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2月6日星期六

梁文道: 兩場戰爭與一種想像



快要結束的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一百週年,湊熱鬧,我也趁機翻了一些這兩三年出來的新書。回看大戰 點燃的那一刻,最荒謬也最可笑的,莫過於當時參戰國各有不少重要人物正好身在敵方,必須設法兼程回家領戰。例如邱吉爾,英國第一海軍大臣,他當時人在德國 基爾,參加英德海軍的交流活動。又如俄羅斯名將勃魯西洛夫(Alexei Brusilov),他也在德國,正和家人暑假旅行。還有塞爾維亞的民族英雄,參謀總長普特尼克(Radomir Putnik),費迪南大公在他老家遇刺,奧匈帝國已經宣戰,他居然還在布達佩斯,好在皇帝大度得離奇,准他立即返國,否則後來雙方的戰事就不夠精彩了。

率領軍隊,制定戰略決策的領袖如此,其他人如企業家、藝術家,和學者就更不用說了。有太多人在戰爭已經回不了頭的時候才赫然發現自己站錯了邊,要不就中斷 工作趕緊回國,要不就留在敵方繼續旅程繼續創作當個無可奈何的「德奸」、「法奸」、「英奸」、「俄奸」,以及各種你想像得到的叛徒稱號。

那兩個月的歐洲交通史,最大的啟示自是一戰的無厘頭,莫名其妙地開打,幾無心理準備,才有了這一大批站錯邊的遊客。照道理講,兩個國家要是打仗,此前氣氛 必然緊張到極點,雙方人民互相仇視,怎可能會發生軍方最高將領還在對手那邊遊山玩水的怪事。但若把焦點集中在那個時代的氣氛,同情地理解當年歐洲中上層社 會的心態,這一切就又顯得沒那麼奇怪了。畢竟那是一個全球化的年代,各國經濟相互依存,國際貿易總額之高要到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被超過。那還是一個歐洲文 化圈大一統的年代,我們今天旅遊歐洲,或許會驚訝像里爾克、喬哀斯和畢加索這些人,怎麼能那麼輕易地就跑遍各地留下足跡,成就了今天的名勝景點。就算勞工 階層,也在第二國際的領導下變得很有全球意識,總在自己國家的罷工集會上歡迎他國工運領袖的打氣演講,真真正正地全世界無產階級大團結。那個時代,一個俄 國來的地主會在威尼斯沙灘上的酒吧遇到一個比利時醫生,兩人用法文交談,笑說昨晚賭場上一個美國工業家的醜態,然後旁邊一個德國作家默默聽着,想把那段話 寫進自己的小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不只毀滅了古老的帝國,確立了現代民族國家的地位;它同時還毀滅了一種民族主義大獲全勝之前的想像:人類(至少是歐洲人)原來是可以無國界 限制的,國籍原來是可以不重要的;藝術、科學、文化、階級、某種專業,當然還有金錢,對它們的忠誠原來是可以勝過對民族的認同。而且你還可以大聲地說出 來,毫無愧色。法國聽眾並不會因為拉威爾是法國人,便把他捧成國寶或「民族的自豪」,說不定他們就是喜歡德國來的理查.史特勞斯。也就是說,今天時時被人 說成是自天地創始以來就存在的,身為人類就該擁有的民族感情與愛國心,曾經不是那麼重要,也曾經不是那麼絕對(有如一張王牌,逢出必勝,其他一切都必須讓路)。

且先別說歐洲,就談中國。今年又是甲午戰爭的一百二十週年,很多人都在紀念,要我們勿忘國恥。有意思的是,今年同時還是日俄戰爭的一百一十週年,但大多數 人卻沒打算大張旗鼓地要我們千萬別忘了這場國恥中的國恥。真的,若說國恥,日俄戰爭的羞辱程度絕對超逾甲午。因為甲午究竟是清日雙方堂堂正正地來了一趟決 戰,只不過清朝不幸落敗而已。可日俄戰爭就不同了,兩個國家開仗,相約在東北一會,身為戰場主人的清朝卻舉手宣佈中立,你們來打你們的,我沒意見。視百姓 為草芥,看疆土如飛地,這不是國恥,甚麼才算?

但為甚麼這場戰事卻少被算進「百年國恥」的記憶清單之內,就連執政者也不願多提呢?我懷疑那是因為打從一開始,中國人「至少是上層社會與輿論主流」就沒把 它看成恥辱,不只不以之為恥,甚至還要對日本的獲勝感到與有榮焉。當時清廷內的立憲支持者很受鼓舞,覺得這是奉行君主憲政的現代國家打贏了落伍的專制帝 國。已經出逃的立憲派如梁啟超,則歡呼這是日本尊崇陽明學有功的結果。身在倫敦的孫中山,其反應更能代表亞洲許多反殖先鋒的想法,他認為日本證明了亞洲的 力量,黃種人絕對不會總是輸給白人。這一戰確實是全亞洲的盛事,從阿拉伯半島到中南半島,到處都有人高興得睡不着。泰戈爾帶着學生舉行勝利遊行,凱末爾的 土耳其革命同志則乾脆為新生的孩子取名「東鄉」(東鄉平八郎是日方海軍指揮官)。

這就是當年大家感知日俄戰爭的框架。如果用今天連叮噹也是文化入侵(上個月,成都官媒批判『多啦A夢』就是這麼講的),在人家砸日本車時跑去日本旅行就算 漢奸的標準;那麼梁啟超和孫中山就更是頭等的漢奸了,因為他們居然把對思想及體制的讚許,對亞洲和人種的認同,放在了國家尊嚴之上。清廷的「中立」,東北 的劫難,在他們眼中竟然比不過一種主義,比不過一套主張。

然後我們就可以來說說吳清源了,這位憤青口中的「大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