。
十八大後，中共中央決策權高度集中於總書記，他不僅「按例」兼任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掌控槍桿子實權，還擔任新成立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中央全面深 改領導小組組長。連過去曾由副總理、總理擔任組長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也由他掛帥；他還在新設立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當組長（小組前身是信息化 領導小組，由書記處常務書記或總理兼任）。
高層決策、協調領導機構的高規格化，折射總書記高度集權化的結構之變，集權化程度遠高於毛澤東、鄧小平充當家長時。
在上述的權力結構下，以大量公帑救市，派出公安部兩個副部長帶隊到證監會「排查惡意做空」，是「維穩」的大動作，自必經國安委、深改小組、財經小組點頭，而這些高層決策機構的第一負責人正是總書記。沒有他拍板，不可能有強力救市之舉。
李總理或參與決策，但不可能是實質的拍板者，從十八大後的權力結構和政治生態來看，他頂多只是救市的政府高層發言人。在總書記高度集權的新權力結構之下，李氏的總理權力含金量，不及其前任溫家寶或溫氏之前的朱鎔基，更不如胡耀邦任總書記時的趙紫陽總理。
再從七月一日實施生效的《國安法》去觀察，拍板者應是兼任國安委主席的總書記。
由總書記主導制定的《國安法》，把防範和處置金融風險，列入宏觀層面的「經濟安全」之一部分。《國安法》第二十條規定：「防範和化解系統性、區域性金融風險，防範和抵禦外部金融風險的衝擊」。
總書記既是國安委的主席，又主導《國安法》的制定，還反覆強調敵對勢力論、外部勢力對金融體系的衝擊、西方的西化亡我陰謀，強力救市的「維穩舉措」，哪有不由總書記拍板之事？
新權要的執政理念之一，是強亮劍、震懾力。其意涵是：要及時、高效地亮劍，以達致提升政治震懾力。
強力救市和公安部「排查惡意做空」（如何界定「惡意做空」有爭議），像截訪一樣，是強亮劍、震懾力的「維穩舉措」。官媒對此舉的主旋律是：「堅決救市關乎經濟大格局」；聲稱不只「應該旗幟鮮明地出手救市」，「還需要加碼的組合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