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3日星期六

生活達人﹕走到最前 留到最後



/ 陳嘉文

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 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 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 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 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 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 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 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 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 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 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 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 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 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 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 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 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 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 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 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 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 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 「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 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 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 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 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 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 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 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 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 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 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 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 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 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 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 「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 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 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 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 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 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 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 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 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 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 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 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 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 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 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 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 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 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 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2000年羅佩琼與同事採訪台灣總統選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