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達人﹕走到最前 留到最後

文/ 陳嘉文

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 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 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 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 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 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 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 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 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 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 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 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 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 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 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 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 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 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 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 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 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 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 「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 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 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 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 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 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 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 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 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 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 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二 ○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 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 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 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 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 「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 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 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 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 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 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 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 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 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 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 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 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 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 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 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 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 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 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㗎，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 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2000年羅佩琼與同事採訪台灣總統選舉。

周日話題﹕中港人文差距﹕人擠人時，你視旁邊的人是人或是物？

文__洪清田

人擠人危急時，你本能上會視旁邊黑壓壓的陌生人是「人」或是「物」？

9‧28時，10萬人自發上街擠向金鐘地金鐵站、馬路、天橋、行人路，像潮水中的水珠人貼人，每個人都本能上 視旁邊的陌生人是「人」，讓出極稀少的空間，live and let live，形成那一刻生命共同體。專業訓練有素的武裝防暴隊列隊攻上來、催淚彈射過來，人群奔逃後撤四散，幾十碼外休整、叫口號、再慢慢圍攏起來、向前推 進。四方八面幾條「戰線」，一波波攻攻防防、自發自成動態秩序；12小時、87顆催淚彈，示威者沒有一起人踩人死傷悲劇。

是奇蹟，但也不全是偶然。

一個後來坐下被捕的退休媒介朋友說﹕去示威區是「走出來做個自由人」，我說更貼切是「走出來做個人」——自視是一個「人」，也視「他者」是一個「人」，大家live and let live，在這個共同空間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形成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生命。

八九六四到現在20多年，二三十次10萬至50萬人的示威遊行，常是人擠人，呼吸也困難，都沒人壓人、人踩人；最長時間是2003年七一「迫爆維園」那次，30多度毒太陽下，50萬人潮大部分在銅鑼灣各街道打蛇餅四五小時，自成秩序，連（當時）警察也很輕鬆清閒。

一剎那間 我是「生命」旁邊是「物」

人踩人的死傷悲劇可能是那一剎那間，人只想到「我」、我是「生命」，旁邊是「物」、阻住我逃生的「物」，務必極速排除掉；人人視「他者」是「物」，人人被視為「物」，人人變「物」，拚命互相踐踏、逃亡。

除了客觀環境（如場地建築斜坡濕滑等），或許就因這小小、微妙的「人文觀」（我與「他者」都是「人」、不是「物」，我與「他者」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了電光火石剎那間人的本能反應行為（人人給旁邊的「人」小小空間、少發點力極速推開旁邊的「物」）。

死 傷悲劇能不能化險為夷，或者就在這人人的一念之間。像排隊，人人有這麼一念共識默契，從本身做起，讓一讓、忍一忍，人人自發自成秩序，相信公正、有效，形 成的體制（institution），取得群性社會（mass society）矛盾之間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沒有，就只能靠森林法則、原始野性和膂力（或三者組合）；悲劇也不成為悲劇。

但一念共識須是人人的、自願自發的，人人 的一念之間共識是一種文化（「文化」定義﹕共通、共遵和共尊的意識與知識systems of assumptions），極難建立、建立後又極難改變，要不要和怎樣建立和改變是人類永遠完成不了的存在性課題（existential issues）。

文字發明7000年以來，人類在混沌世界中突飛猛進，努力找尋和建構虛虛實實的自己，做「人」（個體與群體），但極少部分 時代先行者自己做「人」卻把「他者」作為「物」，「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群性社會喪失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又抗拒改 變；他者「非人」反抗，也要做「人」。人類文明就是一個「讓更多人成為『人』」的過程，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返折騰。

西方先是原始宗 教和哲學宗教，繼而封建皇朝、城邦和中世紀政教合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啟現代化和理性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興起。每個階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承諾讓更多人做「人」，但初見成效卻把「他者」作為「物」，各階段前後重疊漸變和新舊組合，重複「我」與「他者」是「人 與物」的關係，以及他者「非人」的反抗。

5000年高壓控制 自發秩序即生悲劇

中國5000年到1919年才由天地人合一的 類宗教的皇權皇朝，突變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nation-state），再由資本主義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30年的知識災難、科學災難、文化 災難、政治災難、人文災難的false starts，都摸索不到現代化的本意旨趣、方針路向。開放改革撥亂反正，如今初見成效似又故態復萌，藉着開放改革學西方和現代的成效的物質條件，躍躍欲 試偏離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人文觀」，要「走自己的路」，不講「西方中心論」和本位的「現代化」，從「人權」、香港和台灣開始否定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和 「普世價值」。

這次上海外灘慘劇，一個成因是民間自發大型活動，而非十一和春晚之類的官方活動。中國5000年是高壓或懷柔的控制式、規劃式社會國度，沒有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institution），沒有「有形之手」便生悲劇。

不 能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和正常國家和國民。上海和香港百多年來同是西方侵入中國的國恥傷口，但上海租界只是行政、關稅和治外法權 較不同，政經社及文化一直和全中國融為一體，香港則自成一完整體系及社會，如今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 排隊，而大陸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

這是百年計的香港和上海、中國和香港人文差距。歷史的反諷是﹕香港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卻被中國判為不正常國民（或「不（似）是國民」）。

安裕周記﹕雲外看琴譜

也許我們真的老了，常常對過去的事追憶再三。日本動畫片集《叮噹》主人翁機械貓叮噹的配音藝員林保全先生去世，勾起二十至四十歲兩代人的憂思。周五接近中 午，林保全逝世消息傳出後迅速掀起人們憶念，不僅是感謝林保全出神入化的聲演賦予叮噹第二次生命，更是想起在功課臨頭的午後，獨留在家的課餘光陰如何在叮 噹陪伴下一一走過。

面書上對林保全去世的反應可以用「鋪天蓋地」形容，連一向只談政治的網頁也撥出相當篇幅。的確，這位胖胖的配音大師已經把叮噹與他高亢清脆的聲音永遠連接 起來；周六凌晨夜闌人靜，我把YouTube日本版原裝叮噹和香港版重聽一次，日版的女聲其實某程度與林保全的聲音都是同一段數，兒童還未變聲的音域說實 在誰都差不多。只是日本版的越南語字幕看不懂，不過，我想在印度支那熱帶雨林國家的小朋友，都應該能夠感受到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充滿想像力的往日童年。

是少年子弟江湖老抑或是心有所感，是當下港人面對時代變化五味紛陳的懷舊折射，或者根本就是心裏揮之不去的心有所屬，然而無論如何，叮噹來到我們中間的時 刻是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將定未定的日子；一九八三年港元危機連廁紙都搶購一空的不安時期，之後是一九八四年形勢大定「五十年不變」瑯瑯上口。就在這些陰晴難 測的時刻，叮噹成為小朋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玩伴，遠離複雜的政治經濟中英角力香港前途，自得其樂，「想小鳥伴你飛舞，雲外看琴譜」，那是一個難忘的童年。

當然也有人在面書質疑叮噹「不過是日本人的漫畫」，我們的社會好就好在有這種異見氛圍，不同意的儘管有無道理都可以自由發表，很難想像一個城巿到了「只能 說叮噹好」或「不能只說叮噹好」的萬馬齊瘖會是什麼模樣。無疑動畫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兒童的事，毋須扯到社會行為或集體回憶，或者有的朋友會從另一層面比如 「文化侵略」檢視日本美國動畫進入香港的動機。這些如斯艱澀的文化層次閱讀，遠超小朋友所能理解，不過類似的所謂「文化侵略」因何而來因何植根，恐怕不能 一時三刻可以像早些時大陸大學生上街呼籲抵制聖誕節那樣，僅稱之為「西方侵略」就能一掃而空。

大雄在東京抑或富山

叮噹是日本一九六九年的產物，小學館出版社的兒童雜誌《好孩子》開始連載同名漫畫，說的是小朋友大雄與機械貓叮噹的故事。此前的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百周 年，亦是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故事主人翁大雄是家中獨子，生活除了上學做功課單調得很，幸虧有叮噹這機械貓才不致悶蛋至 極。香港不少朋友是叮噹專家，我無謂在這裏班門弄斧，不過根據日本原作背景，大雄是在東京練馬區成長的孩子，有讀者卻認定大雄是日本西海岸富山的小學生。 東京和富山我都去過，看不到在動畫裏面可以分出繁榮的東京和謐靜的富山，只是想起富山清靜得可以，有天夜裏在富山沿大街散步到車站，在站前小店吃了一客豬 排定食，大米的軟糯和豬排炸醬的爽脆，至今不忘。

叮噹在香港電視台播放是八十年代的事，香港社會對林保全聲演的叮噹不能或忘，不能說與當年的社會氛圍無關。七十年代中葉，香港經濟冒現戰後第二次飛躍， 由純粹的手工業或中小企轉向第三產業，港英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斧山道筲箕灣山邊水溝木屋大批清拆，上樓搬入公屋成為居民生活轉型大潮，由昔日的一屋 七伙到一屋一伙，家庭電器因為大量生產價格下調陸續進入尋常百姓家。家中父母雙雙出外打工，留在家裏的孩子順理成章「電視撈飯」——電視機還未成為資訊的 主要提供者便先成為保母， 替出外工作的父母看管兒童。

香港單一核心家庭冒現

這是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充滿希望日子，有土斯有財，公屋狹窄內籠成為一家幾口的小小天堂，通風清爽的騎樓是學生溫習的寧靜世界。之後的都是歷 史：增加大學學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子較前為多，民智由封閉轉呈開放，大舉掃貪帶來廉政建設，那是千萬顆不羈的心躍躍欲試的破曉時分。公屋單位的出現，構 建至今仍是社會人口結構主流的單一核心家庭（One-Family Nucleus Household），即夫婦連同或不連同子女的家庭形態。屋邨周邊的小學旱地拔蔥一間接一間落成，結構一模一樣，多快好省。我家屋邨附近的三間小學坐落 斜坡，除了正面直牆的校徽各異，其他並無不同，遠看如三座石碑。

《叮噹》便是在這一時候進入香港，陪伴單一核心家庭的小朋友度過每個下午的私密時段。如果說，有人把叮噹說成令如今香港二十至四十歲這些人特別有感覺的 原因扯到「文化侵略」，這種廉價的國族主義似乎吹得太大了一些也太過空泛了一些。事實上，叮噹到今天仍然廣被憶念，恰恰在於在它在無所事事的午後帶給孩子 充滿想像的三十分鐘。當然，從教育角度來說，大雄不做功課，找來叮噹「做功課機」替他三上五下二做完不免是「有違教育原則」。不過，任誰還是小孩子的年 代，都必定想過甚至說過「有人替我做功課就好了」。殘酷現實是父母工作下班回到家裏，看見孩子功課還未完成免不了一頓痛罵，然而那都是之後的事，在動畫播 放的半小時，「機械貓代做功課」已然吸納入心，就像片集主題曲那樣，「離奇神化不可思議，心中一想就得到」，小小心靈由此充滿對未來的期盼，遨遊於無垠天 地。

充滿想像城巿決不會死

一個滿有想像（imagination ）的城巿以及富有想像力的公民，是一地一國的寶貴財富；沒有想像，這個城巿只是營營役役的的一泓死水。也唯有個人（individuality）與集體相 埒，始能在現代城巿當中創造均衡；個人能夠足以與集體抗衡的力量，即出於想像力本身。前幾天，特區前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一段話很能令人明白一個城巿的精 血何在。他大概是這樣說的﹕經濟或GDP又如何，一個社會不能單是讓人吃飽飯當順民，還要看看是否公平合理。范鴻齡的話令人想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自由 派大儒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極負盛名的一九五八年著作《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觀點：現代富足社會背後隱藏的嚴重問題，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分配不均，以及環境問題的重要。易言之，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巧妙互相搭配達 至成功，始是名副其實的富裕社會；既保存政府的功能，同時不滅個人空間。此書成書近一甲子，近期再讀，依然令人血脈沸騰，廣義上的自由意志彰顯無遺。

香港某些特定年齡層巿民對叮噹的思念，除了是個人私相簿式的懷緬，應該說更包括對那個相應時代的印記。不必以人廢言，八十年代確是今天三四十歲港人回憶裏 的某些日子（any given day），這些信手拈來日子的證言，通過各式各樣人與事偶發突顯出來，絕非鄉愿式的自我陶醉或「家是香港」硬銷。然而這也不全是與當時港英政府的房屋或教 育政策有絕對關係，而是社會經過漫長的單打獨鬥，在濁浪排空的當年選擇相信自己。於今回看，這一抉擇的結果有苦有甜，甜是人的獨立成長過程至今仍是念茲在 茲，得益良多，苦的是政治承諾經過太小起伏至今有如黃連。

感恩於「我的快樂比天高」

或者這便是人生。當八十年代盛載叮噹的《四三○穿梭機》成為絕響連實體穿梭機俱退役，當《閃電傳真機》的傳真機今天大都被電郵代替，即使如此，充滿感恩的 叮噹世代依然「我的快樂比天高」。在似苦還澀的今天時空之下，昔年酷寒炎熱下午四時半的「叮噹嚟啦」，說到底仍是無可匹敵的回首仰望。

蕭少滔: 香港荒謬到連食雞都變成政治問題

真奇怪到底泛民是否真的這麼討厭「功能組別」？ 否則這個界別的選民其實怨聲載道，怎麼就是沒有人會爭取代表他們呢吓？ 香港政壇真古怪…即使撇開 政壇私怨，單是「民以食為天」這個天條，也好應該有人挺身而出了吧？ 而假如飯民真的只懂吃飯、不懂吃雞，那麼先前那批非常勇武地要為農戶出頭的什麼「正 義聯盟」又有沒有動作呢喂？ 耐人尋味…指出問題與解決問題是兩回事，搵人做嘢啦唔該。

 
2015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真正的「佔環中環」原來隨時才正式開始，不過原來不是「佔中三子」，而是各位家庭主婦很想「食住先」的本土雞雞。[1]

到底為什麼理應是代表本港漁農界利益的功能團體倒反而半聲不響，而要「被代表」的香港養雞農戶跑出來宣佈隨時實施正式的佔領中環行動？ 香港的師奶 上次高呼「我要睇電視」的時候，難道執政的「一籃子」不知道大禍臨頭乎？ 是否連「我要食雞」也要演變成「中港矛盾」才開心？ 有些人的無間道絕招簡直令 人嘆為觀止。

其實學歷與成就成正比的高永文怎看也不似是白痴，不過一旦「入閣」居然自然變白痴，那又可以怪誰？ 怪風水嗎？

逐件事說明一下。

話說「供港活雞」又出事，[2] 就 在2014年最後一日的樣本中驗出帶有可感染人類的禽流感 H7N9。事情「又」鬧大，唯有「循例」大開殺戒，即時停止長沙灣批發市場的運作，就地殺死過 萬隻活雞；並關閉批發市場廿一日以作消毒。而先前經已爆出，有港人北上嘆雞之後，證實患上H7N9流感，需要隔離。深圳也證實有病例。源頭很明顯了吧。

對於這種「屢禁不止」的嚴重殺人病毒，要對付其實很簡單呀：禁止輸入中國活雞就是。怎麼又會扯上「中港矛盾」的問題呢？

照道理，先前香港的雞農也早就抗議過：為什麼高風險的中國雞硬要和低風險的香港雞混在一起，都集中在長沙灣同一個批發市場處理？ 難道「分流」減低風險的「物流常識」不管用了？ 還是有人一做了官就沒有常識？

於是乎，經過了十多年的無謂折騰之後，看起來很聰明的政府官員就極度勉為其難地撥出了一個荒廢多年的「政府農場」，讓本地雞農可以「臨時處理」活雞 的批發。不過在分流站正式宣佈「可以運作」之後，雞農才發現政府的政策很古怪：位於打鼓嶺的分流站竟然限令「活雞不准落地」！ 送交檢查的活雞一律要「原 車等候」三小時，待「覆檢」完成後，再「原車運走」！

明明是一個「農場」，而且當初的設計就是可以養雞的嘛，「不准落地」？搞什麼鬼？

而更有趣的是，[3]據 專營本地雞的「帝王雞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展強表示：打鼓嶺分流站的安排「極度混亂」，現時本地雞在農場已完成檢疫並取得「出雞紙」，運到長沙灣可 「落地」入欄，待批發商拍賣後，即時「分雞」到各街市。但名為「分流站」的東西，並不是代替了長沙灣的「批發分流」功能，而是竟然要香港雞農拿着「驗身 紙」再山長水遠趕到分流站「覆檢」！

哎喲，這個分流原來只是一個騙局、百份百只是一個「檢疫站」。那麼既然本地雞在原本的農場已能檢疫，又幹嗎要到分流站覆檢？ 而即使一定要覆檢，又為什麼活雞要「原車等候三小時」？

試用常理想想，一個「活人」如果要搭飛機，但是要關在飛機裡面三個小時「等起飛」的話，不論機艙如何舒適、空姐如何體貼照顧，活人也會氣死呀，何況只是一堆被關在貨車雞籠裡面的活雞？ 這批高官除了坐在自己的冷氣房間之外，到底有沒有真的到外面見過世面？

而如果真的是「地方有限」，那麼當初又為何會胡亂拿來做「分流站」？ 到底是「先前老點」還是「事後老點」？ 不過怎看也是「從來未認真過的敷衍」。

因此香港本土的雞雞…. 其實選擇有限：按政府的安排，牠們只能在貨車上拿着身家清白的驗身紙、原車坐上大半天、走勻香港九龍新界然後才可以落車 「等候師奶發落」。除非這些雞雞是超合金鑄造，否則「唔死都一身潺」！ 也別忘了，由於極度聰明的政府早已在2008年定下「不准過夜」的宵禁條件，雞雞 們一是當夜「正法」變成死雞，否則雞販要自掏腰包招呼牠們到「雞酒店」過夜。

而極度高明的政府，就因應自己這條完全無厘頭的要求，開出「你不能拒絕」的反建議：假如不接受這種既虐畜又虐人的苛政，那就只能接受「全港食死雞」，以後香港不准養雞、也不進口活雞。

其實風險源頭是中國、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禁止中國活雞進口」就是嘛。而且更有趣的是：香港雞農所生產的活雞，是足夠本港市場需要的！

據「土地正義聯盟」2014年1月28日，就「上一次」禽流感事件，寫了一篇文章由【獨立媒體】登出。[4] 當中臚列了政府自己提供的數據，足以證明「本土活雞市場是被政策殺死的」。

由於中國停不了的爆發致命禽流感，在政府並無隔離分流措施之下，本地食用活雞的數字直線插水。再加上2008年「宵禁令」之下，雞販也搵食艱難，於 是引起了退還牌照的結業潮。到了2011年，香港的活禽食用量，只是2005年的1/3不到，由每日四萬多吨、減至每日一萬二千多吨。

而其實在2008年「宵禁令」之後，本地農場的生產力是足夠維持本地供應綽綽有餘的，但政府仍然「堅持」要繼續由內地進口活雞！ 這個才是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原因！

 

政府面對數字的反應是：即使本地生產，也不會零風險。

基本上是「斬腳趾避沙蟲」。講到底，就是要大家食死雞。不過邏輯上這叫牛頭唔搭馬咀，因為「即使到深圳吃雞的人也不會零風險」，那不如乾脆在關口「撲殺人流」好不好？

香港政府在香港境內要管香港的農場也管不好？ 那是檢疫執法的疏忽。不想承擔責任就叫本地雞農去死，這又怎講得通？

而假如資源和人手有限，那就好應該集中資源，優先照顧香港的雞農嘛。幹啥又要大費周章，一定要優先「應酬」內地供港的活雞？

或者來個簡單總結可以說明這種思維是怎麼樣的：

1. 大陸雞：高風險，不過可以直接送達市中心的長沙灣批發市場，和本地雞「同雞同權」，落地等批發；
2. 本地雞：低風險，理論上和大陸雞「同雞同權」，「之不過」…一旦大陸雞出事，本地雞就要雞飛狗走、上山下鄉、避走打鼓嶺，還要鎖在貨車上不准落地，原車乾等三個鐘、再原車送達全港各街市：「自己搞掂」。

稍為重組案情，就可以看得出：香港的物流設施不是優先提供給香港雞農用的。不守法、高風險的大陸雞農才是主角，反而極守法、低風險的香港雞農是「二等公民」。

要解決問題？ 很簡單呀，一是完全禁止大陸活雞進口，因為香港的活雞養殖和供應絕對不成問題。即使是「雞苖」的問題，難道除了中國之外，全世界的雞 都做了絕育手術乎？ 起碼在香港養大的雞苖也比成年活雞安全嘛。台灣進口雞苖不可以嗎？ 泰國進口雞苖不可以嗎？ 即使不進口，香港雞就生不下蛋來乎？

假如不禁止進口又如何？ 都很簡單呀，分清楚「莊閒」就是。大陸雞反正經邊境入口，「就腳」落地打鼓嶺檢查。安全合格就自己出錢送到各個街市囉。長沙灣就留給低風險的本地雞批發，港事港辦。

不過這般簡單的事情不去做，反而大費周章要強迫港人「一係食死雞、總之不能不食大陸雞」。睇真未呀？

各位港燦，你以為「一籃子」真的在意「公共衛生安全」嗎？ 自己查找不足啦：大陸雞可以隨街走、本地雞只可以等滅口，雞雞呀雞雞，你的罪名是「香港本土」。

 [1] 雞農揚言放雞抗議

[2] 惠州供港活雞 驗出H7禽流

[3] 雞農不滿打鼓嶺分流禁落地

[4] 促進本地自給自足停止大陸進口活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