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政協常委會以田北俊「失言」為由，撤銷他政協委員的職銜。這是一件甚有象徵意義的事情。筆者對此事的興趣，不在於當中的來龍去脈，或是背後有些什麼政治考慮，而是此事到底對那些踏足香港政壇的資產階級傳達了什麼政治訊息。
長久以來，本地資產階級在政治參與方面，都是小心翼翼的，重點在於利益受到保護，而不求走上台前操盤。在港英殖民時代，他們就算有心爭取更大和更直接的政治影響力，也往往因為受制於殖民政府，未能隨心所欲；事實上，他們也沒有那種政治野心，在實際的政治表現上，更常見的是本地資本家樂於躲在殖民政府的庇護之下，只求一個有利營商的環境，利益受到照顧，便在政治舞台上通過其代理人作有限度的參與。
到八十年代初，遇上香港前途的問題時，資產階級既對共產政權有所顧慮，擔心自身財產受到威脅，同時又恐怕將來香港前途塵埃落定之後，新的政治制度會由主張多搞社會福利的「免費午餐派」所把持，破壞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營商環境。
面對前一個問題，他們爭取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和政策……依法保護私有財產權」。在這個問題上，《基本法》寫得相當細緻，按第105條所寫，特區「依法保護私人和法人財產的取得、使用、處置和繼承的權利，以及依法徵用私人財產時被徵用財產的所有人得到補償的權利。徵用財產的補償應相當於該財產當時的實際價值，可自由兌換，不得無故延遲支付。企業所有權和外來投資均受法律保護」。
當年很多資本家—當中包括好些於1949年前後把投資由內地遷移到香港的—對五十年代的「五反」、社會主義改造記憶猶新，他們的憂慮在這一條內容上表露無遺。
當然，他們也相當重視維持原有的法律制度，同時也有需要「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言」。在此以外，資本家作為一個社會階級，便沒有更多的堅持了。兩制的承諾滿足了他們最基本的要求，餘下來的，是一個信心的問題。明顯地，北京很快便通過她的改革開放政策（及其帶來的商機），說服那些曾經對回歸充滿恐懼的資本家。
在個人層面上，資本家可能安排整家人移民海外，為自己找到「政治保險」；但作為一個階級，他們選擇進軍大陸，開拓新的投資機會與空間。我想說的是，當初資產階級對北京的恐懼，並未有轉化為一種在政治層面上尋找自保的政治參與動力，反之是很快便重新找到另一個庇護人，作為照顧及拓展其利益的方法。當他們處理最基本的憂慮之後，資產階級在政治過渡時期的角色，便沒有怎樣思考未來的制度建設，而轉為想辦法如何把現狀保留下來。當時的一項重要考慮，是防止「免費午餐派」取得主導政府運作的政治權力，以免有利的營商環境有所變化。
在這樣的考慮下，他們想的是減少政制全面開放的機會；同樣重要的是，設法令他們可以憑其較為熟悉的政治參與方式來參政。這也就是說，他們既不想加快民主化的步伐，更不想把地區直選作為唯一進入議會的途徑。他們最想要的是維持現狀，要做到這點，他們樂意服從於新的庇護人，乖乖的接受照顧，而不打算利用當時手上擁有的議價條件（例如當年提出撤資，那倒不是一個小問題），來取得一個走在前面主導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角色。這是香港資產階級的性格所帶來的結果，也是他們保護自身利益所慣性採用的策略。
之後二十多三十年走過來，本地資產階級似乎也已習慣這樣的參與模式，間中因為面對一些挑戰（例如不能不考慮更多參與直選）而略作調整，但始終在擔當他們的政治角色的議題上，沒有真正的成長。如果我們以很低的標準來評核他們的成績，那當然也未至於一事無成，起碼由沒有政黨到建立政黨，由恐懼直選到投身其中。但若以其社會、經濟條件來衡量他們的成長速度，則難免叫人失望。在政治問題上，他們是「拒絕長大的孩子」，每次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氣時，結果還是返回舊有的安樂窩。
不過，這位「拒絕長大的孩子」今次終要面對新的現實——庇護人對他們的要求提高了。現在，本地資產階級只是隊伍中的一分子，已不值得享有特殊待遇，若要利益受到照顧，便要好好幹活。再者，歲月催人，轉眼多年，原來本地資產階級的政黨已經如此老化，正在步入一種屬於過去式的狀態，而不是庇護人為未來做準備時，所必須拉攏的對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