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書最近被禁，引起許多人的注意，包括美國高等教育雜誌，都已經報道這件事情，網上報道的也很多。所以我知道許多中外記者電話討論這件事情。我最早知道他們要禁我的書是國內網上通過出版社傳來的條文。這五條中間有兩條都是以我的名字開頭的：第一條就是講余英時、梁文道、許知遠、茅於軾、野夫、張千帆、陳子明、徐曉等人作品不予出版。我在中國出版了很多書，現在大概不能再出版我的書了，大概也不可能再在雜誌報刊上出現我的名字，寫的文章。中間有三條都是關於宗教，我就免去不談﹔第五條特別提到我，第五條是說余英時、九把刀兩位作者的書全部下架。
中共做這個決定的是一個機構，叫做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局。這個廣電局當然是屬於他們直接控制的一個官方機構。因此我又得到第二種消息，第二個消息是國內的朋友有些是從網上傳來，還有出版社的朋友，我覺得這是很可信的。
這個可信的報道表示說，他們在第一個五條之外，電話通知不見文字時說，你們大概書還可以賣，不過不要聲張。當然這書是說已經印出來的書，以後這書賣完之後不准在印了，所以我的書在各地，如北京的三聯書店門市部還在大量的賣我的書。四川有個朋友剛剛去做演講，在書店裡看看，我的書也還在賣，所以可見在共產黨裡面也有不同的聲音，有些人認為我應該嚴格的加以懲罰，所有的書一概不准出現﹔但是在網上又是另外一會事情，現在我所知道的是網上賣我的書很活躍。最值得注意的是價錢的提高，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中共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不是鐵板一塊。不過基本上傾向於對我的一種懲罰，大概是黨內一致的。這個當然是共產黨並沒有把理由說出來為什麼。
外面許多揣測都是因為香港鬧事的時候我說過話，因為剛好在9月27日那一天是香港的新亞書院，我的母校請我做六十五周年的學術演講。講的是新亞書院跟人文精神，並沒有涉及到香港的佔中和抗議這一套，那個講演是電視裡直接和香港面對面談話的。
香港選特首是不是應該一般老百姓如果符合章程，也可以提名競選？不能都由中共官方指派的人才能選舉，原則上我是說這是中國的傳統，也是西方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一個傳統，就是說士大夫對社會有責任，看到不平的事，是應該站出來的，我的評論只是到這裡為止。我並沒有鼓動大家去佔中或者採取什麼行動，因為行動的事情我是一概不問的。可是，經過書的事情遠遠發生在9月底以前，這個事情恐怕7、8月已經在醞釀中，所以我不認為香港的抗議佔中和我的發言是這次提出禁書的一個個真正的動機。
從習近平最近的整個動向來看，習近平是要加緊控制，對任何
不同的意見都要加以限制，所以現在國內的學者和新聞記者朋友都告訴我，最近控制的非常嚴格，許多話都不能說了，所以我想在這個大的政策之下要禁我的書，書不准出版對我講來說也是一個榮譽﹔換句話說，我對共產黨對禁我的書的這件事，我不覺得沮喪，好像我受到打擊，我還覺得這對我是個無形中的鼓動，無形中把我的影響力擴大了，我本來沒有這樣的影響力。
我在國內只是學術界的有些人注意我，書賣的很多，書出版的數量也很大，但都是學術的東西。我的對於共產黨的評論，都是通過像自由亞洲電台來發表的。所以我退休後基本沒有寫政論文字，所有台灣的報紙雜誌和香港的報紙雜誌的約稿我都盡量的推遲，除非萬不得已寫短篇，很少談政治，所以我的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基本上是研究中國的歷史文化的，我最後一本書是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的，那就是《論天人之際》，講中國思想的起源，純粹是學術的。
我的一生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要了解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我希望歷史文化傳統能盡量通過中國原始的文獻做客觀的研究，慢慢地從小到大。所以我發表了若干對中國整個通史、文化史、思想史有一個整套的看法和意見。對共產黨不可能有任何的妨害，尤其是現在共產黨利用文化的民族主義，到處表示要恢復中國的儒教傳統，甚至認同儒家。包括習近平最近若干次表示對仁義禮的尊敬，表示對儒家恢復繼承和發揚種種。可是在這種情況之下，我是真正研究儒家幾十年，我雖然不是儒家本身，儒家有許多價值我還繼續接受，繼續認同。儒家之間有許多價值跟普世價值是相通的，並不是完全風馬牛不相及的。在這種情況下把我的書禁掉，對他們講只有對自己有個憤慨，而不是對他有什麼好處。
問題是現在習近平跟其他的中共做第一把交椅的領導人有個共同之處，就是他們最要緊的是要黨不能失去權力，一黨專政必須把握住，一涉及到批評，共產黨就不要儒家了。所以共產黨要的儒家就是三從四德直系的儒家，完全聽命與中央的儒家，所以是一種偽儒家，可以說是被歪曲的儒家，而且也是在政治上一直造成災害的儒家。五四以後，甚至五四以前已經開始了，反對儒家的人基本上是從這個地方著眼。
對儒家要分開看，一個是儒家本身﹔另一個是被利用的政治上的儒家。所以共產黨禁我的書，事實上使得他們政權的性質表現得更清楚。他們要的不是對知識或者真理，或者對道德本身有什麼取捨，而是要維護他的一黨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