佔領運動發展到 今天，彷彿已蛻變成世代之爭。一眾「大人」已退居幕後，甚至淡出舞台。現在無論是「堅持」、「退場」、「重整旗鼓」或「深入社區」，都似乎正在由一批學運 領袖、及八九十後為主的佔領群眾在主導，來對抗他們認為是「上年紀」的建制。在這場世代之爭中間，所謂「上位論」，即青年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產生怨氣，因 而引發出大規模的激進社會運動，是其中一個在公眾論述中出現的看法。
趙永佳曾在其他場合發表對這套「上位論」的意見，認為相比起他們自身的物質條件，對政府有怨氣的青年一代更關 心的似乎是一些普世價值的問題。不過他同時強調，青年的社會經濟發展問題，也是真實存在，並非子虛烏有。因此，本文的目的是澄清一些代際發展的問題，希望 幫助公眾理解今天香港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也表明對「上位論」的質疑並非因為「無視」青年所面對的職場或其他生涯發展問題。
這裏我們希望聚焦在15至29歲這個新世代（簡稱為青年）的職場處境，尤其是工作收入及職業於2001年至2011年間的變化來反映青年一代的「下流」問題。（註一）
青年收入有跌無升
眾 所周知，在過去20多年，香港高等教育大幅擴張。儘管青年為這現象的主要受惠者，但其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在扣除通脹影響後由2001年的
11,170港元下降至2011年的10,000港元（表一）。（註二）若將青年的工作收入中位數與全港工作人口的比較，我們發現青年的「收入比率」由
2001年的0.91（11,170÷12,287）下降至2011年的0.83（10,000÷12,000）。換言之，在2001年至2011年間， 青年的工作收入中位數比全港工作人口的為低；而且其劣勢在這10年間有所惡化，似乎更多青年接受過高等教育的同時，他們在勞動市場上沒能獲得更高報酬。
非學位教育無助提升收入水平
進 一步的分析顯示，教育程度往往決定個人工作收入的多寡。在2001年至2011年間，無論教育程度的高低，相對於全港工作人口，青年的收入比率亦全面下 跌。值得指出的是，在這10年間，擁有預科及非學位大專教育程度（如副學士、高級文憑、文憑等）青年的收入中位數大幅下降。在2011年，其收入中位數 （9000港元）已接近只有中五或以下教育程度青年的8500港元；預科及非學位學歷只能為他們掙取整體收入中位數的75%（表一）。
不是每個大學畢業生
都能晉身中產職位
職業收入在某程度上取決於從事的職業。政府統計處的數據顯示，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和專業人員等職位的升幅在1990年代中期之後近乎停頓，實際上只有輔助專業人員職位有所增長。可以預計的是，這個趨勢對在這段期間大量增加並剛進入勞動市場的大學畢業生帶來更大的影響。
表二臚列了不同教育程度的青年工作人口在2001年和2011年的職業分佈。我們發現：第一，在這10年間，青年從事中產職位（包括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 人員和輔助專業人員）的百分比全面下降。這說明了青年可以從事中產職位的機會減少了，其教育程度的提升未能為他們在勞動市場上帶來更多的優勢。第二，近
60%擁有預科及非學位教育程度的青年從事文員和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職位，而有大學學歷的青年從事文員工作者亦由2001年的11%大幅增加2011年的
18%。第三，更甚的是，在這10年間，雖然香港整體輔助專業人員職位有所增長，但是不論學歷，能夠從事輔助專業人員職位的青年比例皆下跌，擁有預科及非 學位教育程度青年的下跌情况最嚴重。
將「社會公民權」提上日程
綜合以上的結果，我們清楚看到今天青年人在勞動市場的處境實在
明顯惡化。因此，現在有關方面將青年問題提上日程，並希望「大力做好青年工作」，而且承認青年「上位」、「上車」難，是一個社會需要面對的問題，絕對是一 件好事。因為，如上所述，香港的青年人在生涯發展上，的確比上一代更困難，更不穩定。我們不把這些困難單單歸咎個別青年人的不足，而是進一步嘗試從社會結 構及宏觀環境方面入手，也是一大進步。
不過我們也希望重申，有關青年發展的討論，實在不宜與青年參與社會運動拉上關係。一方面，青年雖然對 缺乏發展機會，會有多少不滿，但這股怨氣和社運的關係確實並不直接。而且，以「上位」困難解釋當前的青年社運高潮，更可能會激起青年不滿。其實，無論青年 是否已變成「反動」力量，在「後佔領時期」，我們也應該將注意力由狹義之政治公民權擴大至包括工作、社會保障、房屋、教育、健康等「社會公民權」 （Social Citizenship），並討論如何能令青年充分融入社會主流，享受一個公民應有的各種權利。
註一：本文的分析使用了2001年及2011年香港人口普查的5%樣本數據。
註二：本文列出的所有收入中位數皆以2011年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為基準。
作者趙永佳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葉仲茵為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