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日星期六

生活達人﹕走到最前 留到最後



/ 陳嘉文

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 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 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 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 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 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 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 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 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 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 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 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 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 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 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 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 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 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 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 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 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 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 「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 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 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 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 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 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 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 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 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 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 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 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 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 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 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 「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 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 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 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 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 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 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 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 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 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 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 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 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 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 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 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 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 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 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2000年羅佩琼與同事採訪台灣總統選舉。

周日話題﹕中港人文差距﹕人擠人時,你視旁邊的人是人或是物?



__洪清田

人擠人危急時,你本能上會視旁邊黑壓壓的陌生人是「人」或是「物」?

9‧28時,10萬人自發上街擠向金鐘地金鐵站、馬路、天橋、行人路,像潮水中的水珠人貼人,每個人都本能上 視旁邊的陌生人是「人」,讓出極稀少的空間,live and let live,形成那一刻生命共同體。專業訓練有素的武裝防暴隊列隊攻上來、催淚彈射過來,人群奔逃後撤四散,幾十碼外休整、叫口號、再慢慢圍攏起來、向前推 進。四方八面幾條「戰線」,一波波攻攻防防、自發自成動態秩序;12小時、87顆催淚彈,示威者沒有一起人踩人死傷悲劇。

是奇蹟,但也不全是偶然。

一個後來坐下被捕的退休媒介朋友說﹕去示威區是「走出來做個自由人」,我說更貼切是「走出來做個人」——自視是一個「人」,也視「他者」是一個「人」,大家live and let live,在這個共同空間中,以「個人實體性」為基礎,形成一個群體、一個共同生命。
八九六四到現在20多年,二三十次10萬至50萬人的示威遊行,常是人擠人,呼吸也困難,都沒人壓人、人踩人;最長時間是2003年七一「迫爆維園」那次,30多度毒太陽下,50萬人潮大部分在銅鑼灣各街道打蛇餅四五小時,自成秩序,連(當時)警察也很輕鬆清閒。

一剎那間 我是「生命」旁邊是「物」

人踩人的死傷悲劇可能是那一剎那間,人只想到「我」、我是「生命」,旁邊是「物」、阻住我逃生的「物」,務必極速排除掉;人人視「他者」是「物」,人人被視為「物」,人人變「物」,拚命互相踐踏、逃亡。

除了客觀環境(如場地建築斜坡濕滑等),或許就因這小小、微妙的「人文觀」(我與「他者」都是「人」、不是「物」,我與「他者」是「人與人」的關係)決定了電光火石剎那間人的本能反應行為(人人給旁邊的「人」小小空間、少發點力極速推開旁邊的「物」)。
死 傷悲劇能不能化險為夷,或者就在這人人的一念之間。像排隊,人人有這麼一念共識默契,從本身做起,讓一讓、忍一忍,人人自發自成秩序,相信公正、有效,形 成的體制(institution),取得群性社會(mass society)矛盾之間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equilibrium, justice, normalcy)。沒有,就只能靠森林法則、原始野性和膂力(或三者組合);悲劇也不成為悲劇。

但一念共識須是人人的、自願自發的,人人 的一念之間共識是一種文化(「文化」定義﹕共通、共遵和共尊的意識與知識systems of assumptions),極難建立、建立後又極難改變,要不要和怎樣建立和改變是人類永遠完成不了的存在性課題(existential issues)。

文字發明7000年以來,人類在混沌世界中突飛猛進,努力找尋和建構虛虛實實的自己,做「人」(個體與群體),但極少部分 時代先行者自己做「人」卻把「他者」作為「物」,「我」與「他者」是「人與物」的關係,群性社會喪失共通、共遵和共尊的「均衡、正義、常態」,又抗拒改 變;他者「非人」反抗,也要做「人」。人類文明就是一個「讓更多人成為『人』」的過程,在「我」與「他者」之間反覆返折騰。

西方先是原始宗 教和哲學宗教,繼而封建皇朝、城邦和中世紀政教合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開啟現代化和理性化,民族國家(nation-state)及資本主義、共產主義 興起。每個階段,少部分時代先行者承諾讓更多人做「人」,但初見成效卻把「他者」作為「物」,各階段前後重疊漸變和新舊組合,重複「我」與「他者」是「人 與物」的關係,以及他者「非人」的反抗。

5000年高壓控制 自發秩序即生悲劇

中國5000年到1919年才由天地人合一的 類宗教的皇權皇朝,突變為亞洲第一個共和國(nation-state),再由資本主義大躍進到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經30年的知識災難、科學災難、文化 災難、政治災難、人文災難的false starts,都摸索不到現代化的本意旨趣、方針路向。開放改革撥亂反正,如今初見成效似又故態復萌,藉着開放改革學西方和現代的成效的物質條件,躍躍欲 試偏離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人文觀」,要「走自己的路」,不講「西方中心論」和本位的「現代化」,從「人權」、香港和台灣開始否定有所謂的「國際標準」和 「普世價值」。

這次上海外灘慘劇,一個成因是民間自發大型活動,而非十一和春晚之類的官方活動。中國5000年是高壓或懷柔的控制式、規劃式社會國度,沒有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institution),沒有「有形之手」便生悲劇。

不 能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中國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和正常國家和國民。上海和香港百多年來同是西方侵入中國的國恥傷口,但上海租界只是行政、關稅和治外法權 較不同,政經社及文化一直和全中國融為一體,香港則自成一完整體系及社會,如今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大陸旅客和學生常問為什麼香港人可以自動自覺 排隊,而大陸不論政府怎樣軟硬兼施搞運動和宣傳都成效不彰。

這是百年計的香港和上海、中國和香港人文差距。歷史的反諷是﹕香港可以人人自發自成秩序和體制,卻被中國判為不正常國民(或「不(似)是國民」)。

安裕周記﹕雲外看琴譜


也許我們真的老了,常常對過去的事追憶再三。日本動畫片集《叮噹》主人翁機械貓叮噹的配音藝員林保全先生去世,勾起二十至四十歲兩代人的憂思。周五接近中 午,林保全逝世消息傳出後迅速掀起人們憶念,不僅是感謝林保全出神入化的聲演賦予叮噹第二次生命,更是想起在功課臨頭的午後,獨留在家的課餘光陰如何在叮 噹陪伴下一一走過。

面書上對林保全去世的反應可以用「鋪天蓋地」形容,連一向只談政治的網頁也撥出相當篇幅。的確,這位胖胖的配音大師已經把叮噹與他高亢清脆的聲音永遠連接 起來;周六凌晨夜闌人靜,我把YouTube日本版原裝叮噹和香港版重聽一次,日版的女聲其實某程度與林保全的聲音都是同一段數,兒童還未變聲的音域說實 在誰都差不多。只是日本版的越南語字幕看不懂,不過,我想在印度支那熱帶雨林國家的小朋友,都應該能夠感受到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充滿想像力的往日童年。

是少年子弟江湖老抑或是心有所感,是當下港人面對時代變化五味紛陳的懷舊折射,或者根本就是心裏揮之不去的心有所屬,然而無論如何,叮噹來到我們中間的時 刻是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將定未定的日子;一九八三年港元危機連廁紙都搶購一空的不安時期,之後是一九八四年形勢大定「五十年不變」瑯瑯上口。就在這些陰晴難 測的時刻,叮噹成為小朋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玩伴,遠離複雜的政治經濟中英角力香港前途,自得其樂,「想小鳥伴你飛舞,雲外看琴譜」,那是一個難忘的童年。

當然也有人在面書質疑叮噹「不過是日本人的漫畫」,我們的社會好就好在有這種異見氛圍,不同意的儘管有無道理都可以自由發表,很難想像一個城巿到了「只能 說叮噹好」或「不能只說叮噹好」的萬馬齊瘖會是什麼模樣。無疑動畫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兒童的事,毋須扯到社會行為或集體回憶,或者有的朋友會從另一層面比如 「文化侵略」檢視日本美國動畫進入香港的動機。這些如斯艱澀的文化層次閱讀,遠超小朋友所能理解,不過類似的所謂「文化侵略」因何而來因何植根,恐怕不能 一時三刻可以像早些時大陸大學生上街呼籲抵制聖誕節那樣,僅稱之為「西方侵略」就能一掃而空。

大雄在東京抑或富山

叮噹是日本一九六九年的產物,小學館出版社的兒童雜誌《好孩子》開始連載同名漫畫,說的是小朋友大雄與機械貓叮噹的故事。此前的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百周 年,亦是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故事主人翁大雄是家中獨子,生活除了上學做功課單調得很,幸虧有叮噹這機械貓才不致悶蛋至 極。香港不少朋友是叮噹專家,我無謂在這裏班門弄斧,不過根據日本原作背景,大雄是在東京練馬區成長的孩子,有讀者卻認定大雄是日本西海岸富山的小學生。 東京和富山我都去過,看不到在動畫裏面可以分出繁榮的東京和謐靜的富山,只是想起富山清靜得可以,有天夜裏在富山沿大街散步到車站,在站前小店吃了一客豬 排定食,大米的軟糯和豬排炸醬的爽脆,至今不忘。

叮噹在香港電視台播放是八十年代的事,香港社會對林保全聲演的叮噹不能或忘,不能說與當年的社會氛圍無關。七十年代中葉,香港經濟冒現戰後第二次飛躍, 由純粹的手工業或中小企轉向第三產業,港英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斧山道筲箕灣山邊水溝木屋大批清拆,上樓搬入公屋成為居民生活轉型大潮,由昔日的一屋 七伙到一屋一伙,家庭電器因為大量生產價格下調陸續進入尋常百姓家。家中父母雙雙出外打工,留在家裏的孩子順理成章「電視撈飯」——電視機還未成為資訊的 主要提供者便先成為保母, 替出外工作的父母看管兒童。

香港單一核心家庭冒現

這是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充滿希望日子,有土斯有財,公屋狹窄內籠成為一家幾口的小小天堂,通風清爽的騎樓是學生溫習的寧靜世界。之後的都是歷 史:增加大學學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子較前為多,民智由封閉轉呈開放,大舉掃貪帶來廉政建設,那是千萬顆不羈的心躍躍欲試的破曉時分。公屋單位的出現,構 建至今仍是社會人口結構主流的單一核心家庭(One-Family Nucleus Household),即夫婦連同或不連同子女的家庭形態。屋邨周邊的小學旱地拔蔥一間接一間落成,結構一模一樣,多快好省。我家屋邨附近的三間小學坐落 斜坡,除了正面直牆的校徽各異,其他並無不同,遠看如三座石碑。

《叮噹》便是在這一時候進入香港,陪伴單一核心家庭的小朋友度過每個下午的私密時段。如果說,有人把叮噹說成令如今香港二十至四十歲這些人特別有感覺的 原因扯到「文化侵略」,這種廉價的國族主義似乎吹得太大了一些也太過空泛了一些。事實上,叮噹到今天仍然廣被憶念,恰恰在於在它在無所事事的午後帶給孩子 充滿想像的三十分鐘。當然,從教育角度來說,大雄不做功課,找來叮噹「做功課機」替他三上五下二做完不免是「有違教育原則」。不過,任誰還是小孩子的年 代,都必定想過甚至說過「有人替我做功課就好了」。殘酷現實是父母工作下班回到家裏,看見孩子功課還未完成免不了一頓痛罵,然而那都是之後的事,在動畫播 放的半小時,「機械貓代做功課」已然吸納入心,就像片集主題曲那樣,「離奇神化不可思議,心中一想就得到」,小小心靈由此充滿對未來的期盼,遨遊於無垠天 地。

充滿想像城巿決不會死

一個滿有想像(imagination )的城巿以及富有想像力的公民,是一地一國的寶貴財富;沒有想像,這個城巿只是營營役役的的一泓死水。也唯有個人(individuality)與集體相 埒,始能在現代城巿當中創造均衡;個人能夠足以與集體抗衡的力量,即出於想像力本身。前幾天,特區前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一段話很能令人明白一個城巿的精 血何在。他大概是這樣說的﹕經濟或GDP又如何,一個社會不能單是讓人吃飽飯當順民,還要看看是否公平合理。范鴻齡的話令人想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自由 派大儒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極負盛名的一九五八年著作《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觀點:現代富足社會背後隱藏的嚴重問題,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分配不均,以及環境問題的重要。易言之,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巧妙互相搭配達 至成功,始是名副其實的富裕社會;既保存政府的功能,同時不滅個人空間。此書成書近一甲子,近期再讀,依然令人血脈沸騰,廣義上的自由意志彰顯無遺。

香港某些特定年齡層巿民對叮噹的思念,除了是個人私相簿式的懷緬,應該說更包括對那個相應時代的印記。不必以人廢言,八十年代確是今天三四十歲港人回憶裏 的某些日子(any given day),這些信手拈來日子的證言,通過各式各樣人與事偶發突顯出來,絕非鄉愿式的自我陶醉或「家是香港」硬銷。然而這也不全是與當時港英政府的房屋或教 育政策有絕對關係,而是社會經過漫長的單打獨鬥,在濁浪排空的當年選擇相信自己。於今回看,這一抉擇的結果有苦有甜,甜是人的獨立成長過程至今仍是念茲在 茲,得益良多,苦的是政治承諾經過太小起伏至今有如黃連。

感恩於「我的快樂比天高」

或者這便是人生。當八十年代盛載叮噹的《四三穿梭機》成為絕響連實體穿梭機俱退役,當《閃電傳真機》的傳真機今天大都被電郵代替,即使如此,充滿感恩的 叮噹世代依然「我的快樂比天高」。在似苦還澀的今天時空之下,昔年酷寒炎熱下午四時半的「叮噹嚟啦」,說到底仍是無可匹敵的回首仰望。


2015年1月2日星期五

蕭少滔: 香港荒謬到連食雞都變成政治問題




真奇怪到底泛民是否真的這麼討厭「功能組別」? 否則這個界別的選民其實怨聲載道,怎麼就是沒有人會爭取代表他們呢吓? 香港政壇真古怪即使撇開 政壇私怨,單是「民以食為天」這個天條,也好應該有人挺身而出了吧? 而假如飯民真的只懂吃飯、不懂吃雞,那麼先前那批非常勇武地要為農戶出頭的什麼「正 義聯盟」又有沒有動作呢喂? 耐人尋味指出問題與解決問題是兩回事,搵人做嘢啦唔該。
 
2015年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真正的「佔環中環」原來隨時才正式開始,不過原來不是「佔中三子」,而是各位家庭主婦很想「食住先」的本土雞雞。[1]

到底為什麼理應是代表本港漁農界利益的功能團體倒反而半聲不響,而要「被代表」的香港養雞農戶跑出來宣佈隨時實施正式的佔領中環行動? 香港的師奶 上次高呼「我要睇電視」的時候,難道執政的「一籃子」不知道大禍臨頭乎? 是否連「我要食雞」也要演變成「中港矛盾」才開心? 有些人的無間道絕招簡直令 人嘆為觀止。

其實學歷與成就成正比的高永文怎看也不似是白痴,不過一旦「入閣」居然自然變白痴,那又可以怪誰? 怪風水嗎?
逐件事說明一下。

話說「供港活雞」又出事,[2] 就 在2014年最後一日的樣本中驗出帶有可感染人類的禽流感 H7N9。事情「又」鬧大,唯有「循例」大開殺戒,即時停止長沙灣批發市場的運作,就地殺死過 萬隻活雞;並關閉批發市場廿一日以作消毒。而先前經已爆出,有港人北上嘆雞之後,證實患上H7N9流感,需要隔離。深圳也證實有病例。源頭很明顯了吧。

對於這種「屢禁不止」的嚴重殺人病毒,要對付其實很簡單呀:禁止輸入中國活雞就是。怎麼又會扯上「中港矛盾」的問題呢?

照道理,先前香港的雞農也早就抗議過:為什麼高風險的中國雞硬要和低風險的香港雞混在一起,都集中在長沙灣同一個批發市場處理? 難道「分流」減低風險的「物流常識」不管用了? 還是有人一做了官就沒有常識?

於是乎,經過了十多年的無謂折騰之後,看起來很聰明的政府官員就極度勉為其難地撥出了一個荒廢多年的「政府農場」,讓本地雞農可以「臨時處理」活雞 的批發。不過在分流站正式宣佈「可以運作」之後,雞農才發現政府的政策很古怪:位於打鼓嶺的分流站竟然限令「活雞不准落地」! 送交檢查的活雞一律要「原 車等候」三小時,待「覆檢」完成後,再「原車運走」!

明明是一個「農場」,而且當初的設計就是可以養雞的嘛,「不准落地」?搞什麼鬼?

而更有趣的是,[3]據 專營本地雞的「帝王雞國際有限公司」執行董事鄭展強表示:打鼓嶺分流站的安排「極度混亂」,現時本地雞在農場已完成檢疫並取得「出雞紙」,運到長沙灣可 「落地」入欄,待批發商拍賣後,即時「分雞」到各街市。但名為「分流站」的東西,並不是代替了長沙灣的「批發分流」功能,而是竟然要香港雞農拿着「驗身 紙」再山長水遠趕到分流站「覆檢」!




哎喲,這個分流原來只是一個騙局、百份百只是一個「檢疫站」。那麼既然本地雞在原本的農場已能檢疫,又幹嗎要到分流站覆檢? 而即使一定要覆檢,又為什麼活雞要「原車等候三小時」?

試用常理想想,一個「活人」如果要搭飛機,但是要關在飛機裡面三個小時「等起飛」的話,不論機艙如何舒適、空姐如何體貼照顧,活人也會氣死呀,何況只是一堆被關在貨車雞籠裡面的活雞? 這批高官除了坐在自己的冷氣房間之外,到底有沒有真的到外面見過世面?
而如果真的是「地方有限」,那麼當初又為何會胡亂拿來做「分流站」? 到底是「先前老點」還是「事後老點」? 不過怎看也是「從來未認真過的敷衍」。

因此香港本土的雞雞…. 其實選擇有限:按政府的安排,牠們只能在貨車上拿着身家清白的驗身紙、原車坐上大半天、走勻香港九龍新界然後才可以落車 「等候師奶發落」。除非這些雞雞是超合金鑄造,否則「唔死都一身潺」! 也別忘了,由於極度聰明的政府早已在2008年定下「不准過夜」的宵禁條件,雞雞 們一是當夜「正法」變成死雞,否則雞販要自掏腰包招呼牠們到「雞酒店」過夜。

而極度高明的政府,就因應自己這條完全無厘頭的要求,開出「你不能拒絕」的反建議:假如不接受這種既虐畜又虐人的苛政,那就只能接受「全港食死雞」,以後香港不准養雞、也不進口活雞。

其實風險源頭是中國、最簡單的解決方法是「禁止中國活雞進口」就是嘛。而且更有趣的是:香港雞農所生產的活雞,是足夠本港市場需要的!
據「土地正義聯盟」2014128日,就「上一次」禽流感事件,寫了一篇文章由【獨立媒體】登出。[4] 當中臚列了政府自己提供的數據,足以證明「本土活雞市場是被政策殺死的」。

由於中國停不了的爆發致命禽流感,在政府並無隔離分流措施之下,本地食用活雞的數字直線插水。再加上2008年「宵禁令」之下,雞販也搵食艱難,於 是引起了退還牌照的結業潮。到了2011年,香港的活禽食用量,只是2005年的1/3不到,由每日四萬多吨、減至每日一萬二千多吨。
而其實在2008年「宵禁令」之後,本地農場的生產力是足夠維持本地供應綽綽有餘的,但政府仍然「堅持」要繼續由內地進口活雞! 這個才是問題永遠解決不了的原因!

 
政府面對數字的反應是:即使本地生產,也不會零風險。

基本上是「斬腳趾避沙蟲」。講到底,就是要大家食死雞。不過邏輯上這叫牛頭唔搭馬咀,因為「即使到深圳吃雞的人也不會零風險」,那不如乾脆在關口「撲殺人流」好不好?
香港政府在香港境內要管香港的農場也管不好? 那是檢疫執法的疏忽。不想承擔責任就叫本地雞農去死,這又怎講得通?

而假如資源和人手有限,那就好應該集中資源,優先照顧香港的雞農嘛。幹啥又要大費周章,一定要優先「應酬」內地供港的活雞?

或者來個簡單總結可以說明這種思維是怎麼樣的:

  1. 大陸雞:高風險,不過可以直接送達市中心的長沙灣批發市場,和本地雞「同雞同權」,落地等批發;
  2. 本地雞:低風險,理論上和大陸雞「同雞同權」,「之不過」一旦大陸雞出事,本地雞就要雞飛狗走、上山下鄉、避走打鼓嶺,還要鎖在貨車上不准落地,原車乾等三個鐘、再原車送達全港各街市:「自己搞掂」。
稍為重組案情,就可以看得出:香港的物流設施不是優先提供給香港雞農用的。不守法、高風險的大陸雞農才是主角,反而極守法、低風險的香港雞農是「二等公民」。

要解決問題? 很簡單呀,一是完全禁止大陸活雞進口,因為香港的活雞養殖和供應絕對不成問題。即使是「雞苖」的問題,難道除了中國之外,全世界的雞 都做了絕育手術乎? 起碼在香港養大的雞苖也比成年活雞安全嘛。台灣進口雞苖不可以嗎? 泰國進口雞苖不可以嗎? 即使不進口,香港雞就生不下蛋來乎?

假如不禁止進口又如何? 都很簡單呀,分清楚「莊閒」就是。大陸雞反正經邊境入口,「就腳」落地打鼓嶺檢查。安全合格就自己出錢送到各個街市囉。長沙灣就留給低風險的本地雞批發,港事港辦。

不過這般簡單的事情不去做,反而大費周章要強迫港人「一係食死雞、總之不能不食大陸雞」。睇真未呀?

各位港燦,你以為「一籃子」真的在意「公共衛生安全」嗎? 自己查找不足啦:大陸雞可以隨街走、本地雞只可以等滅口,雞雞呀雞雞,你的罪名是「香港本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