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與同事談到台灣政治發展，話題扯到台灣經濟，一邊舉出幾個名字，尹仲容孫運璿李國鼎，一邊想著這些人的一些事：尹仲容清廉自持，一手揭櫫台灣五十年代的 經濟企劃，把工作上得到的佣金全歸庫房；台灣傳媒說尹仲容過世後家人連辦喪事都沒錢，要靠社會籌措。孫運璿則是蔣經國視為接班人，紮實誠懇，不幸突然中 風。李國鼎則是出身劍橋大學的數學家，最後成為台灣科技發展教父，其主持的發展模式連中共都以此研究。
今天的台灣已成為不少香港人的神話——解放軍只一海之隔，強弱之間完全不成比例，台灣在四百萬大軍對峙的壓力下走出自己的路。有一種說法是台灣經濟發展 有美國撐腰，美援不絕，只要政策不走回頭路便可以達致。可是台灣的政治發展一路崎嶇，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台灣是哈佛大學學者亨廷頓所言的新權威主義樣 辦，美聯社前記者周清月的《寫給台灣的情書》頗能說出飽受打壓的那些年種種：「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 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 現在錯的場合。」
周清月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二○○九年，當時台灣已實現第二次政權輪替，第一次是二○○○年民進黨陳水扁擊敗連戰，把國民黨逐出總統府。二○○八年馬英九勝出大選，國民黨回鍋當執政黨；二○○九年，那時已經是雲靜風清好幾年的日子。
「犀牛皮移植的法律研究」
今天的題目也許有點怪，興許有人會問犀牛皮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何相干。其實這是一九九三年台灣縣巿長直選的一件事，不算大事但絕對可以從另一個切面看到台 灣社會在政治生態嬗變過程中的躍躍欲試。那是台灣經已結束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黨禁報禁之後的事，宜蘭縣選縣長，國民黨候選人是張軍堂，民進黨是之後做過陳 水扁政府行政院長的游錫堃。選戰白熱化之時，民進黨指張軍堂的外國學歷懷疑偽冒，就在這個時候，作家馮光遠在《中國時報》的「我要報報」專欄寫了一篇文章 調侃張軍堂，說已經找到張軍堂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導師霍華，稱霍華親口保證「張軍堂是他的學生」，還說張軍堂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犀牛皮移植到我臉上的法律 效力研究」。
馮光遠是台灣社會難得一見的文化全才，做過記者寫過劇本中英文都好，「我要報報」是一個諷刺時弊的專欄，行文下筆俱見功底，往往令台灣讀者在後戒嚴時代 的清新空氣下粲然一笑之外心有所感。本來這篇「犀牛皮移植到我臉上的法律效力研究」是譏諷張軍堂，只要讀過的都知那是意在言外的政治笑話 （parody），想不到國民黨縣黨部主委楊吉雄把這篇文章信以為真，公開表示 「我要報報」報道了張軍堂的「真實」學歷，還說該報出示的張論文題目，「證明了這一點」。事件公開後，台灣社會當然笑翻天，為緊張的選情帶來歇息的空間， 然而事件也折射出一個現實：台灣再也不是以前的台灣，國民黨也不再是可以動輒拘捕異己動以刑求的威權政黨，台灣民眾有裕餘的自由空間開任何人包括國民黨的 玩笑。
官方與反官方意識形態角力
台灣政治從高壓戒嚴到威權崩解，中間過渡階段不流血沒有軍人介入，足以作為不單是華人社會更是任何國家的典範。當然，這之前的四十年長路從來不好走，國民 黨藉詞「反共防共」施行軍法統治，警備司令部嚴刑拷打，像旅美學者陳文成離奇陳屍街心、施明德一口牙被一顆顆拔光，也有像陳映真這樣的統派以「組織聚讀馬 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重判十年。然而台灣社會運動並不因高壓統治消亡，黨外經歷美麗島事件但未至於全軍覆沒，議事堂異議力量 及街頭運動兩條戰線互為呼應，構成不能忽視的強大反對勢力。至於陳映真出獄後在波瀾壯闊的鄉土文學論戰成為主力戰將，為台灣在另一個層次作出證言，把國民 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大力推銷的反共文學以及舊文學全盤清點，客觀上通過鄉土文學論戰，質疑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陳映真因而成為國民黨文宣系統眾矢之的， 蔣介石死後短暫擔任總統的嚴家淦大聲疾呼「要堅守反共文學的立場」。若干年後，文化評論家楊照認為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是政治的「官方意識形態對抗反官方意識 形態」。
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八十年代台灣有一句流行語，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這是蔣經國一九八六年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講話，被視為他企圖說服國民黨內同意解嚴的一段話。歸根溯源，改革進程的出現，是 源於社會的強大壓力，蔣經國其實不得不如此，在「反攻大陸」早成泡影的台灣，願意留在台灣生根是外省政權的轉變。然而改變是困難的，台灣仍有人把精力放在 打壓異見之上，台灣當局曾經有一段時候的做法，是把反對派送到外國放逐，「眼不見為乾淨」。送走的包括桃園縣長許信良以及記者陳婉真，兩人是在美國休假及 公幹時分別遭到台灣政府禁足回台，成了流落當地的浪人。其後兩人發動返鄉運動，認為台灣人有返回台灣的權利，許信良為了回台，從美國搭機到香港，再轉進福 建廈門，之後台灣方面派了一條船把他接回去。其後被台灣情治單位捕獲，重判十二年，坐了幾個月牢，因為李登輝大赦而出獄。
未能習慣新秩序下的逃避
新與舊交替之間，總會出現水土不服狀況，舊的權威和秩序逐步瓦解，一貫居廟堂之高的政治人物開始卸下面具進入江湖。但這一過程經歷了令人莞爾的返祖現象， 今天回看，當時有的人可謂不知人間何世：一九八七年，民進黨創黨成員朱高正以增額身分進入立法院，他全力推動直選總統及兩岸探親，但表達手法則是「暴力問 政」。我把這四個字用上引號的原因，朱的「暴力」是跳上桌子大叫大喊，把文件扔到滿地都是。在威權年代，朱高正這種做法足以捉將官裏，可是在威權開始崩 潰、新秩序尚未全面建立初期，類似做法令長年生活在威權管治的部分民眾吃不消，更有人說若是這樣下去，「倒不如回到戒嚴算了」。這些話今天不值一哂，只是 為了一個人的行為而要回到暗無天日的過去，這筆帳不必打算盤都知道划不來，卻有人認真擁護那種刁斗森嚴下的「平靜」。
一九九三年以後的台灣也不是一路順風，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前夕，執政國民黨被指耍手段，令民間聲望甚隆的黃信介無法參選，不過這些下作做法在大 時代畢竟是過客，禁不起大潮畄刷。這當然不能說今天的台灣政治十全十美，賄選頻生，暴力時有所聞，然而這畢竟是一人一票選出從民意代表到總統的地方。這條 百轉千迴的民主路曾經出現差不多只有姓蔣的才能做總統的陰暗，也有政客如陳水扁以族群摩擦作為政治動員的齷齪；人們會覺得馬英九是潔癖得要緊的無能政客， 可是這都是台灣社會心甘情願選出的，不合用則四年後可以退貨。
今天的台灣已成為不少香港人的神話——解放軍只一海之隔，強弱之間完全不成比例，台灣在四百萬大軍對峙的壓力下走出自己的路。有一種說法是台灣經濟發展 有美國撐腰，美援不絕，只要政策不走回頭路便可以達致。可是台灣的政治發展一路崎嶇，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台灣是哈佛大學學者亨廷頓所言的新權威主義樣 辦，美聯社前記者周清月的《寫給台灣的情書》頗能說出飽受打壓的那些年種種：「一九八一年，真是好久以前的事，當年政治的封閉、言論的壟斷、異己的肅殺， 已成昨天的夢魘。台灣人誰也不想、也不會再過那種日子。年輕人也想像不出，他們的爸爸媽媽，曾經提心吊膽地過日子，怕說錯話，怕認識錯人，怕讀錯書，怕出 現在錯的場合。」
周清月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是二○○九年，當時台灣已實現第二次政權輪替，第一次是二○○○年民進黨陳水扁擊敗連戰，把國民黨逐出總統府。二○○八年馬英九勝出大選，國民黨回鍋當執政黨；二○○九年，那時已經是雲靜風清好幾年的日子。
「犀牛皮移植的法律研究」
今天的題目也許有點怪，興許有人會問犀牛皮與台灣的政治發展有何相干。其實這是一九九三年台灣縣巿長直選的一件事，不算大事但絕對可以從另一個切面看到台 灣社會在政治生態嬗變過程中的躍躍欲試。那是台灣經已結束長達三十八年戒嚴令黨禁報禁之後的事，宜蘭縣選縣長，國民黨候選人是張軍堂，民進黨是之後做過陳 水扁政府行政院長的游錫堃。選戰白熱化之時，民進黨指張軍堂的外國學歷懷疑偽冒，就在這個時候，作家馮光遠在《中國時報》的「我要報報」專欄寫了一篇文章 調侃張軍堂，說已經找到張軍堂在美國南加州大學的導師霍華，稱霍華親口保證「張軍堂是他的學生」，還說張軍堂的博士論文題目是「犀牛皮移植到我臉上的法律 效力研究」。
馮光遠是台灣社會難得一見的文化全才，做過記者寫過劇本中英文都好，「我要報報」是一個諷刺時弊的專欄，行文下筆俱見功底，往往令台灣讀者在後戒嚴時代 的清新空氣下粲然一笑之外心有所感。本來這篇「犀牛皮移植到我臉上的法律效力研究」是譏諷張軍堂，只要讀過的都知那是意在言外的政治笑話 （parody），想不到國民黨縣黨部主委楊吉雄把這篇文章信以為真，公開表示 「我要報報」報道了張軍堂的「真實」學歷，還說該報出示的張論文題目，「證明了這一點」。事件公開後，台灣社會當然笑翻天，為緊張的選情帶來歇息的空間， 然而事件也折射出一個現實：台灣再也不是以前的台灣，國民黨也不再是可以動輒拘捕異己動以刑求的威權政黨，台灣民眾有裕餘的自由空間開任何人包括國民黨的 玩笑。
官方與反官方意識形態角力
台灣政治從高壓戒嚴到威權崩解，中間過渡階段不流血沒有軍人介入，足以作為不單是華人社會更是任何國家的典範。當然，這之前的四十年長路從來不好走，國民 黨藉詞「反共防共」施行軍法統治，警備司令部嚴刑拷打，像旅美學者陳文成離奇陳屍街心、施明德一口牙被一顆顆拔光，也有像陳映真這樣的統派以「組織聚讀馬 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等罪名」重判十年。然而台灣社會運動並不因高壓統治消亡，黨外經歷美麗島事件但未至於全軍覆沒，議事堂異議力量 及街頭運動兩條戰線互為呼應，構成不能忽視的強大反對勢力。至於陳映真出獄後在波瀾壯闊的鄉土文學論戰成為主力戰將，為台灣在另一個層次作出證言，把國民 黨一九四九年到台灣後大力推銷的反共文學以及舊文學全盤清點，客觀上通過鄉土文學論戰，質疑國民黨統治的合法性。陳映真因而成為國民黨文宣系統眾矢之的， 蔣介石死後短暫擔任總統的嚴家淦大聲疾呼「要堅守反共文學的立場」。若干年後，文化評論家楊照認為鄉土文學論戰其實是政治的「官方意識形態對抗反官方意識 形態」。
事物的發展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八十年代台灣有一句流行語， 「時代在變，潮流在變」，這是蔣經國一九八六年在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的講話，被視為他企圖說服國民黨內同意解嚴的一段話。歸根溯源，改革進程的出現，是 源於社會的強大壓力，蔣經國其實不得不如此，在「反攻大陸」早成泡影的台灣，願意留在台灣生根是外省政權的轉變。然而改變是困難的，台灣仍有人把精力放在 打壓異見之上，台灣當局曾經有一段時候的做法，是把反對派送到外國放逐，「眼不見為乾淨」。送走的包括桃園縣長許信良以及記者陳婉真，兩人是在美國休假及 公幹時分別遭到台灣政府禁足回台，成了流落當地的浪人。其後兩人發動返鄉運動，認為台灣人有返回台灣的權利，許信良為了回台，從美國搭機到香港，再轉進福 建廈門，之後台灣方面派了一條船把他接回去。其後被台灣情治單位捕獲，重判十二年，坐了幾個月牢，因為李登輝大赦而出獄。
未能習慣新秩序下的逃避
新與舊交替之間，總會出現水土不服狀況，舊的權威和秩序逐步瓦解，一貫居廟堂之高的政治人物開始卸下面具進入江湖。但這一過程經歷了令人莞爾的返祖現象， 今天回看，當時有的人可謂不知人間何世：一九八七年，民進黨創黨成員朱高正以增額身分進入立法院，他全力推動直選總統及兩岸探親，但表達手法則是「暴力問 政」。我把這四個字用上引號的原因，朱的「暴力」是跳上桌子大叫大喊，把文件扔到滿地都是。在威權年代，朱高正這種做法足以捉將官裏，可是在威權開始崩 潰、新秩序尚未全面建立初期，類似做法令長年生活在威權管治的部分民眾吃不消，更有人說若是這樣下去，「倒不如回到戒嚴算了」。這些話今天不值一哂，只是 為了一個人的行為而要回到暗無天日的過去，這筆帳不必打算盤都知道划不來，卻有人認真擁護那種刁斗森嚴下的「平靜」。
一九九三年以後的台灣也不是一路順風，一九九六年台灣第一次民選總統前夕，執政國民黨被指耍手段，令民間聲望甚隆的黃信介無法參選，不過這些下作做法在大 時代畢竟是過客，禁不起大潮畄刷。這當然不能說今天的台灣政治十全十美，賄選頻生，暴力時有所聞，然而這畢竟是一人一票選出從民意代表到總統的地方。這條 百轉千迴的民主路曾經出現差不多只有姓蔣的才能做總統的陰暗，也有政客如陳水扁以族群摩擦作為政治動員的齷齪；人們會覺得馬英九是潔癖得要緊的無能政客， 可是這都是台灣社會心甘情願選出的，不合用則四年後可以退貨。
不合用的四年後退貨
有份參選這次台北巿長選舉的馮光遠不認識我，他肯定不知道八十年代末在紐約有一個香港人每到周五都要掏一塊七毛五美金買一本《中國時報周刊》，為的是要看 兩個人的文章，一個是杜念中，一個是馮光遠。我不是台灣人，沒有投票權，我猜馮光遠絕不可能勝出選舉，但「犀牛皮」事件發生時我是知道的，那是百分百的美 國電視節目Saturday Night Live本色，把要諷刺的政客都諷刺個夠。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是馮光遠在這些看似插科打諢的節目後面的想法，那是推崇民主人權自由等古典價值的永恒信念。 或許在講究民生政策或選舉策略的今天來得古色古香了一些，但我仍要推薦二○一一年初廣州《南都周刊》以答問形式訪問馮光遠的內容，其中一段對話很值得細 讀，《南都周刊》在這些訪問題材上的勇敢亦是應該起立鼓掌的：
南都：「『給我報報』創辦的一九九○年，是台灣剛解嚴時期；二十年過去，台灣也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你覺得『給我報報』的角色和對台灣社會的意義有何不同？」
馮光遠：「解嚴是因為有太多前輩付出他們的青春和鮮血，所以才能讓『給我報報』這樣安心地惡搞，這是華人世界從來沒有的東西，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才有……」
「……我們這一代人受到的是民主的好處，所以我們絕對要好好保護這種言論自由的環境，不能讓大家重回恐懼……」
《孟子•離婁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始終保持對人間熱忱對周邊事物好奇的馮光遠應該屬於這一類。
有份參選這次台北巿長選舉的馮光遠不認識我，他肯定不知道八十年代末在紐約有一個香港人每到周五都要掏一塊七毛五美金買一本《中國時報周刊》，為的是要看 兩個人的文章，一個是杜念中，一個是馮光遠。我不是台灣人，沒有投票權，我猜馮光遠絕不可能勝出選舉，但「犀牛皮」事件發生時我是知道的，那是百分百的美 國電視節目Saturday Night Live本色，把要諷刺的政客都諷刺個夠。我想說的不是這些，是馮光遠在這些看似插科打諢的節目後面的想法，那是推崇民主人權自由等古典價值的永恒信念。 或許在講究民生政策或選舉策略的今天來得古色古香了一些，但我仍要推薦二○一一年初廣州《南都周刊》以答問形式訪問馮光遠的內容，其中一段對話很值得細 讀，《南都周刊》在這些訪問題材上的勇敢亦是應該起立鼓掌的：
南都：「『給我報報』創辦的一九九○年，是台灣剛解嚴時期；二十年過去，台灣也經過兩次政黨輪替，你覺得『給我報報』的角色和對台灣社會的意義有何不同？」
馮光遠：「解嚴是因為有太多前輩付出他們的青春和鮮血，所以才能讓『給我報報』這樣安心地惡搞，這是華人世界從來沒有的東西，只有在民主社會中才有……」
「……我們這一代人受到的是民主的好處，所以我們絕對要好好保護這種言論自由的環境，不能讓大家重回恐懼……」
《孟子•離婁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始終保持對人間熱忱對周邊事物好奇的馮光遠應該屬於這一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