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書上對林保全去世的反應可以用「鋪天蓋地」形容，連一向只談政治的網頁也撥出相當篇幅。的確，這位胖胖的配音大師已經把叮噹與他高亢清脆的聲音永遠連接 起來；周六凌晨夜闌人靜，我把YouTube日本版原裝叮噹和香港版重聽一次，日版的女聲其實某程度與林保全的聲音都是同一段數，兒童還未變聲的音域說實 在誰都差不多。只是日本版的越南語字幕看不懂，不過，我想在印度支那熱帶雨林國家的小朋友，都應該能夠感受到我們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充滿想像力的往日童年。
是少年子弟江湖老抑或是心有所感，是當下港人面對時代變化五味紛陳的懷舊折射，或者根本就是心裏揮之不去的心有所屬，然而無論如何，叮噹來到我們中間的時 刻是八十年代香港前途將定未定的日子；一九八三年港元危機連廁紙都搶購一空的不安時期，之後是一九八四年形勢大定「五十年不變」瑯瑯上口。就在這些陰晴難 測的時刻，叮噹成為小朋友來自另一個世界的玩伴，遠離複雜的政治經濟中英角力香港前途，自得其樂，「想小鳥伴你飛舞，雲外看琴譜」，那是一個難忘的童年。
當然也有人在面書質疑叮噹「不過是日本人的漫畫」，我們的社會好就好在有這種異見氛圍，不同意的儘管有無道理都可以自由發表，很難想像一個城巿到了「只能 說叮噹好」或「不能只說叮噹好」的萬馬齊瘖會是什麼模樣。無疑動畫對於某些人來說是兒童的事，毋須扯到社會行為或集體回憶，或者有的朋友會從另一層面比如 「文化侵略」檢視日本美國動畫進入香港的動機。這些如斯艱澀的文化層次閱讀，遠超小朋友所能理解，不過類似的所謂「文化侵略」因何而來因何植根，恐怕不能 一時三刻可以像早些時大陸大學生上街呼籲抵制聖誕節那樣，僅稱之為「西方侵略」就能一掃而空。
大雄在東京抑或富山
叮噹是日本一九六九年的產物，小學館出版社的兒童雜誌《好孩子》開始連載同名漫畫，說的是小朋友大雄與機械貓叮噹的故事。此前的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百周 年，亦是日本經濟超越西德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一年。故事主人翁大雄是家中獨子，生活除了上學做功課單調得很，幸虧有叮噹這機械貓才不致悶蛋至 極。香港不少朋友是叮噹專家，我無謂在這裏班門弄斧，不過根據日本原作背景，大雄是在東京練馬區成長的孩子，有讀者卻認定大雄是日本西海岸富山的小學生。 東京和富山我都去過，看不到在動畫裏面可以分出繁榮的東京和謐靜的富山，只是想起富山清靜得可以，有天夜裏在富山沿大街散步到車站，在站前小店吃了一客豬 排定食，大米的軟糯和豬排炸醬的爽脆，至今不忘。
叮噹在香港電視台播放是八十年代的事，香港社會對林保全聲演的叮噹不能或忘，不能說與當年的社會氛圍無關。七十年代中葉，香港經濟冒現戰後第二次飛躍， 由純粹的手工業或中小企轉向第三產業，港英政府推行居者有其屋計劃，斧山道筲箕灣山邊水溝木屋大批清拆，上樓搬入公屋成為居民生活轉型大潮，由昔日的一屋 七伙到一屋一伙，家庭電器因為大量生產價格下調陸續進入尋常百姓家。家中父母雙雙出外打工，留在家裏的孩子順理成章「電視撈飯」——電視機還未成為資訊的 主要提供者便先成為保母， 替出外工作的父母看管兒童。
香港單一核心家庭冒現
這是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充滿希望日子，有土斯有財，公屋狹窄內籠成為一家幾口的小小天堂，通風清爽的騎樓是學生溫習的寧靜世界。之後的都是歷 史：增加大學學位，接受高等教育的學子較前為多，民智由封閉轉呈開放，大舉掃貪帶來廉政建設，那是千萬顆不羈的心躍躍欲試的破曉時分。公屋單位的出現，構 建至今仍是社會人口結構主流的單一核心家庭（One-Family Nucleus Household），即夫婦連同或不連同子女的家庭形態。屋邨周邊的小學旱地拔蔥一間接一間落成，結構一模一樣，多快好省。我家屋邨附近的三間小學坐落 斜坡，除了正面直牆的校徽各異，其他並無不同，遠看如三座石碑。
《叮噹》便是在這一時候進入香港，陪伴單一核心家庭的小朋友度過每個下午的私密時段。如果說，有人把叮噹說成令如今香港二十至四十歲這些人特別有感覺的 原因扯到「文化侵略」，這種廉價的國族主義似乎吹得太大了一些也太過空泛了一些。事實上，叮噹到今天仍然廣被憶念，恰恰在於在它在無所事事的午後帶給孩子 充滿想像的三十分鐘。當然，從教育角度來說，大雄不做功課，找來叮噹「做功課機」替他三上五下二做完不免是「有違教育原則」。不過，任誰還是小孩子的年 代，都必定想過甚至說過「有人替我做功課就好了」。殘酷現實是父母工作下班回到家裏，看見孩子功課還未完成免不了一頓痛罵，然而那都是之後的事，在動畫播 放的半小時，「機械貓代做功課」已然吸納入心，就像片集主題曲那樣，「離奇神化不可思議，心中一想就得到」，小小心靈由此充滿對未來的期盼，遨遊於無垠天 地。
充滿想像城巿決不會死
一個滿有想像（imagination ）的城巿以及富有想像力的公民，是一地一國的寶貴財富；沒有想像，這個城巿只是營營役役的的一泓死水。也唯有個人（individuality）與集體相 埒，始能在現代城巿當中創造均衡；個人能夠足以與集體抗衡的力量，即出於想像力本身。前幾天，特區前行政會議成員范鴻齡的一段話很能令人明白一個城巿的精 血何在。他大概是這樣說的﹕經濟或GDP又如何，一個社會不能單是讓人吃飽飯當順民，還要看看是否公平合理。范鴻齡的話令人想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自由 派大儒加爾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在其極負盛名的一九五八年著作《富裕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觀點：現代富足社會背後隱藏的嚴重問題，公共生活與私人生活之間分配不均，以及環境問題的重要。易言之，社會與個人之間的巧妙互相搭配達 至成功，始是名副其實的富裕社會；既保存政府的功能，同時不滅個人空間。此書成書近一甲子，近期再讀，依然令人血脈沸騰，廣義上的自由意志彰顯無遺。
香港某些特定年齡層巿民對叮噹的思念，除了是個人私相簿式的懷緬，應該說更包括對那個相應時代的印記。不必以人廢言，八十年代確是今天三四十歲港人回憶裏 的某些日子（any given day），這些信手拈來日子的證言，通過各式各樣人與事偶發突顯出來，絕非鄉愿式的自我陶醉或「家是香港」硬銷。然而這也不全是與當時港英政府的房屋或教 育政策有絕對關係，而是社會經過漫長的單打獨鬥，在濁浪排空的當年選擇相信自己。於今回看，這一抉擇的結果有苦有甜，甜是人的獨立成長過程至今仍是念茲在 茲，得益良多，苦的是政治承諾經過太小起伏至今有如黃連。
感恩於「我的快樂比天高」
或者這便是人生。當八十年代盛載叮噹的《四三○穿梭機》成為絕響連實體穿梭機俱退役，當《閃電傳真機》的傳真機今天大都被電郵代替，即使如此，充滿感恩的 叮噹世代依然「我的快樂比天高」。在似苦還澀的今天時空之下，昔年酷寒炎熱下午四時半的「叮噹嚟啦」，說到底仍是無可匹敵的回首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