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陳嘉文
元旦日，亞視支付欠薪期限已過，員工可自動遣散，羅佩琼第一個從中文編輯室離開。
過去兩星期的羅佩琼，大概不是平日的羅佩琼。
「我仍是記者時，每次對住部cam做直播都好緊張，講嘢好窒，完全想像不到這幾天企喺十幾部cam前面，竟然泰然自若。很多舊同事都好驚訝：哇，你好勁！」可是，她卻說覺得自己有點蠢。
羅佩琼九七年入電視台，與亞視新聞前後共患難十二載，由記者升至編輯主任。
亞視新聞由盛轉衰，一直有她身影。
不止一次，在人人離亞視而去的時候，羅佩琼一直留守；這次，在無人敢說公道話的時候，她理所當然地站出來讀公開信。
沒想到，她與亞視來到這裏忽然畫上句號。
「讀公開信當晚，我已上了三個電台節目，唔肯定自己會否講多咗。
思前想後，咦，原來我已經站在刀鋒位，連轉彎嘅位都無。」
這個下午，她回望過去，說起她的亞視故事，數度落淚；但如果要重新選一次，她說，她還是會義無反顧站出來。
替同事出頭，無悔被遣散
闊別鏡頭多年，羅佩琼沒有想到二○一四年的冬天，她又重現電視框裏——她仍然是亞視新聞的編採人員，只是這次變成了被訪者。角色轉換，刺眼的鎂光燈或許讓人措手不及，鏡頭前的羅佩琼，一心替無助的同事出頭，沒想過禍從口出這回事。
應 該說，這次亞視欠薪，她對於自己的去與留，一直沒想太多。去年十月初，亞視爆出欠薪事件，二十天後出糧；十二月三日，再次傳出欠薪的新聞。「我起初也沒太
留意事情發展。十二月十七日，同事決定醞釀元旦日停工後四天，有人找我幫忙寫公開信，我覺得很順理成章，因為我是編輯主任。」直至二十二日、冬至早上，與 副採訪主任陳國揚下樓見傳媒前一刻，沒準備什麼的她，突然想起，「咦，我們是否應該讀一讀封信？電子傳媒一定想要sound bite。陳國揚說﹕咁呀，咁你讀啦」。就這樣，順理成章地，羅佩琼成為了代表員工的人，然後成為各家傳媒追訪欠薪新聞的唯一人選，至少在讀公開信那天以
後，排山倒海的訪問，不論電台報章抑或電視，大多時候也只有她一人應對。我問她，沒其他人可以做代表嗎？她沉默了一下，然後說﹕「可以有其他人選的，但， 點解有啲人暱埋咗呢？」
這樣犧牲，為了誰？
羅佩琼沒想太多，直至讀信後二十小時、夜半醒來的時候。「那天，已上了三個電台節
目，我唔肯定我會否講咗啲嘢，管理層唔鍾意。我當時諗緊，今次可能真要離開亞視了，那晚我哭了幾次，想起好多片段。」兩天後，員工再次開會統計會停工的人 數，結果大部分部組決定留守。朋友勸羅佩琼要懂得保護自己，「他們說﹕人是自私的，這樣犧牲，為了誰？」來到元旦日，中文編輯枱僅她一人自動遣散。「我沒
後悔，做不出就不要說，說得出就要做得到。」情緒沉澱過後，她認為，走這步是正確的。「過去幾年，亞視新聞開始有不少負面評價……但如果這次事件，可以令 社會再關注亞視新聞，我都覺得值得。」
經歷六四，她選擇當上記者
羅佩琼說，她從來是個少說話的人，自己吃虧了，最多是自己躲
起來把事情解決便算。不過，或許當時代把大是大非硬放在人面前，要你不得不面對的時候，就會讓人看清自己的本性與想法。正如年輕時的羅佩琼，一直沒有想過 當記者，直至六四。八九年，家在香港的羅佩琼，在廣州讀外語系二年級，「上半年，其實基本上無乜上過堂。我一直在廣州有聽新聞，香港商台收得很清，李鵬見
學生代表時，電視還有直播。六四發生時，來自台灣的同房回來，打開房燈，一個人站在走廊，不停說很怕，我才知道，原來解放軍入城，死亡數字不斷上升。我們 走到巿政府外靜坐後，早上回到大學又寫大字報。然後，解放軍即將接管學校的消息傳遍宿舍，我們幾個相熟的同學，決定夤夜回港，於是乘了一輛從海南島回東莞
的巴士，再轉車到深圳，在酒店大堂等早上七時開關。那時遇到從其他學校來的人，才知道我們算是幸運，他們有人是乘貨櫃車來的。」回港後，母親不再讓她回廣 州上學，她見到《晶報》的招聘廣告，就這樣入行了。「那時候很感受到，很靠記者冒險去採訪，我們才拿到信息。記者是一個很偉大的職業，很重要。」
經歷亞視新聞黃金時代
羅 佩琼入行二十五年，逾半時間在亞視新聞，她說，亞視是她生命的大部分。「好多人生轉折都發生在我做緊亞視期間，好多事交疊，好多事已經分不開。」起初，她
一直是報紙記者，做了八年，直至九七年，亞視新聞向她招手。九十年代的亞視，是林百欣年代的全盛時期，員工人數近三千人，「那也是亞視新聞的黃金時代，有 一班好穩定的觀眾，主播鄧景輝有好多粉絲，平均收視可以維持在十四點以上。我由報紙轉電視，一切從頭學起。那時認識的同事，很多到現在仍是朋友」。入亞視
做新聞，羅爸爸最開心，「他必定定時定刻睇亞視新聞，可以講得出哪一次上鏡我口窒窒」。後來父親過身，當時羅佩琼正在忙於採訪澳門回歸祖國，「那是九九 年，常在來往澳門的船上，一個人哭」。
最盛之時 採訪各地最前線
羅佩琼在亞視採訪部經歷的第一次「地震」，是九九年時任
新聞總監包雲龍離職。「那時候，走了好多記者。我留下了，開始受到重用。」羅佩琼最紅的年代，一整年在全球各地四處採訪，○三年，多事之年，羅佩琼更忙， 「那時美伊戰爭，科威特雖在大後方，但都叫戰區，我留了個多星期」。戰事未完，羅佩琼被召回港，「香港唔得了，SARS好嚴重，做了幾日香港，台灣也開始 嚴重。在台灣宣布不准來自香港的飛機降落他們的機場前，我已到達，所以記者會上，我是唯一一個香港記者在場，我還記得當時問陸委會主席蔡英文為什麼有這個
決定，香港也有報道。後來，香港政府包機接懷疑中招的港人回港，他們生人勿近，我卻第一時間衝上旅遊車『扑咪』。後來聽說高層很讚賞，○四年，升職助理採 訪主任」。
每天比較隔籬台 邊單新聞甩咗？
羅佩琼說，若當時沒有轉職電視台，也沒有這種在世界各地最前線採訪的機會。「那是
電視新聞的黃金年代，幾個台競爭很大，戰爭醞釀時，好多crew去巴基斯坦，有一些去以色列。回到電視台，每天比較隔籬台的新聞，『突發，呢個shot我 哋有無？呢個bite我哋點解無？邊單新聞甩咗？邊單點解唔去做？』」升職後兩年，羅佩琼不習慣採主工作，離開亞視，也告別了亞視新聞的黃金期。「那次離 開亞視，沒有感覺的。」她後來做過自由亞洲電台、《都巿日報》，直至突然有一天，她半夜特別找來電影《金雞2》看，「《金雞2》裏，有用上亞視新聞的片 段，○三年七一大遊行新聞報道的VO（旁述），是我的聲音」。
編輯把尺唔可以退
那時候，她才發現原來很懷念亞視的日子，於
是，離開五年後，她重返亞視，由採訪部轉至編輯部當主任。她不再負責安排採訪，每天的工作是把採訪部寫來的新聞，訂下先後次序，「當時的榮總（梁家榮）是 靈魂人物，是他教我如何編電視新聞。他說，編輯守尾門，負責把關，要有把尺，把尺唔可以退。他教我的，我永遠記得。」只是沒想到，這次重返，迎來的是亞視
新聞步入沒落時期，最近一兩年，甚至衰落至羅佩琼口中的但求維持運作正常已算是完成任務的低谷。
最壞之時 誤報江澤民死訊
二 ○一一年七月，羅佩琼回歸不久，就發生誤報江澤民死訊事件，震驚中外。兩月後，梁家榮請辭，說「我盡了所有的努力，仍然阻不到這單新聞出街」。事發當天，
羅佩琼是直播室最高負責人，突如其來的死訊，只容許她在幾分鐘內決定播與不播，只是這也成了她遺憾的抉擇。「前一晚，外面已有死訊傳出，於是當日在編輯室 中，人人都很努力地查證消息真偽。梁家榮斬釘截鐵說，除非新華社出稿確認，否則這單新聞我們唔出。六點新聞，在直播室裏，突然有同事跑進來，引述
Tammy（譚衛兒）這隻新聞，立刻出，我一看，是死訊。我問是否新華社出了稿，但無人答到我。時間好急，再唔出，新聞就做完，我於是決定出咗先。我當時
想，同事跑得入嚟，消息應該已確認，Tammy說要出，也該已經過榮總同意了吧。」六點新聞結束，羅佩琼在直播室外已見到梁家榮，但沒討論息真偽的問題，
「他捉住我傾九點半的江澤民特備節目如何做。我未寫晒稿，也要找大量資料片段，於是集中預備特備節目，沒再核實消息真偽。其間，我見到他不時講電話，我又 不敢打擾他，拖到一個位，特備節目播出前半小時，榮總突然說hold住，我才開始質疑，但從未想過王征這因素。」羅佩琼形容，當天編輯室沒有議論紛紛，不 過死寂一片更可怕。「那晚不是江澤民死訊，是亞視新聞死訊。」
「《ATV焦點》唔應該存在」
此後，亞視新聞開始一落千丈。梁
家榮、譚衛兒相繼離職後，唐德全不久後接手，「他是我另一個恩師，他與榮總都幫我們頂了很多無理的要求，例如擋住很多騎呢的唔知咩招商會，不用我們做新 聞」。然後，另一個轉折點，是雷競斌入亞視，《ATV焦點》由中立的新聞節目變成有立場的社評式節目。「電視不同報章，要政治中立，我覺得唔應該有咁嘅節
目存在。」她說，反國教評論全城嘩然，「但個節目繼續更奇怪地存在，主持人連廣東話都未講得掂」。
節目愈變怪 新聞唯一沒變
節 目愈來愈怪，並不是一朝一夕。亞視多年來不停易主，羅佩琼在兩小時的訪問裏，說起不同年代轉換的話事人名字，多如天上繁星。「我入去時，九七年，是林百
欣。後來有劉長樂，他算是少少紅色資本。封小平，更紅色資本，他解僱很多人，取消我們的津貼、雙糧，賺了錢，就賣盤走了。之後都數不到了。王征之前，蔡衍 明cut晒劇集，搞論政節目，算是創新，吸到一些觀眾，但王征接手後，連呢啲都無埋，開咗啲好怪的清談節目。唯一沒變，就是亞視新聞」。
走剩七人的編輯部
回 看最輝煌的日子，只覺今天的景况，血肉模糊得有點荒誕。年多前，連唐德全也離職後，編採兩邊的人也走得七零八落。羅佩琼說，編輯部人數由全盛時期的三十多
人，走剩七人；採訪部那邊更慘不忍睹，留下的採主經驗很淺，「他們審完的稿，交給我們編輯，成篇稿的質素根本不到出街的水平」。「現在是完全無採訪要求， 採訪部做啲咩返嚟，我哋咪編囉，又唔會施壓，因為唔夠crew、唔夠記者，有時反而是我們編輯部留意到有些重要新聞，採訪部沒人去做，就請他們寫幾句
吧。」近期的一次，是地鐵壞車，「採訪部完全無聲氣，我們問採主，採主說﹕『唔知呀，我乜都唔知』，然後跑掉了」。
我問她，亞視新聞情况惡 劣至此，為何不走？「就係因為咁，我更加想守住佢。守到佢哋企穩為止。」過去一年，編輯部最低潮的時候，編輯人手不足，職級最大的羅佩琼，說自己負責「攝
更」。「早更編輯放假，我就攝朝早；夜更編輯放假，我就攝夜晚。有時返完通宵要追更，或者返long day，即是返完通宵，直踩至午間新聞才走。這樣的生活，維持了半年。」
Last Day，仍為同事籌謀
十二月三十一日，除 夕夜，羅佩琼最後一天上班。這個時候退下來，她說也算是可以安心了，「現在編輯部有十二人」，臨走前，她不忘替留下的同事編了個新更表，「今天（一月一
日）起沒有我嘛，更表要重新編排」。對於前路，羅佩琼為別人籌謀好、安排好，卻沒有想到自己。「天無絕人之路嘛。」後悔來到這一步嗎？她幽默起來，雖然拿 着咖啡杯的手，其實一直顫抖。「唔會，其實都幾好玩㗎，可以上陳志雲的《晴朗》喎，係咪先？那天在勞工處開完會出嚟，大堂鋪有紅地氈，我一走，十幾部相機 圍着我拍，閃光燈嚓嚓嚓嚓嚓，那刻，突然覺得自己似明星，這種香港小姐式的對待，原來我都有機會嘗試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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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0年羅佩琼與同事採訪台灣總統選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