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3日星期三

章立凡: 歷史因一場悲劇而改變



每年「六四」前後,是中國一年一度的「國家例假」(月經期)。屆時官家高度緊張,疲於防範各種「側漏」。

今年526日,官方喉舌《環球時報》發表題為《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的社評,抨擊一些中國留美學生近日聯署的《紀念六四26週年致國內同學書》。社評在各大門戶網站頭條轉載,數小時後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尋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發年輕人的好奇心。在「反對歷史虛無主義」的旗號下,官方對「六四」諱莫如深,黨史、國史「虛無」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聯網的普及,給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環球時報》發此社評,反而提醒了年輕人——不妨上網翻牆,一探歷史真相。

這篇社評宣稱:「中國社會對不就八九政治風波繼續爭論、讓那一頁翻過去逐漸形成了共識」;「淡化處理不意味著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它是中國社會『向前看』哲學的一種選擇」。從26年前官方定性的「動亂」、「反革命暴亂」(簡稱「兩亂」),到後來的「政治風波」、「北京風波」,的確顯示出「淡化處理」的趨勢,當然也「不意味著原有的定性和結論出現動搖」,因為執政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

喉舌習慣於「代表」全民說話,我卻從未知曉,中國社會何時就「讓那一頁翻過去」形成過共識?相對於鼓勵遺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學,歷史學者應該是「向後看的預言家」,惟有理性地總結歷史,才能凖確地預見未來。

品嚐歷史的苦果

「六四」對中國歷史進程的影響十分深遠,就我所見,其後果主要體現在如下六個方面:

一、共識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曾是一個朝野有共識,全民有追求的時代,當時社會民意的主流,是支持執政黨改革而絕非「顛覆」中共政權。中國本來有望通過政治改革,再次走上憲政民主之路,成為正常的現代國家。「六四」槍聲一響,共識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機。此後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保住了經濟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啟。26年間跛行的改革日漸醜陋,最終異化為食人怪獸,致有今日「體制腐敗、社會潰敗」的糜爛之局。

二、黨在法上,監督缺失: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等中共第二代領導人,擔心經濟轉型導致政權腐敗,在廢除幹部終身制之後,曾計劃通過政治改革實現「黨政分開」,讓執政黨和政府接受人大監督。「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句話,寫進了黨章和十三大政治報告。「六四」之後權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為政治潛規則,「黨政分開」無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圖章」,再沒有任何機構能從法律上對權力獨立行使有效監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壞之。法律為黨服務,則依法治國徒托空言。

三、腐敗升級,權力失範:80年代體制內的腐敗尚處於「初級階段」, 1989年學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敗」口號,本是民氣可用,與當下執政黨的反腐敗方向並無二致。學潮被當作「敵對勢力」鎮壓之後,原本有望的「雙贏」變為「雙輸」,政治改革停擺,權力既不受法制監督,也不受道德羈縻。當下社會分配嚴重不公,改革紅利被權貴集團吞噬,腐敗成為國家機器運轉的潤滑劑,政府喪失了維繫社會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滅,道德淪喪:「文革」結束後,中國社會存在著普遍的信仰危機。「六四」將國人自毛時代以來蓄積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釋放殆盡後,全體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員頓悟權力的價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聖。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實為共產主義信仰崩塌之明證。隨著26年間經濟的高速增長,人格分裂、道德淪喪、弄虛造假、巧取豪奪成為社會常態。

五、失信於民,社會撕裂:「六四」的另一後遺症,是社會責任感普遍喪失,關注公共利益者成為另類。各級政府機構普遍「公司化」,權力成為牟利工具。入黨只為做官,做官只為營利,黨員不對執政黨負責,官員不對體制負責,地方不對中央負責,軍隊不對國家負責。政權喪失公信力,掉進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與民撕裂為利益對立、互不信任的兩個板塊,中國掉進了吉拉斯的「新階級」陷阱。

六、危機處理,有權任性:當年高層誤判形勢,對危機的處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機會和平化解的社會衝突,以出動軍隊鎮壓收場,同時也為日後的暴力維穩樹立了樣板。近年地方政府在處理上訪、拆遷及社會群體事件時,往往誇大「敵情」,動輒使用暴力,以爭取更多的維穩經費和編製、裝備。維穩成了一條粗壯肥厚的產業鏈,也進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會蓄積著暴戾之氣,仇恨的種子不時綻放出恐怖之花。

將來要想治癒這場悲劇在文化、道德層面上給中華民族留下後遺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時間。

悲劇的文化基因

歷史的悲劇往往與文化有關,「以倫理為宗教」(梁啟超語)的中國文化,孕育出「成王敗寇」的政治傳統。中國人兩千年徘徊於平時順民、亂世暴民的兩個極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亂週期律。

孫隆基先生在《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一書中,以「六四」事件為例,指西方文化「為殺父的文化」 ,中國文化為「殺子的文化」。的確,植根於航海、殖民傳統的基督教商業文明,崇尚競爭和冒險,鼓勵年輕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農耕文明,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長幼秩序,臣民忠於君主,幼者服從長者,否則便是「亂臣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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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後探尋悲劇成因,不可忽視文明要素的缺失: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博弈雙方都缺乏西方現代政治文化中妥協、共存的智慧。廟堂上的老人和廣場上的學生,其實是同一種政治教育的產品:學生們陶醉於傳媒的聚焦和民眾的力挺,忘記自己身處險境,不理會 「希望同學們給黨內改革派一點時間」(閆明複語)的呼籲,多次推翻接近達成的妥協;老人們則堅持傳統的「江山意識」,將娃娃們的訴求視為「犯上作亂」,最終鐵心大開殺戒的同時,也斷送了政權自我更新的歷史機會。

另一缺失關乎科技文明:據我現場觀察,1989年學生和軍警所使用的通訊工具,僅限於對講機。當時國際流行的移動通訊已經進入中國,但模擬手機尚未普及;另一通訊利器萬維網(WWW)這一年剛剛在美國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開始在中國運營。歷史不容假設,但我總是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現代通訊科技提前在中國普及,則1989年的歷史很有可能改寫。

餘論

近百年來,中國人每隔幾十年做一場「中國夢」:1911年結束了「君主立憲夢」,改做「共和夢」;1949年第一「共和夢」結束,改做第二「共和夢」,這場夢逐漸變味,最終演化為歷時十年的噩夢;1976年毛時代結束,三年後「改革開放」又成新夢……。有夢想,才有前行的動力;美夢不斷變成噩夢,國人已習慣於被循環的歷史忽悠。

歷史的悲劇意識屬於全人類,超越一切種族和國界。1989年發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過國際媒體的現場播報,震撼了全世界。中國人並未從這場悲劇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義,在於中國蝴蝶翅膀的扇動,引發了改變世界歷史的颶風。北京街頭的槍聲沉寂五個月之後,柏林牆於同年119日一夜崩塌,此後的多米諾骨牌效應,迅速改變了東歐多國的歷史,直至體量龐大的前蘇聯轟然解體。共產主義陣營的斷崖式塌方結束了冷戰時代,成為20世紀最重要的歷史事件。

或許更加客觀的歷史評價,要在歷史事件過去50年至100年後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錯失的歷史機遇,卻很難再次出現。這一判斷,我在1989518日《新觀察》《世界經濟導報》聯合舉辦的座談會上,就已經提出過,這裏不再重覆。

「不謀萬世者,不足以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歷史感,最終可能連現實感也會喪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歷史潮流走向,極有可能犯下「顛覆性錯誤」。

2015
531 北京風雨讀書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