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娘面孔難為人】
再下來是：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的弟子，姓言，名偃，子游是字，少孔子四十五歲。他問孝，孔子講解很明白，他說現在的人不懂孝，以為只要能夠養活爸爸媽媽，有飯給他們吃，像現在一樣，每個月寄五十或一百元美金給父母享受享受，就是孝了。還有許多年輕人連五十元也不寄來的，寄來了的，老太太老先生雖然在家裡孤孤獨獨，「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對斷腸人。」但看到五十元還是歡歡喜喜。
所以現在的人，以為養了父母就算孝，但是「犬馬皆能有養」，飼養一隻狗、一匹馬也都要給它吃飽，有的人養狗還要買豬肝給它吃，所以光是養而沒有愛的心情，就不是真孝。孝不是形式，不等於養狗養馬一樣。
這裡我們看出來了，孔子對學生講孝道與答覆從政的人講孝道完全兩樣，所以我們證明孔子前兩段話是歇後語，用隱語的。
至於接著下面講孝道：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
子夏來問孝，孔子說色難。什麼叫色難呢？態度問題，上面講不敬何以為孝，就是態度很難，他說：「有事，弟子服其勞。」有事的時候，像我們做後輩兒女的，看見父母掃地，接過掃把來自己做。「有酒食，先生饌。」（先生是現代的一般稱呼，古代對前一輩的人都尊稱為先生。）有好吃的，就拿給父母長輩吃。「曾是以為孝乎？」（「曾是」是假定的意思）你以為這樣就是孝嗎？
替長輩做了事，請長輩吃了好的，不一定就是孝了，為什麼呢？「色難」。態度很重要，好像我們下班回家，感到累得要命，而爸爸躺在床上，吩咐倒杯茶給他喝。做兒女的茶是倒了，但端過去時，沉著臉，把茶杯在床前几上重重的一擱，用冷硬的語調說：「喝嘛！」在兒女這樣態度下，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難過，這是絕不可以的。所以孝道第一個要敬，這是屬於內心的；第二個則是外形的色難，態度的。
為什麼這兩節放在這裡呢？這就包括了君道、臣道。一種是做人長官，領導人的；一種是做人部下，配合別人的。所以我們談為政之道，也是「色難」，也是「不敬，何以別乎？」我們愛護部下，態度很難。
歷史上的名帝王唐太宗，天生就很威嚴，有一天他問魏征，為什麼這些大臣們，當著他的面都不講話。魏征就告訴他──也只有魏征敢和他這樣講──陛下自己不知道，因為陛下很威嚴，大臣們看見你後，心理上先就怕了，所以講不出話來。唐太宗聽了這話以後，就去對著鏡子學笑，見了人就笑，慢慢使自己的態度變得和藹起來。
所以為政之道，也是色難。有時到機關中去，尤其郵政局或銀行，許多人怕那裡的面孔，譬如到郵局買一塊錢郵票，郵局的櫃檯小姐，忙累得那個樣子，給你郵票時，那種好像欠他多還他少的態度，實在叫人受不了。但替他想想也夠可憐，坐了一整天，有些人對他還夠嚕囌。所以領導別人的，或者做部下的，都「色難」──態度不容易作好。內心上更難，「敬」──真愛人，不容易作好。所以把這兩句孝道的話擺在「為政」篇中，也就是從政的修養與態度，這是真學問。你說你對部下是最愛護的，可是你對他開口就罵，把脾氣都發在他的身上，發了脾氣以後，對他再好也沒有用了。
現在接下來講孔子與顏回的談話，包括了上面子游與子夏問孝道的，連起來放在《為政》篇裡，是臣道與君道的理。這一段是沒有問題，單獨記述出來的。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我們知道，孔子最得意的學生就是顏回，又叫顏淵，無論在道德或學問上，是孔門中首屈一指的人物，所以孔子經常提到顏回。
講到這裡，我們說個笑話，我常常說年輕學生們沒有辦法自己寫東西，但是世界上最高明的人，從不寫作東西，一個字也不寫，他們的思想、學說，都是學生寫。像釋迦牟尼、耶穌都是自己不寫東西，而由學生寫。可是中國的兩個聖人就慘了，最糟糕的是孔子，學生不大寫，都是老師寫東西捧學生的。老子也很可憐，只一個學生，也沒寫，自己寫了五千字，這是中外聖人不同之處。
今日我們所以知道顏回，也是孔子經常在他的著作裡，提到他這位得意弟子。這一段話，提到顏回。他說，我和顏回談話，有時談了一整天，他從來沒有反對過我的意思，看起來笨笨的，但當他離開我而單獨生活，不在我面前時，作人做事都會自己檢討自己，結果不但是懂了我的意思，還能更進一步發揮我的意思，由此看來顏回並不笨。
現在問題在於為什麼又把這樣一段話，編在這裡呢？就是談到《為政》這一篇書，上面兩段的問孝，第一個是「敬」，第二個是「色難」，和臣道、君道都有關。現在以顏回的態度來講臣道，上面對你講話都答「是」，都是只有接受、服從。可是，光接受、服從，有時候反而有問題，不一定是對的，所以有了接受、服從的修養，還要「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再加以發揮，能夠擴而充之，這才是事業的好幹部，為政的人才。所以把顏回的個人修養，放在《為政》篇的這一段。
【孔子也會看相】
到了下面，文章就轉了，正式談為政的道理。關於孔子對人的觀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叟哉？人焉叟哉？》
這是孔子觀察人的道理。
講到觀察人的道理，我們都知道看相算命，尤其現在很流行。這兩種事，在中國有幾千年歷史，就是世界各國，有所謂義大利相法，日本相法等等。由此可見任何國家民族，都很流行。講中國人看相的歷史，那很早了。在春秋戰國時就多得很，一般而言，中國人的看相，自有一套，包括現在市面上流行的，麻衣、柳莊、鐵關刀，乃至現代義大利、日本人研究出來的手相學、掌紋學，許多新的東西都加上，也逃不出中國相法的範圍。
但中國人還有另外一套看相的方法，叫「神相」或「心相」，這就深奧難懂了。「神相」，不是根據「形態」看，而是看「神態」的；還有一種「心相」，是以中國文化的基本立場，絕對唯心（非西洋唯心的哲學），所以有幾句名言：「有心無相，相由心變。有相無心，相隨心轉。」一個人思想轉變了，形態就轉變，譬如我們說一個人快發脾氣了，是怎麼知道的呢？因為從他相上看出來了，他心裡發脾氣，神經就緊張，樣子就變了。所以，看相是科學。有人說，印堂很窄的人度量一定小，印堂──兩個眉尖中間的距離──很寬就是度量大，這是什麼道理？有人天生的性格，稍遇不如意事，就皺眉頭，慢慢的印堂的肌肉就緊縮了，這是當然的道理。還有人說露門牙的人往往短命，因為他露牙齒，睡覺的時候嘴巴閉不攏來，呼吸時髒的東西進到體內，當然健康要出問題。還有很多這一類的道理，都是這樣的，但是古人看相，很多人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是書上說的。」實際上，這些東西是從經驗中來的。
有人說，清代中興名臣曾國藩有十三套學問，流傳下來的只有一套──曾國藩家書，其他的沒有了，其實傳下來的有兩套，另一套是曾國藩看相的學問──《冰鑒》這一部書。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論，不同其他的相書。他說：「功名看器宇」，講器宇，又麻煩了。這又講到中國哲學了，這是與文學連起來的，這「氣」怎麼解釋呢？就是東西。「宇」是代表天體。什麼叫「器宇」？就是天體構造的形態。勉強可以如此解釋。中國的事物，就是這樣討厭，像中國人說：「這個人風度不壞」。吹過來的是「風」，衡量多寬多長就是「度」。至於一個人的「風度」是講不出來的，這是一個抽象的形容詞，但是也很科學，譬如大庭廣眾之中，而其中有一人，很吸引大家的注意，這個人並不一定長得漂亮，表面上也無特別之處，但他使人心裡的感覺與其他人就不同，這就叫「風度」。
「功名看器宇」，就是這個人有沒有功名，要看他的風度。「事業看精神」，這個當然，一個人精神不好，做一點事就累了，還會有什麼事業前途呢？「窮通看指甲」，一個人有沒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與人的前途有什麼關係呢？絕對有關係。根據生理學，指甲是以鈣質為主要成分，鈣質不夠，就是體力差，體力差就沒有精神競爭。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這種人體質非常弱，多病。「壽夭看腳踵」，命長不長，看他走路時的腳踵。我曾經有一個學生，走路時腳根不點地，他果然短命。這種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聰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實。
「如要看條理，只在言語中」，一個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說話是否有條理，這種看法是很科學的。中國這套學問也叫「形名之學」，在魏晉時就流行了。有一部書──《人物誌》，大家不妨多讀讀它，會有用處的，是魏代劉劭著的，北魏劉所注，是專門談論人的，換句話說就是「人」的科學。
最近流行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的科學，這些是從外國來的。而我們的《人物誌》，卻更好，是真正的「人事管理」、「職業分類」，指出哪些人歸哪一類。有些人是事業型的，有些人絕對不是事業型的，不要安排錯了，有的人有學問，不一定有才能，有些人有才能不一定有品德，有學問又有才能又有品德的人，是第一流的人，這種人才不多。
以前有一位老朋友，讀書不多，但他從人生經驗中，得來幾句話，蠻有意思，他說：「上等人，有本事沒有脾氣；中等人，有本事也有脾氣；末等人，沒有本事而脾氣卻大。」這可以說是名言，也是他的學問。
所以各位立身處世，就要知道，有的人有學問，往往會有脾氣，就要對他容忍，用他的長處──學問，不計較他的短處──脾氣。他發脾氣不是對你有惡意，而是他自己的毛病，本來也就是他的短處，與你何關？你要講孝道，在君道上你要愛護他，尊重他。我有些學生，有時也大光其火，我不理他，後來他和我談話，道歉一番，我便問他要談的正題是什麼？先不要發脾氣，只談正題，談完了再讓你發脾氣。他就笑了。
第二部應該研究的書是什麼呢？就是黃石公傳給張良的《素書》，這一部書很難說確是偽書，但它也的確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對於為人處世及認識人物的道理，有很深的哲學見解，也可以說是看相的書，他並不是說眉毛長的如何，鼻子長的怎樣，它沒有這一套，是真正相法。眉毛、鼻子、眼睛都不看的，大概都看這個人處世的態度和條理。
孟子也喜歡看相，不過他沒有掛牌，他是注意人家的眼神，光明正大的人眼神一定很端正；喜歡向上看的人一定很傲慢；喜歡下看的人會動心思；喜歡斜視的人，至少他的心理上有問題。這是看相當中的眼神，是孟子看相的一科，也可說是看相當中的「眼科」吧！
孔子觀察人談原則。「視其所以」──看他的目的是什麼？「觀其所由」──知道他的來源、動機，以法理的觀點來說，就是看他的犯意，刑法上某些案子是要有了犯意才算犯罪，過去中國人不大打官司，喜歡打官司的叫作訟棍。曾經有這樣一個故事，有人被控用刀殺人，這是有罪的，要償命的。有訟棍要被告一千兩銀子，包可無罪。被告為了保命，就是上當受騙，也只好出這一千兩銀子了。而那個訟棍得了銀子，將送出去的公文抽回來，將「用刀殺人」的「用」字，輕輕加了一筆，變成「甩」字，於是「甩」刀殺人，沒有犯意，是無罪的。
還有滿清時候，祭孔大典，凡是參加的人，是不得在祭典中東張西望，或轉頭回身說話的，否則就犯了「大不敬」，重則殺頭，輕則坐牢，至少是免職永不錄用。
有一次，一位督撫率領部屬祭孔，在部屬中同僚有隙，某甲到皇帝面前，告某乙在祭典中回頭說話，於是皇帝下命令督撫查明這件事。督撫一接到聖旨，惶恐得不得了，最後從部屬中，找來了平日最討厭的訟棍，被敲了八千兩銀子，一千兩銀子買一個字，訟棍還說白送了一個字，共有九個字：「臣位列前茅，不敢反顧。」這樣答覆上去，不但沒有事，那個原告，也不敢頂上去了。因為追究下去，你自己如果規規矩矩不轉頭，又怎麼知道被告轉了頭呢？有罪大家有罪嘛！一件要殺大官們腦袋的大案，就這樣由訟棍用九個字，輕輕地平息下去了。
李陵答蘇武書中所謂「刀筆之吏，弄其文墨。」從政的人，都要瞭解這一點，公事辦久了，從政久了，法律熟了，專門在筆桿上做工夫，害死人殺死人，比刀都厲害。
所以講到這裡，要「視其所以」，看他的動機、目的。「觀其所由」，看他的來源，整個行動的經過。「察其所安」，再看看他平常作人是安於什麼？能不能安於現實。
譬如有些人就很難安，有一位七十多歲的朋友，已滿頭白髮了，讀書人，學問蠻好。剛剛退休，太太過世了，在生活上打牌沒有興趣，書法好但沒興趣寫字，讀書人本可看書，但是拿到書，就想睡覺，躺下來又睡不著──講到這裡，請青年朋友們注意，老年人很可憐，有幾件事是相反的：坐著想睡，躺下來卻睡不著。哭起來沒有眼淚，笑起來把眼淚笑出來了。講現在的事，當面講當面忘，對過去的事，連小時候的都記得起來。講他好話聽不見，罵他的話馬上聽到了。這是老年人的慘狀──因為他太無聊、寂寞，事事無興趣，只好交了個女朋友，我勸他不必結婚了。他這種現象，就是老年人的無所安，心不能安，這是老年人，但是年輕人也一樣。這是心理上的問題，一個人作學問修養，如果平常無所安頓之處，就大有問題。有些人有工作時，精神很好；沒有工作時，就心不能安，可見安其心之難。
孔子以這三點觀察人，所以他說「人焉叟哉！人焉叟哉！」這個叟是有所逃避的意思。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三個要點來觀察人，就沒什麼可逃避的了。看任何一個人作人處世，他的目的何在？他的做法怎樣？（前者屬思想方面，後面屬行為方面。）另外，再看他平常的涵養，他安於什麼？有的安於逸樂，有的安於貧困，有的安於平淡。學問最難是平淡，安於平淡的人，什麼事業都可以做。因為他不會被事業所困擾，這個話怎麼說呢？安於平淡的人，今天發了財，他不會覺得自己錢多了而弄得睡不著覺；如果窮了，也不會覺得窮，不會感到錢對他的威脅。所以安心是最難。以這三點觀人，放在《為政》篇中，就是知人勵品的重點所在。
接下來的一句話，是我們都很熟悉的。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從文字上去解釋，大家都知道，意思就是溫習過去，知道現在的，便可以做人家的老師了。照表面文字上的解釋，只此而已，實際上我們要更深一步體會。
「溫故」──說過去的我們要知道，譬如講中國歷史，上下五千年，二十五部大史，真不容易，倘使讀歷史的，目的並不在拿學位，那麼為了什麼呢？為了「溫故知新」，認識了過去，就知道未來，這樣，「可以為師矣」，過去就是你的老師，「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
這是什麼道理呢？因為前面的成功與失敗，個人也好，國家也好，是如何成功的，又是如何失敗的，歷史上就很明顯地告訴了我們很多。剛才和人閒談，就談到過，現在這一代青年作學問很難，不但要知道自己中國文化傳統的根──過去，也要知道現在社會的新學問，不但是國內的事，國外的事也要清楚，古今中外都要瞭解，所以為政的人，更要注意這事，為政到底是要有學問的。
所以「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這樣才真能師法過去的歷史，判斷未來新的事物的發展。
【是什麼東西】
下面接著是：
《子曰：君子不器。》
如照字面翻成白話就很好笑了──孔子說：「君子不是東西。」提到這個思想，我常說我們中國人實在了不起，各個懂得哲學，尤其罵人的時候更是如此。譬如說：「你是什麼東西？」拿哲學來講，我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因為人的生命究竟怎麼回事，還搞不清楚嘛！所以真不知道我是什麼東西。
但孔子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呢？因為「為政」要通才，通才就要樣樣懂。「不器」就是並不成為某一個定型的人，一個為政的人，就要上下古今中外無所不通。
從表面上看，一個很好的大政治家，好像一個很好的演員，演什麼角色，就是什麼角色。當演工友的時候，就是規規矩矩掃地倒茶，當演大官的時候，溫溫和和就是作官，幹哪一行就是哪一行。
「君子不器」這個學問，就是成功了真正的通才，否則只有變成專才、專家。所以君子不器放在《為政》篇，就是說明為政在這方面的道理，換句話說：「允文允武」，也便是「君子不器」的說明。
《論語》在這裡講到了君子，什麼是君子呢？下面提到：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儒家孔孟思想，經常提到君子，什麼是君子？將來我們還要討論到的，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這裡不發揮。我們這裡只講子貢問「君子」，孔子是怎麼答覆他的？孔子說，把實際的行動擺在言論的前面，不要光吹牛而不做。先做，用不著你說，做完了，大家都會跟從你，順從你。古今中外，人類的心理都是一樣的，多半愛吹牛，很少見諸於事實；理想非常的高，要在行動上做出來就很難。所以，孔子說，真正的君子，是要少說空話，多做實在的事情。
接著下來，對於君子的涵義，又有一說：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與小人的分別是什麼呢？周是包羅萬象，就是一個圓滿的圓圈，各處都到的。他說一個君子的作人處世，對每一個人都是一樣，不是說對張三好，對李四則不好，這就不對了，這就叫比而不周了。你拿張三跟自己比較，合適一點，就對他好，不大同意李四這個人，就對他不好，就是「比」。
一個大政治家是和宗教家一樣，愛人是不能分彼此的，我們對於人，好的固然好，愛他；但對不好的更要愛他，因為他不好，所以必須去愛他，使他好。這樣一個真正的大政治家，也就是宗教家，也就是教育家的態度，這就是「周而不比」，要周全，不能比附一方。
「比」是什麼呢？我們知道中國字，古寫的篆文比字，是這樣寫的── ，象形兩個人相同，同向一個方向；而古文北字──就是相背，各走極端的象形字，所以「比」就是說要人完全跟自己一樣，那就容易流於偏私了。因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呢？相反，是比而不周，只做到跟自己要好的人做朋友，什麼事都以「我」為中心、為標準，這樣就不能夠普遍。
講到這裡，君子的道理還沒有講完：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我們前面講到的，過去的歷史，對於人才，有三個基本的原則，便是才、德、學。有些人的品德是天生的──品德往往大半出於天性──但沒有才能。我們知道有品德的人，可以守成，教這種人到大後方坐鎮，好得很；教他設法打開一個局面，衝出去，那他辦不到，他沒有這個才，他只有守成之才，沒有開創之才。
所以守成之才，偏重品德。而才德兩個字很難兼全的，但有一個東西可以補救，那就是學，用學問來培養那所缺的一面。有些人雖然天生有才有德，但還是須要學問來培養的。
講到學問，就須兩件事，一是要學，一是要問。多向人家請教，多向人家學習，接受前人的經驗，加以自己從經驗中得來的，便是學問。但「學而不思則罔」，有些人有學問，可是沒有智慧的思想，那麼就是迂闊疏遠，變成了不切實際的「罔」了，沒有用處。如此可以作學者，像我們一樣──教書，吹吹牛，不但學術界如此，別的圈子也是一樣，有學識，但沒有真思想，這就是不切實際的「罔」了。
相反的，有些人「思而不學則殆」。他們有思想，有天才，但沒有經過學問的踏實鍛煉，那也是非常危險的。許多人往往倚仗天才而胡作非為，自己誤以為那便是創作，結果陷於自害害人。
尤其是目前的中國青年，身受古今中外思潮的交流、撞擊，思想的彷徨與矛盾，情緒的鬱悶與煩躁，充分顯示出時代性的紊亂和不安，因此形成了青少年們的病態心理。
而代表上一代的老輩子人物，悲歎窮廬，傷感「世風日下」、「人心不古」，大有日暮途窮，不可一日的憂慮；其實童稚無知，懷著一顆赤子之心，來到人間，宛如一張白紙，染之朱則赤，染之墨則黑，結果因為父母的主觀觀念──「望子成龍，望女成鳳。」塗塗抹抹，使他們成了五光十色，爛污一片，不是把他們逼成了書獃子，就是把他們逼成太保，還不是真的太保。我經常說，真太保是創造歷史的人才。
所以老一輩人的思想，無論是做父母的，當教師的，或者領導人的，都應該先要有一番自我教育才行。尤其是搞教育、領導文化思想的，更不能不清楚這個問題。
所以青少年教育的問題，首先要注意他們的幻想，因為幻想就是學問的基礎。據我的研究，無論古今中外，每一個人學問、事業的基礎，都是建立在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時期的這一段，從少年的個性就可以看到中年老年的成果。
一個人的一生，也只是把少年時期的理想加上學問的培養而已，到了中年的事業就是少年理想的發揮，晚年就回憶自己中少年那一段的成果。所以我說歷史文化，無論中外，永遠年輕，永遠只有三十歲，沒有五千年，為什麼呢？人的聰明智慧都在四十歲以前發揮，就是從科學方面也可以看到，四十歲以後，就難得有新的發明，每個人的成就都在十幾歲到二三十歲這個階段，人類在這一段時間的成果，累積起來，就變成文化歷史。
人類的腦子長到完全成熟的時候，正在五六十歲，可是他大半像萍果一樣，就此落地了。所以人類智慧永遠在這三四十的階段作接力賽，永遠以二三十年的經驗接下去，結果上下五千年歷史，只有二三十年的經驗而已。
所以人類基本問題沒有解決。先有雞還是先有蛋？宇宙從哪裡來的？人生究竟如何？還是沒有絕對的答案。因此，有了思想，還要力學。上面所說，有了學問而沒有思想則「罔」，沒有用處；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學問來培養，如青少年們，天才奔放，但不力學，就像美國有些青少年一樣，由吸毒而裸奔，以後還不知道玩出什麼花樣。所以思想沒有學問去培養，則「殆」，危險。
【異端與偏激】
接著下來是：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這是一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異」就是特別的，「端」也就是另外一頭。但在宋儒以後，「異端」兩字，就用來專指佛、道兩家，宋以前則沒有這種肯定的說法。
講到這裡，順便提到一個問題：現在世界上流行一個名詞──漢學。歐美各國講中國學問，都稱之為「漢學」，這是世界通稱，成了習慣，已經沒辦法更正了。事實上這個觀念是錯誤的。在我們中國文化中所稱的漢學，是指漢儒的作學問，注重於訓詁。
所謂「訓詁」，就是對於文字的考據，研究一個字作什麼解說，為什麼這樣寫？不過漢學很討厭，他們有時候為了一個字，可以寫十多萬字的文章，所以我們研究這一方面的書，也是令人頭大的。但是古人所謂博士學位──我們現在的博士也是這樣──往往憑藉這些專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萬字的文章，這就是訓詁之學。後來發展為考據，就是對於書本上的某一句話，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這些學問，為了一個題目，或某一觀念也可寫百多萬字。
總之，漢儒就是訓詁考據之學；在中國文化上叫「漢學」，意思是漢儒作的學問。漢學自漢武帝開始，就有「五經博士」，就是四書五經等書中，通了一經的就是「博士」，所以中國有博士這個尊稱，也是從漢朝開始的。所謂博士，就是專家。如《詩經》博士，就是《詩經》的專家。到了唐代以後，就慢慢注重文學了，因為幾百年訓詁考據下來，也整理得差不多了。
到了宋代，當時有所謂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個人，他們提倡新的觀念，自認為孔孟以後繼承無人，儒家的學問斷了，到他們手裡才接上去。這中間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們在哪裡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傳一樣，把學說接上去了，這是宋儒很奇怪的觀念。然後他們就批評各家都不對，創了所謂理學。
不過有一點要注意，我們現在的思想界中，理學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稱新理學，講儒學的學問。但很遺憾，他們還不成體系，仍舊不倫不類的。至於宋儒的理學家，專門講心性之學，他們所講的孔孟心性之學，實際上是從哪裡來的呢？一半是佛家來的，一半是拿道家的東西，換湯不換藥地轉到儒家來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對於宋儒的理學，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發現了這一點，就不同意他們。一個人借了張家的東西用，沒有關係，可以告訴老李，這是向張家借來的，一點不為過。可是借了張家的東西，冒為己有充面子，還轉過頭來罵張家，就沒道理了。宋儒們借了佛道兩家的學問，來解釋儒家的心性之學，一方面又批駁佛道。其結果不止如此而已，從宋儒一直下來，歷代的這一派理學，弄到後來使孔孟學說被人打倒，受人批評，宋儒真要負百分之百的責任。以後經過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學範圍中轉圈圈，是不是闡揚孔子的真義，很難下一定論。
有一本《四朝學案》，是講宋、元、明、清幾百年來儒家心性之學的。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學非常盛行，所以清朝入關的時候，很多人對明儒的理學非常憤慨，認為明儒提倡理學的結果是：「平時靜坐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指責理學對國家天下一點都沒有用。平常講道德、講學問，正襟危坐談心性，到了國家有大難的時候──「臨危一死報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不過話說回來，能夠做到「臨危一死報君王」已經很不容易了，但對於真正儒家的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離譜了。
因此，清初一般學者，對於此高談心性、無補時艱的理學相當反感。最著名的如顧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這一些人，也絕不投降滿清，而致力反清復明的工作。後來中國社會幫會中的洪幫，現在又叫洪門，就是他們當時的地下組織，是士大夫沒有辦法了，轉到地下去的，洪門首先是在台灣由鄭成功他們組織，一直影響到陝西，都是他們的活動範圍，所謂天地會等等，都由洪門後來的分衍而來。
清初顧亭林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談，於是回過頭來作學問，再走考據的路子，叫作「樸學」，因此也有稱之為漢學的。我們身為中國人，必須要瞭解「漢學」這個名稱是這樣來的。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學問也稱漢學，是指中國學問。古書上所指的漢學，是偏重於考證的學問，這是順便介紹的。
我們為什麼引出了這個問題呢？就是為了孔子這句話：「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後，八百年來，一提到異端，一般人都認為專指佛道兩家。這句話不要搞錯了，在孔子當時，沒有佛家，也沒有道家，在當時儒道不分家的。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為中國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後的事，所以認為《論語》中異端兩個字，是專指佛道而言，則是錯誤的觀念。
現在我們回轉來研究，什麼叫「異端」呢？這在文字上解釋非常簡單。「端」就是兩頭，尖端，兩邊的頭，或多邊的頭謂之「端」。「異端」是走極端偏向的路線，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還標新立異，特別從事怪異的思想。關於這一點我們如果用現代的思想問題和心理學來研究，也可以說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歡異端的，每個人都有愛好標新立異的天性。
【由養士到考試】
大家有機會可以讀一篇文章，對於處世大有助益，這篇文章簡稱《論養士》，蘇東坡作的。這篇文章在中國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學領域中，佔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人不能不看。這篇文章很有意義，它提出了一個原則，講得非常有道理。
「養士」這個名稱，出在戰國時代，當時書籍不如現在普及，也沒有考試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識，就依靠權貴人家求出路，到他們家裡作賓客。過去叫賓客，現在的名稱等於「隨員」；從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國藩，不少有本領的人，都在他的幕府裡──等於現在的研究室、參謀團、秘書室。現在也有稱作幕僚。「六國的養士」就是這樣的情形。
那時養士，養些什麼人呢？蘇軾指出的分類是智、辯、勇、力四種人；實際上也可說只是兩種人，一種用頭腦，一種用體力。討論這四種人，如果以現代職位分類的科學來作博士論文，起碼可以寫他兩百萬字不成問題。但是我國古代文化喜歡簡單，所以幾百字的文章就解決了。
蘇軾在這篇文章中說，社會上天生有智、辯、勇、力這四種人，他認為這一類的人好役人──坐著吃人家的──無法役於人。如果我們用社會學來研究，社會上有許多人是這樣的，用頭腦非常能幹，叫他用勞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頭腦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勞力就蠻好。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氣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個小時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會、研究政治，要多觀察人，然後再讀有關的書，才有道理。又像許多人有智，這個智是聰明才智；有許多人有辯術，專門用手段，不走正道，走異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當方法想不出來。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個人才，就看老闆怎麼用他，這就是所謂會不會用人了。所以智與辯看起來是一樣，聰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兩面的方法不能相違。勇與力看起來似乎也是一樣，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氣，而個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為國犧牲，他怕死了不幹，這是有力沒有勇。
因此蘇東坡說智、辯、勇、力四種人，往往需要人家養他，不能自立。不過依恃人家，攀龍附鳳，也可以立大功，成大業，教他一個人干，就沒有辦法。
所以到秦始皇統一中國以後，焚書坑儒，不養士了，這些人就走向民間去，結果怎樣呢？反了！後來到了漢朝的時候，對這種士怎麼辦呢？到漢武帝時代，就是中國選舉制度的開始，那個時代的選舉，當然不像現代的由人民去投票──這是西方式的選舉。中國式古老時代的選舉，是由地方官參考輿論，把地方上公認是賢、良、方、正的人選出來，（以現代名詞而言，是人才的分類，賢是賢，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為一談，這是四個範圍。）稱為孝廉。（中國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稱孝廉。到清朝時，考取了舉人，還是用孝廉公這個名稱，那是沿用漢朝的。）漢朝實行這樣的選舉制度，就取代了戰國時養士的制度，所以漢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來，到隋朝又開創以文章取士的考試辦法。到唐太宗統一天下以後，正式以漢朝地方選舉的精神，採用了隋朝考試取士的方法，綜合起來產生了唐朝考選進士的制度。
所謂進士，就是將民間有才具的知識分子，提拔出來，進為國士的意思。那時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試階級的一個名稱，秀才再考舉人，舉人再考進士，進士第一名是狀元。唐代的秀才，也便是進士的通稱，凡是學問好的、優秀的，都稱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創辦了考試制度，錄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後，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錄取者朝見之後，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說，你看我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動來鑽進我的掌握中，再不會去造反了。有功名給你，有官給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儘管來嘛！這是唐太宗的得意之處。
蘇軾也說，建立了考試制度以後，就等於六國時候的「養士」，所以他認為養士是很重要的事。以現在的觀點來說，就是智、辯、勇、力分子沒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沒有很好的歸宿，就是社會的大問題，也是政治的大問題。
但是如何使他們得其養，又是個問題。起用也是養，退休也是養。講到養，我們要想到前面所講的，犬馬也有所養呀！不是說有飯吃就得養了，僅僅這樣是養不了的。智辯勇力之士，有時候並不一定為了吃飯。天生愛搗亂的人，如果沒有機會給他搗亂，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搗亂，就得把他引入正途，這就是為政教化的道理。
解釋了半天，「異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還想出特別花樣。
但是，異端有沒有用處？但是有用處的。舉個例子來說，漢朝平定天下，漢高祖說，我不過得到幾個人而已。他是指張良、蕭何、陳平等，尤其是陳平這個人，在歷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計，他只為漢高祖提過六個建議，還是秘密的建議，後世從歷史上知道內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麼花樣，直到現在無法確定。所謂奇計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我們讀了歷史也就知道，異端不能亂用，還要以德業為基礎，異端多半走入術的路子，術就是方法、權術。權術沒有德業為基礎，就要不得。
所以我們再看歷史，《史記》記載很清楚，陳平六出奇計，幫助漢高祖統一天下，但是陳平說了一個預言，他的後代不會太好。人家問他什麼原因，他說他喜歡用陰謀，他說：「陰謀者，道家之所忌也。」為天道所忌。果然漢高祖封給他的國，到他孫子手裡就亡，他也早知難逃自取滅亡之道。
這個道理，是說明孔子所說的「異端」，並不是宋儒所指佛道兩家而言的異端，而是走偏道，喜歡走特殊路子鑽牛角尖的異端。所以孔子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跟著下來，什麼不是異端呢？什麼是作人做事應該的道理？
《子曰：由！誨，汝知之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誨」字下應該有一個小標點，誨是說教育、教誨。「汝知之乎？」你知道嗎？「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一個人要平實，尤其是當主管領導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這就是最高的智慧。換句話說，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則就真是愚蠢。
關於這一點，幾十年來看得很多。這個時代，很容易犯這個毛病。很多學問，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這是很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我們看歷史上偉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說：「我不懂，所以要請教你，由你負責去辦，大原則告訴我就行了。」說這話的人就成功了。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結果一無所成。歷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政治的道理也一樣，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對不起──我不懂。」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禮貌。
所以我常對出國的學生們說，有一個最高的原則，也是走遍天下的國際禮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國家說：「對不起，我是中國來的，對這件事我不懂，請問應該怎麼辦？」萬萬不要認為這樣說是丟人，這是最大的禮貌，不會吃虧，尤其做國民外交更用得著，最怕冒充懂，就會失禮。
到這裡是為政的大原則，下面文章的氣勢為之一轉，而轉到另外一個人。
【千里求官只為財】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的學生，他姓顓孫，名叫師，少孔子四十八歲，是位年輕學生。他到孔子這裡來是要學干祿的。什麼叫「干祿」呢？就是怎樣去謀生。古代俸和祿是兩回事。「俸」等於現在的月薪；「祿」有食物配給。祿位是永遠的，所以過去重在祿。「干」就是干進、干求、干祿，就是如何拿到祿位。
換句話說，孔子希望弟子們學仁學義，子張這位學生來的時候，大概填志願表與眾不同，直截了當，乾脆兩個字──干祿；要找飯吃，怎樣找公務員當。但是孔老夫子沒有氣得把他攆出去，反而傳授他一套辦法說，想做一個好幹部，做一個良好的公務員，要知識淵博，宜多聽、多看、多經驗，有懷疑不懂的地方則保留。闕就是保留，等著請教人家，講話要謹慎，不要講過分的話。本來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後根本不通，這就丟人了。如不講過分的話，不吹牛，就很少過錯；多去看，多去經驗，對有疑難問題多採取保留的態度。
換句話說，對於模稜兩可的事，隨時隨地都用得到古人的兩句話：「事到萬難須放膽，宜於兩可莫粗心。」第二句就是多見闕殆的意思，這個時候要特別小心處理，不要有過分的行動，這樣處世就少後悔。
一個人做到講話很少過錯，處世很少後悔，當然行為上就不會有差錯的地方。這樣去謀生，隨便幹哪一行都可以，祿位的道理就在其中了。
從這一段書中，我們看到孔子的教育態度，實在了不起，這個學生是來學吃飯的本領，要如何馬上找到職業。孔子教了，教他作人的正統道理，也就是求職業的基本條件，我們為人做任何事業，基本條件很要緊，孔子說的這個基本條件已經夠了。
到這一節為止，上面都是講為政中關於作人處世的部分，下面高峰突起，就正式講到政治問題。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是魯國的國君，孔子自己祖國的君侯，孔子忠君愛國之心是很強的，自己國家的領袖問他怎樣使老百姓心服。要注意這個「服」字，含義可說是服從，也可以說絕對服了，不敢反抗，這是重點。以魯國的國君，問到這樣一個問題，是一大笑話。
在中國政治的道理，所謂服與不服，在德不在力，權力的使人服是霸術、霸道；道德的使人自然順服，才是王道。魯哀公拿這個問題問孔子，你說孔子怎麼辦？他很婉轉的說明這個道理，他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這個「舉」就是提拔，這是針對魯哀公當時的政治毛病而來。舉直，就是提拔直心直道而行的人，包括聖賢、忠誠、有才能的人。「錯諸枉」的錯等於措，就是把他擺下去，放下去，把狂妄的人安置下去，這樣老百姓自然就服了。相反的，「舉枉錯諸直」，把狂妄的人提拔起來，或只用自己喜歡的人，而把好人打擊下去，老百姓自然就不服了。這是誰都懂的道理，而孔子拿這人人都懂的話去告訴他，就好像說當諸侯、君王的人都不懂，未免太笨了。
但人生經驗告訴我們，一個人到了那個權位的情況，就很難講了。譬如我們平時常會說，假如我做了某一位置的事，一定公正，但是真的到了那一天，就做不到絕對公正。人總會受人情的包圍，例如，人家送高帽子，明知是高帽子，仍然覺得蠻舒服的，這就是要命的心理了。所以一個人能夠做到公正廉明，真是一種最高的修養。
像唐朝的歷史中記載，武則天問武三思，朝中誰是忠臣？武三思說，跟我好的都是忠臣。武則天說，你這是什麼話？武三思說，我不認識的，怎麼知道他好不好？同樣的道理，看戲容易作戲難，所以我們批評歷史容易，身為當局者時，就真不容易了。
因此我們知道孔子答覆魯哀公的話，雖然非常平淡，但最平淡的道理是最難做到的。
下面接著是季康子的問話，我們曾經提到過，季家是魯國的權臣，後來魯國就是亡在他們手裡，季康子問什麼呢？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使民，就是怎樣使用群眾的意思，在為政的道德上而言，這個動機就有問題，要想使用別人就已經是問題了，他還用了一個當時蠻流行的口頭語，敬啊！忠啊！這些都是老子當時所罵的假仁假義。（其實老子並不反對仁義，只是當時社會普遍流行談的仁義，變成了虛假無實的名詞，所以老子反對。）他提到敬與忠兩個字，是大問題。敬是尊敬人，忠是忠於事，勸是教導的意思，等於現在所說的「教育」。
孔子對於季康子所提這幾個大問題，沒有批評不對，認為都對。但是孔子告訴他，不要只是空洞的宣傳，口頭話沒有用，天下人的聰明相等，口頭騙得了一時，騙不了永久。
所以他告訴季康子，接近老百姓，內心要有真正的莊嚴情操，百姓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如對人敬禮，只是表面的動作，而內心卻是不誠，則敬禮的姿勢都不對的，這樣的敬禮有什麼意義？要內心真正的莊嚴，尤其對部下、對群眾，有發自內心的莊嚴情操，部下對你自然就恭敬了。「孝慈則忠」，真正愛人，人對你自然盡忠，一個人對部下與群眾，付出愛兒女一樣的心腸，付出了真情，則沒有不收到忠的反應的。如果沒有這種慈孝，光是勸導教化是沒有用的。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對善的獎勵提倡，不作官樣文章，誠懇的舉善。「教不能」，部下不懂的，並不討厭他，教他，因為你要作之君，作之師，等於他的長輩，既然作長輩，就是作老師，盡量教他，他自然受感化。
由這裡看到答覆國君的問話與答覆權臣的問話不同之處；都在《為政》篇中，連起來文章又轉了一個味道了，所以連貫起來看《論語》文章的編排非常妙。尤其古代文章，幾句話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說的，把它連貫起來，而仍能成為一篇曲折有致，蠻講究結構的文章，它的文學價值，也實在不簡單。
【治國難！齊家更難！】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這時候有人說話了。對孔子說，你吹了半天牛，說了許多為政的大道理，頭頭是道，你自己怎麼不出來為政呢？你自己來幹嘛！講到這裡，我要特別提醒諸位，以前我們說過《為政》這一篇，被大家解釋成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思想，是不大對的，因為孔子不講政治，只講為政。拿現代政治哲學來講，是大原則，並不是政治的一種方法。所以孔子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他引用了《書經》裡的話解釋說，《書經》裡不是講過孝道嗎！一個人在家裡能夠孝敬父母、友愛兄弟、家人、朋友（社會關係），這也就是政治了。
有朋友說自己不得志，我說你有什麼不得志？不是員，就是長，他說沒有什麼長在身，我說你至少是家長呀！這個資格還真不容易，這件事情也真不容易做好。孔子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所以他說，何必一定要出來從事政治工作，才叫作政治呢？
下面講為政的原則。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
這節很重要。為政的道理──言而有信，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讀中國歷史，對於從政的人，始終要注意一個道理，所謂「百年大計」。一件事情，一個政策下來，要眼光遠大，至少須看到百年或幾十年以後的變化與發展，這是古人政治的道理。
天下沒有一個完整無缺的法律或完整無缺的辦法。天下事一定會變，而且時時在變，這張桌子今天是新的，十年以後就不新了。不新了該怎麼辦？今天就要預作最好的、最切合十年後應變的方案。
我們看小說，諸葛亮給人補救的方法，都是「錦囊妙計」先放在那裡。對為政來講，這個「錦囊妙計」就是百年大計。不可只顧目前，如只顧目前，事情因時間的發展改變而情況不同，就變成言而無信，結果就是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認為不對，去趕快改過來，究竟哪個對？老百姓搞不清楚，這就是大問題。
所以孔子說作人、處世、對朋友，「信」是很重要的，無「信」是絕對不可以。尤其一些當主管的人，處理事情不多想想，驟下決定，以致隨時改變，使部下無所適從，所以孔子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
「大車無輗，小車無軏。」輗和軏兩個字，是古代車子上的車桿子。大車是牛車，戠就是牛車上一根用來套在牛肩上，中間的大梁子；小車是馬車，?就是馬車上掛鉤的地方，這都是車子上的關鍵所在。他說作人也好，處世也好，為政也好，言而有信，是關鍵所在，而且是很重要的關鍵。有如大車的橫桿，小車的掛鉤，如果沒有了它們，車子是絕對走不動的。
講到這裡，本篇快近尾聲。子張，就是剛才說到那個來問謀生辦法的子張，現在提出一個大問題：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現在說十世的問題。先說世，什麼是世？西方的觀念，一百年為一世紀，西方文化以耶穌誕生那一年（約在我國漢朝的時候）開始為紀元──第一年。現在為一九七四年，又稱二十世紀。我們現在也用這個西元，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上，是相當令人痛心的事，一個當祖父的，不應該與孫子平行，不應該把自己的歷史抹煞，這實在痛心。
這暫且不提，我們知道現代西方文化以一百年為一世紀，而中國文化過去的世，小的單位以三十年為一世，這是一個時間的代表單位，後來用以作抽象的代表單位了。這是把一代叫作一世。所以每說到「世」的問題，常以「十世」表示久遠。唐代以後，佛學進了中國，又有「三世」之說，什麼叫「三世」呢？過去、現在、未來，就叫「三世」。幾千萬年前是過去，前一秒鐘也是過去的；現在就是現在；未來，此後的一秒鐘是未來，以後的千百萬年也是未來。這就叫「三世」──是佛學的名稱；儒學則稱之為「十世」。這裡《論語》上的十世，等於說千秋以後將來的世代。
子張問孔子是不是可以先知，預言將來怎麼演變，孔子在這裡講到夏、商、周三世，只是引用過去以代表將來。
子張問孔子將來時代的演變知不知道？孔子說知道。怎麼會知道呢？孔子說殷商的文化是哪裡來的，是由夏朝的文化演變而來。不過由於時代的變遷，夏朝原有的文化，有的減損了，有的增益了。但增益也好，減損也好，總由前面的歷史跡象而來，必須要變才變。殷商以後是周朝，所以周朝文化，又是從殷商漸變而來的。我們現在說傳統文化，所謂傳統，就是這樣在一個系統中漸變傳下來的，並不是頑固得一定永遠保留原來的樣子，才叫傳統。
所以周朝就因為殷禮──殷商的文化，演變成周朝的文化。那麼從周朝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前朝，殷商文化的對與不對，而有所改變。「其或繼周者」，孔子是東周時代的人，這意思就是說，周代的文化也是要變的，而將來的歷史演變，不必說下一代會變成什麼樣子，就是千百萬年以後會變成什麼樣子，也可以知道。孔子並不是有宗教性的神通，也不是先知，換句話說，是他要人憑借智慧，多讀歷史，就知道過去。既然用上述的法則，循歷史的軌跡就可以知道過去，用同一法則，也就能知道未來。
以前提到過，溫故而知新，也是這個道理。歷史的演變，不會突然的，都是漸變而來的。所以將來的歷史，未來的時代，明天怎麼樣？幾乎很清楚的可以瞭解。
下一段把為政的道理講完了，每篇都有一個結論，但是本篇的這個結論，非常有意思。
【高明之家鬼瞰其室】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
為什麼把這兩句話做為《為政》篇的結論？而且為什麼提到鬼呢？中國文化講孝道，敬祖宗，就要拜鬼了。所以鬼在這裡，不是一般人講的魔鬼，而是祖宗的靈魂。要拜鬼，要拜自己的鬼，還是拜別人的鬼呢？這句話的意思很妙，很幽默，也很深遠，拜人家的祖宗就是拍馬屁（諂媚），不知從何說起才對。
因為夏朝的文化尚忠，殷朝的文化尚質。但是殷也尚鬼，那時社會的風氣，每個人都誠懇老實，迷信的成分也多；周則尚文，才注重人文文化。孔子所崇拜的是人文文化，這是上古歷史文化演變有名的轉捩點，所以孔子在這裡提到鬼以後，第二句就說：「見義不為，無勇也。」看到應該做的事情，不敢去做，沒有勇氣。沒有智、仁、勇就無法從政，換句話說，也不應該從政。
歷史上有許多人是見義不為，對許多事情，明明知道應該做，多半推說沒有辦法而不敢做。我們作人也是這樣，「看得破，忍不過。想得到，做不來。」譬如抽香煙，明明知道這個嗜好的一切害處，是不應該抽，這是「看得破」，但口袋裡總是放一包香煙──「忍不過」。
對於許多事，理論上認為都對，做起來就認為體力不行了，這就是「想得到，做不來。」對個人的前途這樣，對天下事也是這樣。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所以為政就是一種犧牲，要智、仁、勇齊備，看到該做的就去做，打算把這條命都付出去了。盡忠義，要見義勇為。所以把這句話加在《為政》篇的最後，這是為政的基本精神──要有見義而為的大勇；要有人溺己溺，人饑己饑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