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據把脈系列之一
文__嘉偉
全球經濟一體化 下，貧富懸殊是世界各國面對的共同問題，但香港尤烈。香港特區政府於2012年重設「扶貧委員會」，但推出的扶貧措施多是補救性，未能針對收入不均的深層 次原因，作出對應政策。政府過往不住的說「結構性轉型」、「結構性失業」及「結構性財赤」，偏偏把這個結構性問題輕輕帶過，只好讓外人越俎代庖，補上幾 筆。
根據去年底發布的《2013年香港貧窮情况報告》，以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計算的官方貧窮線，由一人家庭的
3500元至四人家庭的15,400元不等，估算全港共有134萬貧窮人口，佔全港人口約20%。撇除房屋及社會福利等政策效益後，相應貧窮數字仍高達
97萬人及14.5%。富裕社會下仍然出現這麼龐大的貧窮人口，值得深思。
過往，政府通常以老化、家庭居住人數減少等人口因素來解釋貧窮情况，但針對最根本的經濟成因卻點到即止，無助對症下藥。歸根究柢，經濟增長動力減弱是導致貧窮和分配不均的最直接的原因。最棘手的是，貧富懸殊又可以倒過來打擊經濟增長，形成惡性循環。
回歸17年
月入中位數僅升1.6%
根 據統計處最早期的人口普查數據，在香港經濟起飛的1971年，香港的住戶月入中位數不過是708元，但25年後便躍升24倍至1996年的1.75萬元， 年均增長逾13%。在經濟增長蓬勃的年代，社會整體生活顯著改善，不同階層皆能分享增長成果，雖然受惠程度不一，低下階層亦不會有太多怨言。這亦是傳說中 的獅子山下黃金年代，當中或有美化的回憶，但香港的經濟基礎及中產社會於當時奠定根基，是不爭的事實（見圖）。
1997年回歸後，開展的卻
是一章沉痛的故事。香港的住戶月入中位數僅能緩慢攀升至2014年的2.33萬元，年均增長率僅為1.6%，似有還無。扣除通脹率後，生活水平在回歸後的
18年間幾近原地踏步。當中容或有數不盡的天災人禍（如亞洲金融風暴、八萬五及樓市泡沫爆破、長達五年的通縮、SARS、全球金融海嘯等），但生活水平在 長期沒有顯著改善的環境下，基層及中產市民便會介意社會及經濟上的不公平了。故此，「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傳統智慧，便出現落差。
這從堅尼系 數在過去40多年的走勢，得到充分反映。嚴格而言，香港貧富懸殊最為惡化的年代，是在1991年至1996年間，堅尼系數在短短五年間由0.476飈升
9%至0.518。不過，由於同期的住戶月入中位數亦顯著上揚75%，縱或當時亦有不少貧富不均的指控，但僅局限在部分基層市民及團體。與此相反，堅尼系 數在回歸後15年間雖然「僅」累增3.7%至0.537，卻導致全港上上下下皆有「不均問題非常嚴重」的共識，這實與收入增速大幅放緩相關。「寡」與「不 均」，前者足以影響後者的觀感和判斷（見圖）。
故此，如何拉動經濟增長，是應對分配不均的重要政策。可惜特區政府在回歸18年來交出的成績 表是白紙一張。由董建華年代的中藥港、數碼港、四大支柱產業，再到曾蔭權年代的六大優勢產業，全皆是落實無力的概念。18年過去，香港的經濟競爭力每况愈 下，寡與不均，香港同時兼得。
面對貧富懸殊持續惡化的現實，政府早年的應對方法是表示堅尼系數缺乏代表性和可比性。自從2006年開始，統 計處在每五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結果時，便專門為「住戶收入分佈」發布主題性報告，報告厚達二百多頁，提供相當細微數據。當中的主要論據有二﹕一、香港的堅尼 系數受到低收入的退休家庭住戶及獨居住戶大幅增加所影響；二、在計及薪俸稅及社會福利（如教育、房屋和醫療福利）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後，經調整後的堅尼系數 數字顯著改善。以2011年為例，調整後的堅尼系數由0.537下調至0.475，與十年前相差無幾（見圖）。
驟眼而言，香港的貧富懸殊問 題似未有如原始數據般嚴重。而統計處又會在報告中加上「在所有選定的國家/城市中，香港的堅尼系數與英國、加拿大，以及一些國際城市（包括美國的紐約和華 盛頓）相若」的評語。加上主題性報告同時羅列大量相關或不相關的數據，對統計及經濟概念並不熟稔的普羅讀者而言，不易理解及消化，無怪乎政府當年公布堅尼 系數數字時，社會的即時反應尚算溫和。
先進經濟體系 港貧富懸殊最差
計及社會福利及稅收後的經調整數字，香港的堅尼系數又
是否真的和國際相若呢？其實不難找到答案，因為經合組織（OECD）在其網頁內把各成員國的經調整及未經調整的堅尼系數都完整列出。縱然特區政府不住的宣 揚它的財富再分配政策，它始終不是歐美的福利國家，財富再分配的能力有限，故此經調整的堅尼系數仍高達0.475，遠遠拋離所有經合組織成員國的相應數 字，包括美國（0.39）、英國（0.34）、德國（0.29）、韓國（0.31）等，香港貧富懸殊問題依然是先進經濟體系之「冠」。
把收 入分配進一步具體化分析，我們可把全港住戶按收入高低排序，並分為十組別，進而比較該十等組別的收入佔比的歷年變化。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數據，最低 的十分組別的住戶月入中位值為2070元，而最高的組別的相應入息中位值則為9.5萬元。2011-14年間的累計通脹率約為13%，讀者可自行計算自己 歸屬的收入組別（見圖）。
在1981年至2011年，全港住戶入息的比重變化顯示了兩個令人憂慮的趨勢（見圖）。首先，收入最低的五個十等 組別的入息佔比在過去三十年間幾近全面下行。其次，這五個組別雖然累佔全港約一半的住戶數目，可是他們合計於2011年僅佔全港住戶入息的15.6%，甚 且低於1981年的20.9%相應數字。這反映基層市民並不能充分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值得政府深入反思，而不是機械地以人口結構變化作為開脫藉口。
出 乎意料地，收入最高的五個組別住戶，並非一面倒地呈現升勢。以第六及第七個組別為例，他們的住戶收入於2011年介乎在2至3萬元間，勉強屬於中產階級， 但其住戶收入的累計比重僅為15.9%，甚且低於卅年前的17.2%。第八個收入組別住戶的情况好一點，但其住戶收入比重亦僅維持在約11.5%的水平而 已。最重要的調研結果是，最高組別的住戶於2011年高佔全港收入的41%，亦是唯一的住戶組別可在過去卅年取得顯著升勢，累計收入比重增加近5個百分 點，是為「富者愈富」的最確切論據（見圖）。
上文曾闡釋「寡」可影響「不均」的觀感，究竟兩者是否有否因果關係？根據傳統經濟學的庫爾茲曲 線（Kunzets Curve）理論，經濟增長初期會帶來分配不平等，但隨着經濟進入中等國家水平，經濟增長成果逐漸下滲（trickle
down）至基層市民，貧富懸殊問題亦得到解決。這個樂觀看法在上世紀90年代以前相當流行，亦在歐美國家得到實證支持。不過，隨着經濟全球化及資訊科技 突飛猛進，這個看法似已不能適用於更為複雜的新時代，而世界各國在最近廿年皆面對着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惡化問題，經濟增長並不可輕易解決分配問題。
貧富差距削經濟增長
經 合組織於去年底發布了《收入不平等會否損害經濟增長》的研究報告，提供了與主流看法迥異的答案。實證結果顯示，雖然經合組織的堅尼系數（經調整社會福利政 策）僅由1980年代的0.29微升至2011年的0.32，它對中期經濟增長卻有顯著的負面影響，平均拖低每年經濟增長0.35個百分點，25年的累計 減幅高達8.5%。（如果相應推算可應用在香港，由於分配不公引發的經濟增長減幅，會否更為明顯？）
報告同時指出，分配不公的負面影響不獨 局限在貧窮線下的人口，而是遍及社會內的四成人口。基層市民最受打擊是在人力資本上的積累（human
capital accumulation），他們不單沒有財政能力去發展技能，改善上流動力；更甚的是牽連其子女，令他們接受教育的質和量都不如富家子弟，這亦是港人所 謂的「輸在起跑線」，形成惡性循環，把社會不公平和貧窮跨代傳播。該研究報告旗幟鮮明地表達了下列政策啟示﹕
「最新的證據顯示社會不公平削 弱經濟增長。削減不公的政策不僅可令社會更公平，亦可以社會更富裕。……政策不應局限在替最低10%的貧窮家庭脫貧，而應更廣泛地關注最低40%住戶的需 要，當中包括中產階級的下游分子。簡單的現金轉移並不足夠，關鍵在於提供高質的教育、培訓及醫療的公共服務，使社會的長期投資能締造更多的機會平等。」
特 區政府的政策制部門，看過經合組織的總結，不知可會考慮修訂他們的政策方針。特區政府可謂「富可敵國」，偏偏卻像個守財奴，不斷把社會資源收歸為儲備，而 財政司長還要為十年後的「結構性財赤」操心，卻不憐取眼前人。其實特區政府不須看得太遠，目下的免費幼稚園教育、提升副學士教育質素、提升老年退休保障等 政策，若能重質重量，足以同時回應「寡」和「不均」兩大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