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把香港「和平佔中」運動定性為所謂的「顏色革命」，是對香港局勢的嚴重誤判誤讀，這種錯誤的定性不但無法平息目前香港的問題，更會增加香港內部、以及香港和大陸之間更大的矛盾，並且禍延下一代。
所謂「顏色革命」，是以推翻政權為目的的群衆街頭活動。香港的「和平佔中」運動，從來都沒有這個目標。它的唯一目標就是爭取真正的普選，而真普選的定義，正正是中共在1944年2月2日在《新華日報》所闡述的定義。換言之，我們今天追求的真普選，與中共當年追求的真普選並無二致。今天我們出來抗爭，正是因為中共硬要我們接受一個它當年界定為「假普選」的所謂「普選」辦法，從而把香港市民變為「投票工具」（中共當年的原話），這才迫使這麽多市民出來抗爭。中共迴避了這個最核心的問題，謊稱香港人是在搞「顏色革命」，政治局委員汪洋更在俄羅斯直指「西方國家支持香港反對派，目的是要在中國推動顏色革命」，並强調「在目前複雜的條件下，中俄雙方應集中精力致力發展兩國的戰略互利合作，以此作為對西方國家的回應」，一下子，群衆爭取真普選的自發行動，便變成「中美之間的戰爭，稱為「中美博弈的戰場」（《亞洲週刊》封面標題），甚至變成有必要由中俄聯手來反制美國，真是不知所謂。
參與這場運動的市民，人數之多、持續之久、韌性之强，完全是出乎「佔中三子」、香港和中共當局所預料。面對這種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應該好好研究真正的內在原因，而不是簡單地歸咎於「外國勢力」這個似是而非的外部因素。25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就是由於中共這種錯誤定性而出現的悲劇。中共把當年學生爭取民主的正當訴求錯誤解讀為有人要挑戰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於是出動軍隊坦克鎮壓之。今天，它也是用同一思維來處理香港人的民主訴求，當然也會得出錯誤的解讀。
運動是如何被中共催逼出來
如果中共謙虛一點，看看它自己的政策是如何把香港市民一步一步推上街頭的，那麼它就或許可以知道，解決目前的困境，化解中央地方矛盾，鑰匙不在鎮壓根本並不存在的「顏色革命」，而在回到《基本法》對香港的承諾。我們不妨用「回帶」的方式，從近到遠，看看這場氣勢磅礴的運動是如何被中共催逼出來的。
第一，人大常委會作出違憲的8．31決議。
這是直接引發這次大規模群衆運動的導火線。這個決議的違憲性質，政協委員劉夢熊先生10月17日在《明報》的鴻文，從8個方面論述了它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地方。在此之前筆名「施路」的學者，也在《蘋果日報》發表〈揭開人大常委會決定的面紗〉以及〈人大常委會的決定不容挑戰？〉的文章，更是非常清晰地論證了人大8．31決議的違反中國憲法的性質。正是有中央違憲在先，才有香港市民「違法」（假設公民抗命是「違法」的話）在後。正是中央帶頭作出違憲的決議，才成為直接的導火線引爆這次危機，驅使大批市民奮身抗爭。
第二，中共通過《白皮書》，實質修改了中央對香港的承諾。
為了配合人大違憲的8．31決議，中共在今年6月間拋出一個有關香港政策的「白皮書」，這個文件實質性地修改了中央對香港的承諾。
關於1997年後香港在行政、立法、司法方面均享有高度自治權的承諾，是寫在《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條以及該聲明的《附件一》，也寫在《基本法》的第二條上。可是到了《白皮書》，在這三權中，行政權赫然消失了（見《白皮書》的第一部分）。取而代之的，是白皮書用大量篇幅闡述中央對香港擁有「全面」的權力（見第五部分），中央給多少權，香港才有多少權。這就實際上改變了中央對香港原來的承諾。
《白皮書》還硬把一些《基本法》本來沒有的東西，例如特首必須「愛國愛港」的政治條件，曲解成為《基本法》「字裏行間」有的「規定」，因此不必論證而是「不言而喻」的。正是這種違背承諾的「大石壓死蟹」的做法，令港人非常反感，為這次群衆運動準備了足夠的彈藥。
第三，回歸17年來香港的一制不斷被大陸的另一制侵凌、弱化的事實，令很多市民都積累了很大的不滿，這些積壓多年的不滿，藉着這次「佔中」的機會全面爆發出來。人們只要落到「佔領區」聆聽一下民衆的心聲，就知道很多人目睹這17年來香港這一制的蛻變沉淪，都心生不滿，擔心香港這一制最終將被另一制吞噬。
四化危機
我曾嘗試把這17年來的變化，歸納為「四化危機」，這「四化」是：
‧「兩制」漸趨「一國」化：例如最近「白皮書」所宣示的內容，就是典型例子；
‧意識形態「大陸化」：例如前幾年硬推「國民教育」藉以灌輸中共定義的「愛國」觀，而香港社會固有的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等則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
‧西環治港「常規化」：從2007年提出建立第二支管治團隊開始，中聯辦已經實質成為第二個權力中心（而且是更有權），相信連建制派的朋友也不敢否認這個事實；
‧治港班子「左派化」：這可以從特首問責班子乃至立法會構成可以看出，這些做法全面違背鄧小平關於左派只能佔一部分的指示。
這「四化危機」都是活生生的政治現實，這些危機的出現將摧殘香港原有的一制。人們雖然擔心，卻無力扭轉這個局面。這種積壓多年的擔心和無助感，就以這次「佔中」為契機爆發出來。
第四，在經濟社會領域，由於政治制度的設計（例如立法會裏功能組別），使公權力向資本家全面傾斜，很多財富重新分配的改革政策都遭到代表資本家利益的建制派議員的反對，這就造成社會貧富懸殊的現象日益嚴重。在政治權力全面向資本家傾斜的情况下，必然造就了「地產霸權」一類的既得利益集團，它們會嚴重束綁社會活力、堵塞年輕人的社會流動階梯，造成社會不滿。回歸17年，這種不滿情緒顯然是愈來愈强烈。正當人們期待通過改革立法會、取消功能組別來着手改革這種權力向資本家傾斜的情况時，卻傳來人大常委會8．31決議，還辯說「功能組別」符合「普選」原則等等，人們的不滿乃至憤怒是可以想像的。這些社會經濟領域的長期不滿，終於就藉着這次「佔中」而爆發出來。
第五，在政治領域，香港人和平、理性、耐心地等待了30年的普選承諾落空後，在全社會產生一種强烈的「挫敗感」、「被騙感」、「出賣感」。以8．31當晚添馬公園集會時一批學者宣讀的聯署信，最能反映這種「整整一代人的集體失敗感」。
從 1982年中英談判開始，這30年是中共在香港民主問題上反口覆舌的30年。當年的「民主回歸派」今天已經垂垂老矣。中共8．31決議，使過去努力不懈地通過溝通、協商爭取民主的整整一代人都心灰意冷、失望、以及產生强烈的被出賣感，而新的一代目睹我們這一代人的失敗，都意識到要自己掌握自己命運，今天不出來抗爭，明天就再也沒有機會爭取。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積累了30年的民怨現在爆發出來，中共能輕輕用「外來勢力」製造「顏色革命」一個藉口就解釋得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