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李德（John Reed）俄國十月革命後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的親身體驗《震動世界的十天》（Ten
Days that Shook the World），這位畢業於哈佛大學的狂熱馬克思主義者目睹俄國大地巨變，心神激蕩，奔走呼號，不能自已。百年於茲，香港過去的七十五天同樣震動世界，儘管
本質與李德所見的有所不同，然而同樣是搖動人們心靈，發出詰問：我城往何處去？
金鐘的最後一晚留在佔領者心裏的是昨夜星光燦爛，過去兩個半月的日與夜成為七百萬人無法抹去的二○一四年回憶。姑勿論黃絲帶抑或藍絲帶，無論是認為佔領是 正確做法或是大逆不道的，皆不能否認這七十五天永遠改變了香港，從我們父執輩避秦南來的嶺南小城，百轉千迴經歷了五十年代反共氛圍，六十年代極左思潮，七 十年城巿重生，八十年代紙醉金迷，九十年代回歸之世，乃至於二十一世紀初沙士疫潮，以迄當下拷問「我是誰」的後佔領時代。這一過程是一種轉化進程，不是陳 健民、戴耀廷、朱耀明佔中三子所能操控，也非學聯學民思潮能夠擺渡，這是大氣候下的形勢使然。震動世界的七十五天更不是「顏色革命」或「外來勢力」所能觸 發（倘若果真如此，不可能如此形態的臨尾偃旗息鼓了吧？），實是香港城巿發展長路必然的一道坎，就算二○一四年沒有遇上，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總會到來。
佔領運動發展至如此結局恐怕沒有人會料想得到，我所指的不僅是三個交通要塞的佔據行動以及延綿兩個半月的漫長社會運動，佔中三子以及雙學在總結時大概也 心有同感——而是一個本是爭取真普選的政治行動，到後來變成足以影響未 來一段相當長時間香港政治及社會嬗變的大型社會運動。準確而言，這是另一個香港啟蒙運動的本格，此中可以上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香港的政治本質確立，下 推未來至少一個世代的社會異見體系成形，若以圍棋術語形容，香港社會棋盤隱現「大模樣」，執政系統一方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新抗爭世代的另一方。蛇齋餅嚿固 然無法打動這些新人類心靈，連仿效八九十年代殖民政府的政治小恩小惠亦難有人飛擒大咬現地收貨。
社會運動的快餐文化
佔中三子及雙學或許正為這次運動得失計數，社會上除了責難佔領的一方，抗爭的另一邊也不乏評說，然而大多糾纏於進退之間的爭論，應是挺進革命抑或見好就 收，兩派說法表面看來都有其邏輯，前者是企圖逼迫中共或特區政府讓步或至低限度回到談判桌，後者則是覺得能夠做到喚醒社會已是功德無量。總其而言，兩派的 企圖心，源出社會運動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的結果，人們期許的是快餐文化式的爭戰乃至分出高下，否則感到無以面對悠悠七十五天在街頭捱更抵夜、還要面對一 波又一波衝擊走在大路上的一眾同志。
身處其中並且如此貼近現場，實在無法 討論這兩派的優劣，如果硬要論說未免強三子及雙學所難，更是不近人情了一些。然而想說的是，一場啟蒙運動如何發展，不太可能在七十五天看到端倪，若純粹從 階段性的發展觀察，從九月二十八日宣布佔領開始，差不多每一階段都有一種姑且稱之的線性走向，每一步都有其上承邏輯。甚至到了學生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對 話，都按著事態走勢自動對號入座，儘管其間發生多次街頭衝突，但大方向始終在學生手上而且把持得相當穩定。不過，當對話無法帶來成果，梁振英政府把進一步 對話大門緊緊關上之後，開始出現我當時來說比較憂心的走向。在與朋友的幾次討論當中，有人談到左傾盲動的危險，擔憂從而帶來統治階層強力鎮壓，跟著是大舉 逮捕，運動遭到牢牢釘死，接後萬馬齊瘖至少一個世代，總保守主義取而代之。
美國學運兩條路線
歷史確實如此發生過，而且俱是我們熟悉的國家。六十年代美國反戰運動以及同一時期的日本反安保鬥爭，都經歷過類似的保守之痛。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學運最高峰 時期，秋季入學的學生大批大批成為學運參與者，左翼學生領袖海頓（Tom Hayden）萌生意念，「我們正向權力靠近，這是一種權力：只要政府不人道，這種權力可以把它關掉」。《時代》周刊的長篇報道指出，學生組織像磁鐵一樣 吸引著對社會不滿的青年。類似的正面報道令學運士氣大振，卻在同一時間觸發學運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以行動爭取革命的激進派，以及主張建立社會運動基地深 耕細作的實踐派；兩派各走一邊，激進派發動示威罷課，受官方打壓後，暴力行為漸次出現。學運年代之後的其中一個總結頗令人莞爾：學運領袖過於重視媒體的反應，忽略了對廣大社會群眾的組織。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遜入主白宮，建制體 系發動反撲，被認為立場保守的家庭刊物《讀者文摘》指摘學生受到蘇聯指使「顛覆美國」；大學方面則調整策略，撤換校長、加強學生在校內事務的發言權以及改 善飯堂伙食住宿條件；同一時間，國民警衛軍及警察開進逾百大學，以三藩巿州立大學為例，除了開除學生，被捕者更多達七百人，大量的法律費用支出令本來就阮 囊羞澀的學運組織捉襟見肘。聯邦調查局乘時介入，同年三月起訴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他們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運領袖， 包括海頓、霍夫曼（Abbie Hoffman）俱面臨入獄，學運史稱之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國會議員亦削減大學撥款，兩線夾擊，學運領袖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曾經一度叱耢風雲的學運漸見降旗之象。
日本學運的理想破滅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當地學運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影響甚深，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說過一番足以被認為是挑起日本學運的說話，「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議的」。因此日本學運帶著相當濃厚的毛主義色彩，學生大旗上常見「毛澤東思想萬歲」。 客觀上，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續期的社會力量亦極為雄厚，卻遇到日本當局以強力手段鎮壓，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憶述幾次大鎮壓，大批學生被警視廳機動隊 大棒子打得腦震盪，禍延下半生。事態的轉變在於中共與美國對峙二十年後「破冰」，毛澤東與尼克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日本學運領袖頓失精神支 柱，出現身分危機，學運組織爆發內鬥至互相殘殺，一九七二年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至於學運暴力化之後分裂出來的赤軍變成大開殺戒的恐怖組織，那則 是另一段歷史。
美日學運在強力鎮壓下漸次收攏，保守勢力坐大，在社會各範 疇攻城掠地。尼克遜下台後，美國自由派曾有一段反彈時光，一九七六年卡特當選總統，可美國當時正處於越戰後低迴期，且卡特能力不過爾爾。一九八○年大選 之後列根上台，保守主義機器全面開動，構建了長達兩個年代的總保守主義王朝，歷經列根、老布殊及小布殊，嚴格而言克林頓也是民主黨內的保守一派，社會活躍 分子在如此右傾大氣候下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活動空間，美國戰後最右翼年代於焉降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成為政治爭鬥最常被攻訐的意識形態，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老布殊以此對來自麻省的杜卡基斯肆意攻擊，一種追求平等美好生活的理念，竟然在一片保守聲中成 為過街老鼠，令人悵然。如果說，美國學運這樣的結局是「金陵王氣黯然收」，就必須追溯激進派被逮捕鎮壓，精兵耗盡，以及由此給保守主義乘虛而入這筆歷史。 至於日本更不消提，安保鬥爭之後，社會從此缺了大規模學運，勉強可以一算的是七十年代末成田機場的耕地爭奪戰，可是如今在自民黨安倍晉三一人獨大的當下， 這都是白頭宮女說當年的憶昔。
金鐘的最後一晚留在佔領者心裏的是昨夜星光燦爛，過去兩個半月的日與夜成為七百萬人無法抹去的二○一四年回憶。姑勿論黃絲帶抑或藍絲帶，無論是認為佔領是 正確做法或是大逆不道的，皆不能否認這七十五天永遠改變了香港，從我們父執輩避秦南來的嶺南小城，百轉千迴經歷了五十年代反共氛圍，六十年代極左思潮，七 十年城巿重生，八十年代紙醉金迷，九十年代回歸之世，乃至於二十一世紀初沙士疫潮，以迄當下拷問「我是誰」的後佔領時代。這一過程是一種轉化進程，不是陳 健民、戴耀廷、朱耀明佔中三子所能操控，也非學聯學民思潮能夠擺渡，這是大氣候下的形勢使然。震動世界的七十五天更不是「顏色革命」或「外來勢力」所能觸 發（倘若果真如此，不可能如此形態的臨尾偃旗息鼓了吧？），實是香港城巿發展長路必然的一道坎，就算二○一四年沒有遇上，二○一五二○一六二○一七總會到來。
佔領運動發展至如此結局恐怕沒有人會料想得到，我所指的不僅是三個交通要塞的佔據行動以及延綿兩個半月的漫長社會運動，佔中三子以及雙學在總結時大概也 心有同感——而是一個本是爭取真普選的政治行動，到後來變成足以影響未 來一段相當長時間香港政治及社會嬗變的大型社會運動。準確而言，這是另一個香港啟蒙運動的本格，此中可以上溯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後香港的政治本質確立，下 推未來至少一個世代的社會異見體系成形，若以圍棋術語形容，香港社會棋盤隱現「大模樣」，執政系統一方面對的是截然不同的新抗爭世代的另一方。蛇齋餅嚿固 然無法打動這些新人類心靈，連仿效八九十年代殖民政府的政治小恩小惠亦難有人飛擒大咬現地收貨。
社會運動的快餐文化
佔中三子及雙學或許正為這次運動得失計數，社會上除了責難佔領的一方，抗爭的另一邊也不乏評說，然而大多糾纏於進退之間的爭論，應是挺進革命抑或見好就 收，兩派說法表面看來都有其邏輯，前者是企圖逼迫中共或特區政府讓步或至低限度回到談判桌，後者則是覺得能夠做到喚醒社會已是功德無量。總其而言，兩派的 企圖心，源出社會運動把時間及空間高度壓縮的結果，人們期許的是快餐文化式的爭戰乃至分出高下，否則感到無以面對悠悠七十五天在街頭捱更抵夜、還要面對一 波又一波衝擊走在大路上的一眾同志。
身處其中並且如此貼近現場，實在無法 討論這兩派的優劣，如果硬要論說未免強三子及雙學所難，更是不近人情了一些。然而想說的是，一場啟蒙運動如何發展，不太可能在七十五天看到端倪，若純粹從 階段性的發展觀察，從九月二十八日宣布佔領開始，差不多每一階段都有一種姑且稱之的線性走向，每一步都有其上承邏輯。甚至到了學生與政務司長林鄭月娥對 話，都按著事態走勢自動對號入座，儘管其間發生多次街頭衝突，但大方向始終在學生手上而且把持得相當穩定。不過，當對話無法帶來成果，梁振英政府把進一步 對話大門緊緊關上之後，開始出現我當時來說比較憂心的走向。在與朋友的幾次討論當中，有人談到左傾盲動的危險，擔憂從而帶來統治階層強力鎮壓，跟著是大舉 逮捕，運動遭到牢牢釘死，接後萬馬齊瘖至少一個世代，總保守主義取而代之。
美國學運兩條路線
歷史確實如此發生過，而且俱是我們熟悉的國家。六十年代美國反戰運動以及同一時期的日本反安保鬥爭，都經歷過類似的保守之痛。一九六八年是美國學運最高峰 時期，秋季入學的學生大批大批成為學運參與者，左翼學生領袖海頓（Tom Hayden）萌生意念，「我們正向權力靠近，這是一種權力：只要政府不人道，這種權力可以把它關掉」。《時代》周刊的長篇報道指出，學生組織像磁鐵一樣 吸引著對社會不滿的青年。類似的正面報道令學運士氣大振，卻在同一時間觸發學運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以行動爭取革命的激進派，以及主張建立社會運動基地深 耕細作的實踐派；兩派各走一邊，激進派發動示威罷課，受官方打壓後，暴力行為漸次出現。學運年代之後的其中一個總結頗令人莞爾：學運領袖過於重視媒體的反應，忽略了對廣大社會群眾的組織。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遜入主白宮，建制體 系發動反撲，被認為立場保守的家庭刊物《讀者文摘》指摘學生受到蘇聯指使「顛覆美國」；大學方面則調整策略，撤換校長、加強學生在校內事務的發言權以及改 善飯堂伙食住宿條件；同一時間，國民警衛軍及警察開進逾百大學，以三藩巿州立大學為例，除了開除學生，被捕者更多達七百人，大量的法律費用支出令本來就阮 囊羞澀的學運組織捉襟見肘。聯邦調查局乘時介入，同年三月起訴在一九六八年八月芝加哥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發動抗爭的八人，他們都是當時最著名的學運領袖， 包括海頓、霍夫曼（Abbie Hoffman）俱面臨入獄，學運史稱之為「芝加哥八君子」（Chicago Eight）。國會議員亦削減大學撥款，兩線夾擊，學運領袖被捕的被捕逃亡的逃亡，曾經一度叱耢風雲的學運漸見降旗之象。
日本學運的理想破滅
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日本，當地學運受到中共文化大革命影響甚深，一九六二年毛澤東說過一番足以被認為是挑起日本學運的說話，「只要認真做到馬克思、列寧主 義的普遍真理與日本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日本革命的勝利就是毫無疑議的」。因此日本學運帶著相當濃厚的毛主義色彩，學生大旗上常見「毛澤東思想萬歲」。 客觀上，反對《日美安保條約》續期的社會力量亦極為雄厚，卻遇到日本當局以強力手段鎮壓，梅韜在《我的天真爛漫》憶述幾次大鎮壓，大批學生被警視廳機動隊 大棒子打得腦震盪，禍延下半生。事態的轉變在於中共與美國對峙二十年後「破冰」，毛澤東與尼克遜握手的照片刊登在《人民日報》，日本學運領袖頓失精神支 柱，出現身分危機，學運組織爆發內鬥至互相殘殺，一九七二年的淺間山莊事件便是其中之一。至於學運暴力化之後分裂出來的赤軍變成大開殺戒的恐怖組織，那則 是另一段歷史。
美日學運在強力鎮壓下漸次收攏，保守勢力坐大，在社會各範 疇攻城掠地。尼克遜下台後，美國自由派曾有一段反彈時光，一九七六年卡特當選總統，可美國當時正處於越戰後低迴期，且卡特能力不過爾爾。一九八○年大選 之後列根上台，保守主義機器全面開動，構建了長達兩個年代的總保守主義王朝，歷經列根、老布殊及小布殊，嚴格而言克林頓也是民主黨內的保守一派，社會活躍 分子在如此右傾大氣候下幾乎完全沒有政治活動空間，美國戰後最右翼年代於焉降臨。自由主義（Liberalism ）成為政治爭鬥最常被攻訐的意識形態，一九八八年總統選舉，老布殊以此對來自麻省的杜卡基斯肆意攻擊，一種追求平等美好生活的理念，竟然在一片保守聲中成 為過街老鼠，令人悵然。如果說，美國學運這樣的結局是「金陵王氣黯然收」，就必須追溯激進派被逮捕鎮壓，精兵耗盡，以及由此給保守主義乘虛而入這筆歷史。 至於日本更不消提，安保鬥爭之後，社會從此缺了大規模學運，勉強可以一算的是七十年代末成田機場的耕地爭奪戰，可是如今在自民黨安倍晉三一人獨大的當下， 這都是白頭宮女說當年的憶昔。
保守主義乘虛而入
主觀意志辦事之下的無視處於極其保守氛圍，冒進主義帶來美國學運激進一系遭到全面打壓，幸運的是當年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實踐派留在地方發展群眾活動，如今 在民權、女權、反戰、保育、社福方面大放異彩，成為美國大儒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所言的「如同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樣的另一個社會運動黃金年代」。歷史說明，能夠在保守右翼復辟的今天顯露自由派大旗，若無六七十年代的實踐派回到地方 的沉穩，絕對無法在三十年間構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更不可能延續七十年代未完成的社會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引帶出對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討論，自由派悲天 憫人的人文本色再次高懸，客觀上令到美國長期處於另類內戰狀況﹕對貧窮宣戰、為無權者爭權益。
香港是否也可能重走美日學運的舊路，此刻手中沒有水晶球，無人能夠得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七十五天的社會宣言進入年輕一代的心靈，遠超課堂上的通識內 容，莘莘學子對社會有著更深邃的認知，金鐘旺角的每一天都長在於心，為他們的人生觀打下第一根樁柱，從此迸發燦爛星光。於此一成果而言，很難不會同意，於 運動的長遠果效這是得著，當然物理上的勝負是撤退被捕佔領結束，然而正如社會學大師吉特林（Todd Gitlin）說法，六十年代學運帶來的是一種新文化，人們以有別於戰前一代的人生態度及廣闊胸懷看世界，他們追求的是正義以及更大程度的開放。旨哉斯 言，這是青年走上街頭的共同初衷，放諸四海皆準，香港自此一役，也不例外。
主觀意志辦事之下的無視處於極其保守氛圍，冒進主義帶來美國學運激進一系遭到全面打壓，幸運的是當年花開兩朵各表一枝的實踐派留在地方發展群眾活動，如今 在民權、女權、反戰、保育、社福方面大放異彩，成為美國大儒小阿瑟史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 ）所言的「如同三十年代及六十年代那樣的另一個社會運動黃金年代」。歷史說明，能夠在保守右翼復辟的今天顯露自由派大旗，若無六七十年代的實踐派回到地方 的沉穩，絕對無法在三十年間構建新一代的自由主義，更不可能延續七十年代未完成的社會革命——佔領華爾街運動引帶出對美國社會貧富懸殊的討論，自由派悲天 憫人的人文本色再次高懸，客觀上令到美國長期處於另類內戰狀況﹕對貧窮宣戰、為無權者爭權益。
香港是否也可能重走美日學運的舊路，此刻手中沒有水晶球，無人能夠得知。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七十五天的社會宣言進入年輕一代的心靈，遠超課堂上的通識內 容，莘莘學子對社會有著更深邃的認知，金鐘旺角的每一天都長在於心，為他們的人生觀打下第一根樁柱，從此迸發燦爛星光。於此一成果而言，很難不會同意，於 運動的長遠果效這是得著，當然物理上的勝負是撤退被捕佔領結束，然而正如社會學大師吉特林（Todd Gitlin）說法，六十年代學運帶來的是一種新文化，人們以有別於戰前一代的人生態度及廣闊胸懷看世界，他們追求的是正義以及更大程度的開放。旨哉斯 言，這是青年走上街頭的共同初衷，放諸四海皆準，香港自此一役，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