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4日星期二

《論語別裁》南懷瑾 - 為政第二(下)




【晚娘面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裡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

  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它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裡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覆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面講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什麼叫色難呢?態度問題,上面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

  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麼呢?「色難」。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麼這兩節放在這裡呢?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

  歷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征,為什麼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面都不講話。魏征就告訴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後,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

  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裡的面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檯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他多還他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他還夠嚕囌。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更難,「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現在接下來講孔子與顏回的談話,包括了上面子游與子夏問孝道的,連起來放在《為政》篇裡,是臣道與君道的理。這一段是沒有問題,單獨記述出來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我們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顏回,又叫顏淵,無論在道德或學問上,是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經常提到顏回。

  講到這裡,我們說個笑話,我常常說年輕學生們沒有辦法自己寫東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從不寫作東西,一個字也不寫,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學生寫。像釋迦牟尼、耶穌都是自己不寫東西,而由學生寫。可是中國的兩個聖人就慘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學生不大寫,都是老師寫東西捧學生的。老子也很可憐,只一個學生,也沒寫,自己寫了五千字,這是中外聖人不同之處。

  今日我們所以知道顏回,也是孔子經常在他的著作裡,提到他這位得意弟子。這一段話,提到顏回。他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面前時,作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現在問題在於為什麼又把這樣一段話,編在這裡呢?就是談到《為政》這一篇書,上面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面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從。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幹部,為政的人才。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孔子也會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轉了,正式談為政的道理。關於孔子對人的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這是孔子觀察人的道理。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就是世界各國,有所謂義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講中國人看相的歷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義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

  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麼知道的呢?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裡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看相是科學。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麼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來,呼吸時髒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來的。

  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鑒》這一部書。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論,不同其他的相書。他說:「功名看器宇」,講器宇,又麻煩了。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這是與文學連起來的,這「氣」怎麼解釋呢?就是東西。「宇」是代表天體。什麼叫「器宇」?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面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裡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麼事業前途呢?「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呢?絕對有關係。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病。「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根不點地,他果然短命。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

  「如要看條理,只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

  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這些是從外國來的。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讀書不多,但他從人生經驗中,得來幾句話,蠻有意思,他說:「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而脾氣卻大。」這可以說是名言,也是他的學問。

  所以各位立身處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你要講孝道,在君道上你要愛護他,尊重他。我有些學生,有時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後來他和我談話,道歉一番,我便問他要談的正題是什麼?先不要發脾氣,只談正題,談完了再讓你發脾氣。他就笑了。

  第二部應該研究的書是什麼呢?就是黃石公傳給張良的《素書》,這一部書很難說確是偽書,但它也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對於為人處世及認識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學見解,也可以說是看相的書,他並不是說眉毛長的如何,鼻子長的怎樣,它沒有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這個人處世的態度和條理。

  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觀察人談原則。「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麼?「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說,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過去中國人不大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叫作訟棍。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殺人,這是有罪的,要償命的。有訟棍要被告一千兩銀子,包可無罪。被告為了保命,就是上當受騙,也只好出這一千兩銀子了。而那個訟棍得了銀子,將送出去的公文抽回來,將「用刀殺人」的「用」字,輕輕加了一筆,變成「甩」字,於是「甩」刀殺人,沒有犯意,是無罪的。

  還有滿清時候,祭孔大典,凡是參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東張西望,或轉頭回身說話的,否則就犯了「大不敬」,重則殺頭,輕則坐牢,至少是免職永不錄用。

  有一次,一位督撫率領部屬祭孔,在部屬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頭說話,於是皇帝下命令督撫查明這件事。督撫一接到聖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後從部屬中,找來了平日最討厭的訟棍,被敲了八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買一個字,訟棍還說白送了一個字,共有九個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顧。」這樣答覆上去,不但沒有事,那個原告,也不敢頂上去了。因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規規矩矩不轉頭,又怎麼知道被告轉了頭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殺大官們腦袋的大案,就這樣由訟棍用九個字,輕輕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政的人,都要瞭解這一點,公事辦久了,從政久了,法律熟了,專門在筆桿上做工夫,害死人殺死人,比刀都厲害。

  所以講到這裡,要「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於什麼?能不能安於現實。

  譬如有些人就很難安,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朋友,已滿頭白髮了,讀書人,學問蠻好。剛剛退休,太太過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沒有興趣,書法好但沒興趣寫字,讀書人本可看書,但是拿到書,就想睡覺,躺下來又睡不著──講到這裡,請青年朋友們注意,老年人很可憐,有幾件事是相反的:坐著想睡,躺下來卻睡不著。哭起來沒有眼淚,笑起來把眼淚笑出來了。講現在的事,當面講當面忘,對過去的事,連小時候的都記得起來。講他好話聽不見,罵他的話馬上聽到了。這是老年人的慘狀──因為他太無聊、寂寞,事事無興趣,只好交了個女朋友,我勸他不必結婚了。他這種現象,就是老年人的無所安,心不能安,這是老年人,但是年輕人也一樣。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一個人作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叟哉!人焉叟哉!」這個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作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面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麼事業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這個話怎麼說呢?安於平淡的人,今天發了財,他不會覺得自己錢多了而弄得睡不著覺;如果窮了,也不會覺得窮,不會感到錢對他的威脅。所以安心是最難。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文字上去解釋,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溫習過去,知道現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釋,只此而已,實際上我們要更深一步體會。

  「溫故」──說過去的我們要知道,譬如講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讀歷史的,目的並不在拿學位,那麼為了什麼呢?為了「溫故知新」,認識了過去,就知道未來,這樣,「可以為師矣」,過去就是你的老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前面的成功與失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敗的,歷史上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很多。剛才和人閒談,就談到過,現在這一代青年作學問很難,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過去,也要知道現在社會的新學問,不但是國內的事,國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瞭解,所以為政的人,更要注意這事,為政到底是要有學問的。

  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真能師法過去的歷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是什麼東西】

  下面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各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說:「你是什麼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麼回事,還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

  從表面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麼角色,就是什麼角色。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

  「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則只有變成專才、專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面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裡講到了君子,什麼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麼是君子?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不發揮。我們這裡只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麼答覆他的?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麼呢?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

  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比」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 ,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麼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裡,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過去的歷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面,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

  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麼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煉,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

  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歎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污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獃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歷史的人才。

  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教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礎。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

  一個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說歷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只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麼呢?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歷史。

  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樣,就此落地了。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歷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

  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宇宙從哪裡來的?人生究竟如何?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上面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麼花樣。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裡,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

  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麼解說,為什麼這樣寫?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面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

  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所謂博士,就是專家。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裡才接上去。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系,仍舊不倫不類的。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裡來的呢?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可是借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面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宋儒們借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面又批駁佛道。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歷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

  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

  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台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瞭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麼引出了這個問題呢?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回轉來研究,什麼叫「異端」呢?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

  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裡──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

  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干,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麼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制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制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採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制度。

  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制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

  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制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

  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面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

  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但是有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只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歷史上知道內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麼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們讀了歷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

  所以我們再看歷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人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裡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跟著下來,什麼不是異端呢?什麼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汝知之乎?」你知道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病。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們看歷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歷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

  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麼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裡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面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里求官只為財】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他到孔子這裡來是要學干祿的。什麼叫「干祿」呢?就是怎樣去謀生。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干」就是干進、干求、干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

  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志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乾脆兩個字──干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幹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採取保留的態度。

  換句話說,對於模稜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

  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面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

  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麼辦?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只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

  像唐朝的歷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麼話?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麼知道他好不好?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歷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

  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覆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面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裡,季康子問什麼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忠啊!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只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

  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

  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對人敬禮,只是表面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麼意義?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盡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裡看到答覆國君的問話與答覆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麼不出來為政呢?你自己來幹嘛!講到這裡,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只講為政。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他引用了《書經》裡的話解釋說,《書經》裡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裡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

  有朋友說自己不得志,我說你有什麼不得志?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麼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講為政的原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這節很重要。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讀中國歷史,對於從政的人,始終要注意一個道理,所謂「百年大計」。一件事情,一個政策下來,要眼光遠大,至少須看到百年或幾十年以後的變化與發展,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沒有一個完整無缺的法律或完整無缺的辦法。天下事一定會變,而且時時在變,這張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後就不新了。不新了該怎麼辦?今天就要預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後應變的方案。

  我們看小說,諸葛亮給人補救的方法,都是「錦囊妙計」先放在那裡。對為政來講,這個「錦囊妙計」就是百年大計。不可只顧目前,如只顧目前,事情因時間的發展改變而情況不同,就變成言而無信,結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認為不對,去趕快改過來,究竟哪個對?老百姓搞不清楚,這就是大問題。

  所以孔子說作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子上的車桿子。大車是牛車,戠就是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梁子;小車是馬車,?就是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他說作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有如大車的橫桿,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講到這裡,本篇快近尾聲。子張,就是剛才說到那個來問謀生辦法的子張,現在提出一個大問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現在說十世的問題。先說世,什麼是世?西方的觀念,一百年為一世紀,西方文化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約在我國漢朝的時候)開始為紀元──第一年。現在為一九七四年,又稱二十世紀。我們現在也用這個西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事,一個當祖父的,不應該與孫子平行,不應該把自己的歷史抹煞,這實在痛心。

  這暫且不提,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而中國文化過去的世,小的單位以三十年為一世,這是一個時間的代表單位,後來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單位了。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說到「世」的問題,常以「十世」表示久遠。唐代以後,佛學進了中國,又有「三世」之說,什麼叫「三世」呢?過去、現在、未來,就叫「三世」。幾千萬年前是過去,前一秒鐘也是過去的;現在就是現在;未來,此後的一秒鐘是未來,以後的千百萬年也是未來。這就叫「三世」──是佛學的名稱;儒學則稱之為「十世」。這裡《論語》上的十世,等於說千秋以後將來的世代。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麼演變,孔子在這裡講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過去以代表將來。

  子張問孔子將來時代的演變知不知道?孔子說知道。怎麼會知道呢?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哪裡來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由前面的歷史跡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殷商以後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所謂傳統,就是這樣在一個系統中漸變傳下來的,並不是頑固得一定永遠保留原來的樣子,才叫傳統。

  所以周朝就因為殷禮──殷商的文化,演變成周朝的文化。那麼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其或繼周者」,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這意思就是說,周代的文化也是要變的,而將來的歷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子,就是千百萬年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孔子並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換句話說,是他要人憑借智慧,多讀歷史,就知道過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則,循歷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用同一法則,也就能知道未來。

  以前提到過,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歷史的演變,不會突然的,都是漸變而來的。所以將來的歷史,未來的時代,明天怎麼樣?幾乎很清楚的可以瞭解。

  下一段把為政的道理講完了,每篇都有一個結論,但是本篇的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為什麼把這兩句話做為《為政》篇的結論?而且為什麼提到鬼呢?中國文化講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這裡,不是一般人講的魔鬼,而是祖宗的靈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還是拜別人的鬼呢?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不知從何說起才對。

  因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歷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捩點,所以孔子在這裡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沒有勇氣。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

  歷史上有許多人是見義不為,對許多事情,明明知道應該做,多半推說沒有辦法而不敢做。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譬如抽香煙,明明知道這個嗜好的一切害處,是不應該抽,這是「看得破」,但口袋裡總是放一包香煙──「忍不過」。

  對於許多事,理論上認為都對,做起來就認為體力不行了,這就是「想得到,做不來。」對個人的前途這樣,對天下事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去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盡忠義,要見義勇為。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而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