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梁振英打開港獨議題的潘朵拉盒子後，出現一發不可收拾之勢。浸會大學一向保守，想不到唯一的學生會候選內閣突然修改參選政綱，刪去對六四的立場，不再支持學聯歷年不變的立場；由於學聯的立場必須是所有院校學生會的共識，這會令今年六四大專界不能統一支援六四活動。不參與活動事小，但不參與的理由是學生會認為不再把「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那就是繼港大《學苑》事件之後，港獨思潮在大專院校急速蔓延的反映。
已經傳承二十六年的悼念六四活動是否應該一如以往進行大規模活動，漸成港人心中的疑問。那一片燭光、那數萬到十數萬人的集會，真的對支援中國的民主運動起到實效嗎？實效又究竟在什麼地方？中國人民有為港人的愛國行為動情、反省、受鼓勵，再起而爭取民主嗎？完全看不到。
港人的六四周年祭已經宗教化、形式化、儀式化。港人在這項周年儀式之中找到心靈上的自我滿足感、偉大感，已成慣性，不容易改變於一時，但學界的新立場驚醒了所有人—港人每年悼念六四，真的有用嗎？
筆者二十多年來重複的一項指摘，是以司徒華為首主導的六四活動，從來不以真正支援國內民運為目標，而是以吸取港人選票自利為最主要目標，六四活動在司徒華那種領導哲學主導之下，從不越軌，更不會跨過深圳河，近年更已成為王丹、吾爾開希、丁子霖這幾張「六四神主牌」及支聯會一眾泛民老人家的懷舊活動。張曉明曾經對泛民說：「你們還可以自由悼念六四，就證明香港有自由。」這句話調轉來想，六四集會其實有變相維穩及保持港人愛國情懷的作用，符合中共統戰的大原則，所以容許繼續存在。
凡宗教活動，得益最大的不是宗教理念，而是依附於宗教的祭司及團體，六四是泛民的重要政治活動、社運界的重要籌款活動、教協的重要教育活動，也是港人的集體回憶，滿足這麼多人的社會功能，但就是對最主要目標的丁點兒作用也發揮不到，那是指「建設民主中國」。港人連建設一個民主香港也徹底失敗而回，要結束中共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根本是自欺欺人，自我膨脹到失常的地步。
去年本土派在尖沙咀搞了一個另類六四晚會，得到幾千市民參與，其實是一個大警訊；但6月時接連發生反東北發展計劃的連串事件，也就無人探究社會發生什麼改變。
筆者估計，今年會有人堂堂正正發起香港人應只管香港事，不應再以建設民主中國為己任。換言之，港人不應再干預「別國」內政，中國的民主發展，是強國人民的家事，不應再是香港人的事。
泛民主流基於自身利益，相信會猛力批評這一想法，但基礎不外乎還是傳統的「中國好、香港好」、「中國有民主，香港才有民主」的論述，這一論述自「雨傘革命」後已經岌岌可危，年輕人根本不再信奉這一套，代之而起，是一套絕對的香港利益本位主義，一套給梁振英強批為港獨的新思潮。
接連港大的《學苑》事件，浸大學生會否定支持六四立塚，年輕人立意要「去中國化」的思潮正如山崩一樣地發生，勢不可擋。
泛民會機械地重複一些誤導的說法，說不搞六四悼念最開心的是中共。真的是這樣嗎？那倒不妨試試。年輕人將會公開倡議杯葛六四晚會，因為六四根本不是香港的民運，港人應該紀念九二八而不是六四，更重要的是支聯會無權把一頂「愛國」帽子強加於港人頭上！
同處一國之內，河水井水互相干犯，其實是理所當然的事；香港或中國的井水不會干犯埃及的尼羅河或是印度的恆河，也是理所當然的事。若然中國不喜歡香港干預國內的事，港人不干預中國的「內政」以換取在民主發展問題上減少打壓港人，完全符合港人利益，這不是釋出最大美意、皆大歡喜的事嗎？泛民強烈反對，是泛民真的「愛中國」還是為自己政治利益的考慮？答案已是寫在牆上，路人皆見。
放棄六四議題，對港人而言，是複雜的問題，也是簡單不過的問題，思想上搞清楚了，更加完全不是問題。筆者上星期的文章，是從憲制角度解釋愛國與港獨的基本矛盾與統一的辯證問題。香港人與中國人有基本不同之處，中國人按中國的憲法有愛國的責任及義務，香港人按香港的《基本法》及「一國兩制」，並無愛中國的責任及義務。
要追究這一港獨責任，請先追問發明「一國兩制」的鄧小平及有份寫下《基本法》的「港奸」，這也包括《基本法》起草委員之一的梁振英；筆者從來很清楚、並多次在本報介紹這一觀點。個人而言，從來認為弄好香港的事務、為香港的民主發展盡點力，就是對香港以外的中國的最大貢獻。盡了最大義務，夫復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