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次大戰結束後（嚴格來說，是凱恩斯的《通論》於一九三六年出版後），世界經濟百廢待舉，專治經濟奇難雜症的經濟學自然而然地成為顯學。凱恩斯把主宰經濟大權從上帝之手奪回交給政客（政府），經濟學家睥睨眾學、自我獨尊之勢漸成﹔到了七八十年代，口舌便給滔滔雄辯目無余子（除了自己的弟子）的佛利民，更有手握指揮經濟去從神仙棒的架勢﹔而與佛利民「系出同門」的貝加把經濟分析引伸至日常事象甚至家庭生活，大大彰顯經濟學「萬事通」的角色。至此，經濟學無處不在無事不能解決，經濟學家不建議政府罷黜百家、獨尊經濟學，已算是謙虛厚道了！
美國經濟協會出版的《經濟前景學報》（JEP）二○一五年冬季號（第二十九卷第一期）發表三位經濟學家聯署的特稿《至高無上的經濟學》（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是一份經濟學行內「民調」的分析，它指出雖然經歷令大部分經濟學家臉上無光、無地自容的十年（對二○○八年金融危機的來襲懵懵然、對如何善後的辦法茫茫然），但和十年前刊於同一學報的同類調查結論一致，經濟學家依然自我感覺（極之）良好，不僅認為「經濟學是所有社會科學中最科學」的想法不變，而且相信經濟學遠較其他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社會學和人類學「優秀」（Superior）──所謂「優秀」，大概是指其解決天下萬事的學識和本領遠勝其他學科的學者！
經濟學家的自我期許，已達目無其他社會科學的地步。特稿作者們花了不少工夫，檢視經濟學、政治學和社會學各二十五種學報，發現在二○○○年至二○○九年間，於學界公認最權威的《美國經濟展望》（AER）發表的論文，作者引述的見解，四成以上來自其他二十四本經濟學學報﹔政治學和社會學學者在各自的專業學報上發表的論文，引述同行論說的比例，依次佔微不足道的百分之零點八及百分之零點三，他們在文章中引述的，主要是發表於這二十五種專業學報以外、並非本科學者撰寫的論文和書籍。那清楚地說明和其他學科的學者不同，經濟學家隻肯參考、聽取同行的意見。這種取態，與老共自認永遠正確且具自我完善（即不必聽取黨外意見〔更毋須接受黨外監督〕）本能無異！
在響應「跨學科的知識是否較單學科有益（用）」時，百分之五十七受訪經濟學家（均為大學教授）持否定看法，即認為經濟學原理「萬能」，遇疑難毋須借鑒其他學科的知識﹔認為跨學科知識比單學科優勝的政治學及社會學學者，依次佔百分之七十五及百分之七十二，意味他們感到所學有所不足，應該不斷參詳其他學科學者的看法，才能更上層樓。
經濟學家隻對財務學和商學的學問有點尊重，那從他們的論著中「比較多」引述這兩個經濟學旁支學科的專業言論可見﹔不過，他們對財務學學者在華爾街發大財則有微詞……。
經濟學家認為經濟學是「萬學之王」，令他們傲岸自高，少（不）與其他社會學科學者作學術交流，更鮮有社交性的溝通，如此孤芳自賞，以致在象牙塔內有「離群索居」（anti-social）的「美譽」。美國西方大學（Occidental
College）社會學講座教授韋德在《主修經濟學（的學生）厭惡社交？》一文（Lisa
Wade: Are Economics Majors Anti-Social?見三月二十五日的Thesocietypages.org），強調「主修經濟學的學生」不喜歡與人分享（知識）、對有需要者少伸援手（less
generous to the needy），同時有欺騙、說謊和偷竊的傾向（more
likely to cheat, lie and steal）！她引述兩名經濟學家對華盛頓大學經濟學系學生的調查，顯示「不合群的人」選修經濟學，讀了經濟學之後，這些人「更加不合群」！主修經濟學學生和經濟學家所以會如此「拒人千裡」？社會學家認為主因可能是他們考慮問題時「不帶任何感情」，同時極度注重「機會成本」及「意外（非預期）的結果」（unintended
consequences）所致。
二、
如果第一節所寫令經濟學家不高興，那麼，本節所及，便可以說「經濟學家禍不單行」，因為德國Muenster大學「經濟教育、跨學科經濟學研究中心」的研究員魯斯克（Rene
Ruske），在瑞士巴塞爾大學出版、今年五月號學報《循環》（Kyklos）發表題為《經濟學令政客貪腐？美國眾議院的實証研究》（Does
Economics Make Politicians Corrupt?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ngress）的論文。顧題思義，作者仔細查閱了六百九十五名眾議員在二○○五年至二○○九年的表現，所據統計來自專事搜集政客已被傳媒揭露貪腐事件的「華盛頓公民責任與道德組織」（Citizens
for Responsibility and Ethics in Washington, CREW），該組織對「貪腐」（corruption）的定義為受賄、挪（盜）用公款、銀行詐騙、軟索（solicitation）禮物及一般性「搵著數」（找便宜、「尋租」﹔general
rent-seeking behavior）。換句話說，所有假公濟私的行為，都是經証實已見報而被該民間組織記錄在案的事實。
魯斯克爬梳這六年的統計，結果証實華盛頓官場流傳多年的「謠言」，經濟學家在利用職權牟取個人利益上所用的手段遠比非經濟學家多元和高明。這種「空穴來風」終於為傳媒「確認」。上引的資料正好展示有經濟學學位的政客（議員），卷入貪腐丑聞的成數遠在非經濟學家之上（為行文方便把念過經濟學的人稱為本來隻有獲得博士學位才配稱的經濟學家）！
為什麼念經濟學出身的政客道德水平較低？答案是他們比較上「自利中心」（more
self-oriented）及較少關注社會事務（less pro-social）。魯斯克引述一些其他研究，均指出經濟學家致力牟取私利，即使因此令他人有所損失，亦在所不計（at
the expense of the welfare of others），而且他們對什麼是「公平」和「道德」，有與世俗看法不同的一套見解﹔不但如此，經濟學家明顯地爭取一切機會「搭順風車」（free-riding），即不會錯過任何於己有利的事，那意味經濟學家對「公共財」（Public-good）的貢獻少於其他學科的學人……。
其實，以筆者之見，經濟學家所以不會放過任何對他們有利的事，皆因他們比一般人更加理性（斤斤計算怎樣做對自己最有利），魯斯克引述一項於一九九三年進行的研究，顯示在一次仿真「疑犯的困局」（Prisoner's
dilemma，此處Prisoner是指拘留犯〔一般字典有此義〕，如果已定罪判刑成為囚犯，那還有戲唱？）實驗中，經濟學家比較上不合作（不會就範）。經濟學家「頭腦清醒」（是否「愛心發熱」是另一回事），處處考慮本身利益，是服膺阿當．史密斯在《原富論》中揭示的「自己有利世人有益」的「哲學」，因此便較易受「外界」的誘惑而改變主見……。當然，大多數經濟學家這樣做時，認為世界亦會因此受惠！
魯斯克的「研究對象」是政客，料想象牙塔經濟學蛋頭亦如是。參照香港近日的政情，讀者至此應有會心……。理性特別那些重效益和功利薄是非公道的經濟學家，了解逆京意的「機會成本」太大（可能失去晉升機會、可能不獲續約、可能不易進入建制的委員會、可能沒人邀請北上講學、可能退休後不會有「榮譽」職務〔不能繼續發光發熱〕……），在北京一再申明「八三一框架不可改不會撤」的情形下，為了不作「無謂犧牲」，他們中不少人因而選擇了對自己（進而以為整體香港）最有利的「袋住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