催淚硝煙過後，梁特2015《施政報告》特色據說第一就是青年政策。今天筆者不談報告裏的其他內容如解決居住問題等，只看梁特是如何為青年學生「着想」的。但是，看來看去，無論是從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看，結果都是「打壓」兩個字。
青年政策之一：學生離心必打壓
梁特發表佔中之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事前已經吹風說要重視青年問題，結果，「重視問題」原來首先是要對學生和學生領袖發警告、出控告。「引言」的第11段 指學生的政改要求是「緣木求魚」（這點也許沒錯），不過卻一口咬定己是而學生非。如此家長式態度，等於是關上對話大門。
第12段則更直截 了當，瞄準港大學生會會刊《學苑》去年2月號探討香港民族自治自決的專題文章及其後出版的有關專書，毫無理據即指是「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 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這是非常劃時代而霸道的說話方式。首先，在行政長官最高規格的公開發言平台（立法院內宣讀《施政報告》）以「九五之尊」對幾個年 輕人作泰山壓頂式的指控、施壓，就算不是本地開埠以來所未有，也是七十年代香港進入殖民時代後期以來所無。其次，如果學生刊物裏的思想言論犯法了，就應該 由律政司提出檢控；如果沒有犯法，特首根本沒有權力強指學生的主張是錯的，更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出面阻止學生發表有關言論。梁特的態度，無疑反映特府正 在引入大陸那套思想箝制手法。
學生（任何香港公民）也有發表不同政見、探討各種思潮的權利和自由。他們的言論不一定完全正確，政府也可能 有某些看法是對的，但即使如此，官員們也只能平等地參與到討論裏面，例如介紹一些不同的學術觀點，或者請一些官員、支持者按官方觀點寫文章與學生商榷（說 「論戰」也無不可）；認為對方錯了，也不能說「你們錯了」，而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說「我們認為你們錯了」。敢說如果政府去年有這種態度和做法的話，學生一 定會把政府的觀點或文章收進刊物專輯及專書裏，一起出版。那是大學生在學校裏與師長討論一些包含價值判斷、不容易說清楚是非的問題時的慣常做法。為什麼政 府完全沒有興趣那樣做，而汲汲於今年對青年學生搞大批判呢？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梁特批判的專輯和專書裏，各有筆者的文章一篇，收錄之前都 是先在本報見報，閱讀量都相當大，政府有關部門甚至梁特自己不可能沒有留意到。但是，為什麼特首沒有在《施政報告》裏指那兩篇文章犯了錯誤，再一次對《信 報》和筆者（或者只是對筆者）興問罪之師呢？放過成年人而劍指小孩，似乎並不公平【註1】。如果特府真的有意勸導年輕人，應該收回上述《施政報告》引言裏 的段落，向年輕人簡單講一句sorry，然後和筆者一樣，以完全平等的身份給學生刊物送文章講不同觀點請他們發表。梁特善寫理論文章，更有大批府內外智囊 可以按他的意思執筆，希望他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本錢和資源，做一些能夠啟迪學生思想的事。對如筆者那樣的評論員施壓可能奏效於一時，但對年輕人搞大批判是沒 有用的。
青年政策之二：機會欠奉還開倒車
大批判之餘，梁特也提出若干直接或間接針對年輕人前途的政策，值得評價。
「加強託兒服務，更好地支援有意就業的婦女。除增加3歲以下幼童的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正積極考慮鼓勵幼稚園提供更多全日性的服務……」那都是很好的，最能立竿見影，但「積極考慮鼓勵」那幾個畫餅充飢字就大可不必。
「培 育本地人力，一方面為年青一代創造更多元化和具前景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提供多元的學習、培訓及發展機會。教育局轄下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正積極研究進 一步推廣職業教育……」這一點就不那麼好，因為大都是說來好聽的例牌政策大話，根本不要提，一提，年輕人就會火光；就算梁特有善心要真做，也是遠水救不了 近火，掉到乾地上的魚兒會說「候我於枯魚之肆」。然而，其他不少政策提議，卻是如近火烤活魚：
第一點：「鼓勵延後退休年齡。政府決定延長 公務員的服務年期，亦會鼓勵其他僱主因應情況，適當延長僱員的工作年期。」這是很壞的做法，只能在別無其他辦法的時候才勉強可以有限度考慮。老而不退，不 僅妨礙年輕人上位，更會削弱機構的創造力和動能，減低年輕人的教育和增值培訓投資意願。政府是大僱主，不應該帶壞頭，遑論鼓勵其他僱主幹這種儍事。
第二點：「吸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發展。」有足夠好條件移居海外的，例如特首、司長等的「官二代」，就讓他們在外面打拚發展好 了；要回來的自然回來，不必再給津貼服務等誘因替他們錦上添花。把政策、政治環境搞得一團糟，除非是特權階級的子女，不然真的要費很多資源才能吸引回流。
第三點：「調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制，吸納更多擁有優秀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港發展。」這是跟本地年輕人對着幹了。在一個比較 理想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這種政策也許是對的。在一般的自由經濟裏，增加了外來競爭，一個地方的本地年輕人拚輸了，到外圍二線城市發展，不是最理想也沒太大 關係；但這裏是香港，外圍二線城市都在大陸，那裏對絕大部分非官二代富二代人大政協紅二代的香港年輕人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是唯一的「出路」，他們要 造反（這大概是大陸官員要香港年輕人「換腦」的一個原因；要臭屎變得香得可以下飯，惟有在大腦神經系統及味覺嗅覺DNA上做工夫）。
第四 點：「放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排，鼓勵人才及企業家來港及留港發展。」曾蔭權曾經推過這個，已經引 來怨聲載道；如今新世代經過了佔中，與大陸及特府的關係勢成水火，用經濟手段去收買年輕人的心也很困難，梁特竟然重提這個，怕只有一些大資本家高興，卻如 同在年輕人的傷口上撒鹽。
第五點：「參照外國的做法，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才，配合香港經濟高增值及多 元化發展。」此舉無疑再一次為了資本家眼前的利益犧牲本地人，把僅有的一些好工好機會都大字醒目寫在清單上送給外國人或大陸人了。難道不可以讓資本家少賺 一點，多留一些好工、多給一點待遇給本地比較優秀的年輕人，作為一種對不那麼優秀的本地人的一個上進的目標呢？
第六點：「在『一般就業政 策』下，清晰列明投資類別申請人的相關考慮因素，以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家來港發展業務，並於明日起暫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暫停推行「資本投資者 入境計劃」，看似回應民情，實際上完全沒有作用，不僅對港人無益，連響應習近平防止裸官連人帶錢外逃也做不來。大陸那些貪官污吏要往外跑要來香港定居，辦 法多得很，沒有「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他們可以搖身一變，變成「海外企業家」，就可以根據這一點的前半部分說的那樣，很受歡迎地來香港「發展」了。誰說 南太平洋、加勒比海、中亞西亞乃至非洲、俄羅斯不是「海外」呢。特府裏獻這條計的官員一定是未曾看過大陸往外移民服務公司做的調查報告【註2】。
筆者一向是自由經濟論者，但也知道當周邊存在大量限制及足夠負面環境因素的時候，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便不能有效自我調節，很多諸如上述的鼓勵人才流動政策 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政策目的是照顧社會的大多數而不是只小部分商界上層的話，某種程度的妥協、以一點利潤效益換取一點平等安定，完全必要。正如台灣，人人 都知道開放經濟有必要，但如果依足自由經濟的理想做法不設防讓商界無限速引入大陸服貿投資、無限量接受大陸移民，當地中小企業就馬上完蛋，台灣勞工個個失 業。
錯不在弱勢企業和勞工。如果大陸六十年來政治上一直都是開放的自由的，經濟和周邊地區的港澳台經濟一直在正常互動，那麼一點問題也沒 有，情況就像其他正常國家裏的不同地方之間的互動，自由經濟政策實行起來之時的問題也就比較少。但現實是大陸不正常了六十年，到今天政治上還是與周邊地方 極度不銜接，一旦融合，落差太大，紅色資本及「hungry enough」的各級賤價勞工洶湧而至（原諒他們是人也要自由福利民主法治與廉政等含普世價值的實物）。面對這種情況，本地原來的弱勢社群就完全無法適 應。這裏頭牽涉的恐懼與反感完全合理，卻不是此地一些「姑爺」級的強勢群體裏的父母和二代可以明白。有條件的本地常人和超人，總有辦法買政治保險或索性外 移、遷冊，餘的或是逆來順受坐以待斃，或是背城借一絕地抵抗到底，此外別無他法。
這些人當中，年輕一點的或生出一些離心傾向，梁特於是在 《施政報告》裏宣布他們是「錯誤」的，必須調動所有包括來自北京的政治力量大動作「非其非」，同時提出一系列與他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對八九十後而 言，《施政報告》變成施壓報告，怎怪他們是最反對特府反對北京的一群？習近平大力支持一個這樣蠻來的特首，也不見得很高明呀。
催淚彈之後的燃燒彈
兩三顆燃燒彈燒醒了包括筆者、也包括不少本地資本家、老左派在內的港人的一段苦難記憶。六七暴動，本地老左派稱「反英抗暴」；其實在中共黨史裏，「暴動」即 「起義」，兩詞經常交替使用，都帶有革命浪漫的褒義。那時筆者念中學，家住油麻地近舊南九龍裁判法院、舊裕華國貨、香港海員工會；那一帶是當時左派抗爭的 九龍區熱點。戒嚴的日子裏，日間從家裏俯視，可以看到左派示威群眾與他們罵作「黃皮狗」的華籍員警之間的緊張對峙局面。後來，暴行升級，港警射殺數名示威 工人，左校學生於是四出放置真假土製炸彈，港警遂不斷加強巡邏，武裝到牙齒。
有一次，筆者奉家母命到對面街上的藥房買一卷膠布，去時剛巧 在彌敦道上與一隊巡警打個照面，好奇地端詳他們的武器裝備，回程之時把膠布卷放到褲袋裏，卻不巧又在反方向上遇上同一警隊，給那位督察認出，他見筆者褲袋 裏隆起一塊，大喝一聲：「搜佢！」霎時間一支機關槍從後面硬繃繃頂着背部，另前面左右兩邊各一員警各持一機關槍對準心口，筆者急忙舉起雙手讓員警搜身，督 察見只是搜出一卷膠布，問明所以便放人。驚魂稍定，方才看見彌敦道上兩邊都站滿了圍觀的人群。
六七一役，本地左派損失慘重耿耿於懷，對暴 動一事始終無認錯，只是諉說受了大陸紅衞兵運動的影響，手段「過激」失去民意支持而已。回歸之後，特府更把大紫荊勳章頒給暴動時為工聯會主席、「鬥委會」 主任委員、後來更當上政協人大以及400人的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楊光。因此，縱有人針對「壹傳媒」、黎智英丟燃燒彈，老左派「見慣世面」不會 覺得有何不妥，統治階級裏的關鍵人物袁國強，更馬上說「很難把犯案之人繩之於法」，似乎有意搞「定向寬鬆」。
特區政府言論愈來愈偏激，管 治手法愈來愈極端，將無可避免導致民間出現兩種激進行為：一種是一些反共反政權的人士認定不以暴易暴即無所作為，遂向「六七烈士」學習，突破和平抗爭甚或 僅是以武抗暴的底線，率先走上暴力抗爭的不歸路；另一種就是親政權人士當中的一些人，受特府內部當權激進派的挑釁性言論鼓舞，覺得現政權會站在他們一邊提 供保護傘，於是有恃無恐，繼承六七傳統當「鋤奸隊」（或者是收買黑道人士並委以「鋤奸」重任），發動對非喉舌媒體及民主派暴力攻擊。社會撕裂如此，始作俑 者，其無後乎！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筆者兩篇關於民族論述的《信報》文章分別是2012年11月2日和去年6月19日發表的《台獨綱領源於中共 分離意識止於民主》和《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連結在本報網站或http://tw.aboluowang.com/2012/1116/269104.html#sthash.kwrsQZtL.dpbs及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0152504935659169/。
【註2】例如這一份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512
青年政策之一：學生離心必打壓
梁特發表佔中之後的首份《施政報告》，事前已經吹風說要重視青年問題，結果，「重視問題」原來首先是要對學生和學生領袖發警告、出控告。「引言」的第11段 指學生的政改要求是「緣木求魚」（這點也許沒錯），不過卻一口咬定己是而學生非。如此家長式態度，等於是關上對話大門。
第12段則更直截 了當，瞄準港大學生會會刊《學苑》去年2月號探討香港民族自治自決的專題文章及其後出版的有關專書，毫無理據即指是「錯誤主張」，並「要求」與學運領袖有 密切關係的政界人士勸阻。這是非常劃時代而霸道的說話方式。首先，在行政長官最高規格的公開發言平台（立法院內宣讀《施政報告》）以「九五之尊」對幾個年 輕人作泰山壓頂式的指控、施壓，就算不是本地開埠以來所未有，也是七十年代香港進入殖民時代後期以來所無。其次，如果學生刊物裏的思想言論犯法了，就應該 由律政司提出檢控；如果沒有犯法，特首根本沒有權力強指學生的主張是錯的，更沒有權力「要求」別人出面阻止學生發表有關言論。梁特的態度，無疑反映特府正 在引入大陸那套思想箝制手法。
學生（任何香港公民）也有發表不同政見、探討各種思潮的權利和自由。他們的言論不一定完全正確，政府也可能 有某些看法是對的，但即使如此，官員們也只能平等地參與到討論裏面，例如介紹一些不同的學術觀點，或者請一些官員、支持者按官方觀點寫文章與學生商榷（說 「論戰」也無不可）；認為對方錯了，也不能說「你們錯了」，而只能作為一家之言，說「我們認為你們錯了」。敢說如果政府去年有這種態度和做法的話，學生一 定會把政府的觀點或文章收進刊物專輯及專書裏，一起出版。那是大學生在學校裏與師長討論一些包含價值判斷、不容易說清楚是非的問題時的慣常做法。為什麼政 府完全沒有興趣那樣做，而汲汲於今年對青年學生搞大批判呢？
還有一點應該指出：梁特批判的專輯和專書裏，各有筆者的文章一篇，收錄之前都 是先在本報見報，閱讀量都相當大，政府有關部門甚至梁特自己不可能沒有留意到。但是，為什麼特首沒有在《施政報告》裏指那兩篇文章犯了錯誤，再一次對《信 報》和筆者（或者只是對筆者）興問罪之師呢？放過成年人而劍指小孩，似乎並不公平【註1】。如果特府真的有意勸導年輕人，應該收回上述《施政報告》引言裏 的段落，向年輕人簡單講一句sorry，然後和筆者一樣，以完全平等的身份給學生刊物送文章講不同觀點請他們發表。梁特善寫理論文章，更有大批府內外智囊 可以按他的意思執筆，希望他能夠好好利用這些本錢和資源，做一些能夠啟迪學生思想的事。對如筆者那樣的評論員施壓可能奏效於一時，但對年輕人搞大批判是沒 有用的。
青年政策之二：機會欠奉還開倒車
大批判之餘，梁特也提出若干直接或間接針對年輕人前途的政策，值得評價。
「加強託兒服務，更好地支援有意就業的婦女。除增加3歲以下幼童的全日制託兒服務名額……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正積極考慮鼓勵幼稚園提供更多全日性的服務……」那都是很好的，最能立竿見影，但「積極考慮鼓勵」那幾個畫餅充飢字就大可不必。
「培 育本地人力，一方面為年青一代創造更多元化和具前景的就業機會，另一方面提供多元的學習、培訓及發展機會。教育局轄下的推廣職業教育專責小組正積極研究進 一步推廣職業教育……」這一點就不那麼好，因為大都是說來好聽的例牌政策大話，根本不要提，一提，年輕人就會火光；就算梁特有善心要真做，也是遠水救不了 近火，掉到乾地上的魚兒會說「候我於枯魚之肆」。然而，其他不少政策提議，卻是如近火烤活魚：
第一點：「鼓勵延後退休年齡。政府決定延長 公務員的服務年期，亦會鼓勵其他僱主因應情況，適當延長僱員的工作年期。」這是很壞的做法，只能在別無其他辦法的時候才勉強可以有限度考慮。老而不退，不 僅妨礙年輕人上位，更會削弱機構的創造力和動能，減低年輕人的教育和增值培訓投資意願。政府是大僱主，不應該帶壞頭，遑論鼓勵其他僱主幹這種儍事。
第二點：「吸引已移居海外的中國籍香港永久性居民的第二代回港發展。」有足夠好條件移居海外的，例如特首、司長等的「官二代」，就讓他們在外面打拚發展好 了；要回來的自然回來，不必再給津貼服務等誘因替他們錦上添花。把政策、政治環境搞得一團糟，除非是特權階級的子女，不然真的要費很多資源才能吸引回流。
第三點：「調整『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綜合計分制，吸納更多擁有優秀教育背景或國際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才來港發展。」這是跟本地年輕人對着幹了。在一個比較 理想的政治經濟環境裏，這種政策也許是對的。在一般的自由經濟裏，增加了外來競爭，一個地方的本地年輕人拚輸了，到外圍二線城市發展，不是最理想也沒太大 關係；但這裏是香港，外圍二線城市都在大陸，那裏對絕大部分非官二代富二代人大政協紅二代的香港年輕人而言都是非常可怕的，如果是唯一的「出路」，他們要 造反（這大概是大陸官員要香港年輕人「換腦」的一個原因；要臭屎變得香得可以下飯，惟有在大腦神經系統及味覺嗅覺DNA上做工夫）。
第四 點：「放寬『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劃』及『優秀人才入境計劃』下的逗留安排，鼓勵人才及企業家來港及留港發展。」曾蔭權曾經推過這個，已經引 來怨聲載道；如今新世代經過了佔中，與大陸及特府的關係勢成水火，用經濟手段去收買年輕人的心也很困難，梁特竟然重提這個，怕只有一些大資本家高興，卻如 同在年輕人的傷口上撒鹽。
第五點：「參照外國的做法，研究制訂人才清單的可行性，以更有效及聚焦吸引高質素人才，配合香港經濟高增值及多 元化發展。」此舉無疑再一次為了資本家眼前的利益犧牲本地人，把僅有的一些好工好機會都大字醒目寫在清單上送給外國人或大陸人了。難道不可以讓資本家少賺 一點，多留一些好工、多給一點待遇給本地比較優秀的年輕人，作為一種對不那麼優秀的本地人的一個上進的目標呢？
第六點：「在『一般就業政 策』下，清晰列明投資類別申請人的相關考慮因素，以吸引更多海外企業家來港發展業務，並於明日起暫停推行『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暫停推行「資本投資者 入境計劃」，看似回應民情，實際上完全沒有作用，不僅對港人無益，連響應習近平防止裸官連人帶錢外逃也做不來。大陸那些貪官污吏要往外跑要來香港定居，辦 法多得很，沒有「資本投資者入境計劃」，他們可以搖身一變，變成「海外企業家」，就可以根據這一點的前半部分說的那樣，很受歡迎地來香港「發展」了。誰說 南太平洋、加勒比海、中亞西亞乃至非洲、俄羅斯不是「海外」呢。特府裏獻這條計的官員一定是未曾看過大陸往外移民服務公司做的調查報告【註2】。
筆者一向是自由經濟論者，但也知道當周邊存在大量限制及足夠負面環境因素的時候，市場特別是勞動力市場便不能有效自我調節，很多諸如上述的鼓勵人才流動政策 都是行不通的。如果政策目的是照顧社會的大多數而不是只小部分商界上層的話，某種程度的妥協、以一點利潤效益換取一點平等安定，完全必要。正如台灣，人人 都知道開放經濟有必要，但如果依足自由經濟的理想做法不設防讓商界無限速引入大陸服貿投資、無限量接受大陸移民，當地中小企業就馬上完蛋，台灣勞工個個失 業。
錯不在弱勢企業和勞工。如果大陸六十年來政治上一直都是開放的自由的，經濟和周邊地區的港澳台經濟一直在正常互動，那麼一點問題也沒 有，情況就像其他正常國家裏的不同地方之間的互動，自由經濟政策實行起來之時的問題也就比較少。但現實是大陸不正常了六十年，到今天政治上還是與周邊地方 極度不銜接，一旦融合，落差太大，紅色資本及「hungry enough」的各級賤價勞工洶湧而至（原諒他們是人也要自由福利民主法治與廉政等含普世價值的實物）。面對這種情況，本地原來的弱勢社群就完全無法適 應。這裏頭牽涉的恐懼與反感完全合理，卻不是此地一些「姑爺」級的強勢群體裏的父母和二代可以明白。有條件的本地常人和超人，總有辦法買政治保險或索性外 移、遷冊，餘的或是逆來順受坐以待斃，或是背城借一絕地抵抗到底，此外別無他法。
這些人當中，年輕一點的或生出一些離心傾向，梁特於是在 《施政報告》裏宣布他們是「錯誤」的，必須調動所有包括來自北京的政治力量大動作「非其非」，同時提出一系列與他們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政策。對八九十後而 言，《施政報告》變成施壓報告，怎怪他們是最反對特府反對北京的一群？習近平大力支持一個這樣蠻來的特首，也不見得很高明呀。
催淚彈之後的燃燒彈
兩三顆燃燒彈燒醒了包括筆者、也包括不少本地資本家、老左派在內的港人的一段苦難記憶。六七暴動，本地老左派稱「反英抗暴」；其實在中共黨史裏，「暴動」即 「起義」，兩詞經常交替使用，都帶有革命浪漫的褒義。那時筆者念中學，家住油麻地近舊南九龍裁判法院、舊裕華國貨、香港海員工會；那一帶是當時左派抗爭的 九龍區熱點。戒嚴的日子裏，日間從家裏俯視，可以看到左派示威群眾與他們罵作「黃皮狗」的華籍員警之間的緊張對峙局面。後來，暴行升級，港警射殺數名示威 工人，左校學生於是四出放置真假土製炸彈，港警遂不斷加強巡邏，武裝到牙齒。
有一次，筆者奉家母命到對面街上的藥房買一卷膠布，去時剛巧 在彌敦道上與一隊巡警打個照面，好奇地端詳他們的武器裝備，回程之時把膠布卷放到褲袋裏，卻不巧又在反方向上遇上同一警隊，給那位督察認出，他見筆者褲袋 裏隆起一塊，大喝一聲：「搜佢！」霎時間一支機關槍從後面硬繃繃頂着背部，另前面左右兩邊各一員警各持一機關槍對準心口，筆者急忙舉起雙手讓員警搜身，督 察見只是搜出一卷膠布，問明所以便放人。驚魂稍定，方才看見彌敦道上兩邊都站滿了圍觀的人群。
六七一役，本地左派損失慘重耿耿於懷，對暴 動一事始終無認錯，只是諉說受了大陸紅衞兵運動的影響，手段「過激」失去民意支持而已。回歸之後，特府更把大紫荊勳章頒給暴動時為工聯會主席、「鬥委會」 主任委員、後來更當上政協人大以及400人的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委員的楊光。因此，縱有人針對「壹傳媒」、黎智英丟燃燒彈，老左派「見慣世面」不會 覺得有何不妥，統治階級裏的關鍵人物袁國強，更馬上說「很難把犯案之人繩之於法」，似乎有意搞「定向寬鬆」。
特區政府言論愈來愈偏激，管 治手法愈來愈極端，將無可避免導致民間出現兩種激進行為：一種是一些反共反政權的人士認定不以暴易暴即無所作為，遂向「六七烈士」學習，突破和平抗爭甚或 僅是以武抗暴的底線，率先走上暴力抗爭的不歸路；另一種就是親政權人士當中的一些人，受特府內部當權激進派的挑釁性言論鼓舞，覺得現政權會站在他們一邊提 供保護傘，於是有恃無恐，繼承六七傳統當「鋤奸隊」（或者是收買黑道人士並委以「鋤奸」重任），發動對非喉舌媒體及民主派暴力攻擊。社會撕裂如此，始作俑 者，其無後乎！
《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筆者兩篇關於民族論述的《信報》文章分別是2012年11月2日和去年6月19日發表的《台獨綱領源於中共 分離意識止於民主》和《與〈學苑〉同學談香港人和香港人意識》；連結在本報網站或http://tw.aboluowang.com/2012/1116/269104.html#sthash.kwrsQZtL.dpbs及https://www.facebook.com/notes/10152504935659169/。
【註2】例如這一份http://www.ccg.org.cn/Research/view.aspx?Id=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