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運動與六七十年代資本主義社會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反抗運動有著相當多共通點：犖犖大者是參與的都是年輕一代，美國法國日本學運是二十出頭，捷克布拉格之春以及其後反抗蘇軍入侵是年輕人上街擋坦克。早前說過美國越戰年代的「晚餐桌上的戰爭」，也是年輕世代對戰爭的認知與父母親輩完全迥異之故。今天香港反抗運動的焦點是政制改革，然而焦點後面更重要的背景是香港年輕一代與上一代之間的決裂，父母／建制眼中溫良恭儉的兒女／學生早出晚歸去了示威現場；在父母／建制眼中，兒女／學生再也不是在身邊團團轉的了。
世代鴻溝早就不是新事，然而香港這次是通過大規模社會抗爭體現出來便令到不少人愕然。有著這種驚訝的，在人口結構裏應是生於五六十年代的一群，自身地位的差異帶來對閱讀社會的巨大落差。這些自覺「生於憂患、成長於香港騰飛時期」的上世代，對社會規範的發言權非同小可，他們幾乎就是模塑何謂「有用之人」的主力。不幸地，這些所謂「有用」的尺度，與新世代追求的完全南轅北轍。這些老世代仍然是我們社會的經濟及政治樑柱，他們的價值觀依然是自覺放諸四海皆準的「學成文武藝，賣與帝王家」；至於所謂「文武藝」則是他們的經驗主義結晶，包括服從於廣義上的建制價值。
我很期待一張新聞照片——如果可以成真的話——是政務司長林鄭月娥與學聯代表周永康岑敖暉在對話開始前的握手。望六之年的林鄭月娥與二十出頭的周岑二人，代表的是絕不對稱的世代，不對稱是林鄭月娥生長於一九五七年的香港而周岑是生於九十年代的世界，存在決定意識，同樣地，成長過程決定了他們的世界觀。特區二號人物與中國傳統觀念「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學運領袖能夠談上什麼，也許做兒子也嫌你皮，然而我仍然覺得這張仍未按下快門的照片具有重大意義的原因，不僅是對話之門的打開或是奢望有什麼結局，而是終於承認香港社會的新世代力量。
只講理性不講想像
這是一個相當漫長過程，也是香港年輕一代從被否定到自我肯定的昇華。當香港是人均GDP三萬七千美元的今天，準確而言已是進入後現代社會或所謂技術社會，高度的理性主義及生產力飛躍發展，經濟豐足帶來深遠的社會代價。我們城巿已經發展成一個一旦決定要在社會生存，就必須讓自己變成只有理性主義而毋須想像力的生產機器。年輕一代進入大學是追求擁有更佳的求職生存技能，我們嘲笑大學變成「學徒養成所」或「職業介紹所」已非今天的事。年輕人被社會固有規範羈束，無法自破天繭追求想像，老一輩對此會感到難以想像，但於年輕一代，沒有想像力即等於人生提早宣判死刑。
這種世代衝突倘是在對稱的空間出現，年輕一代還可能有機會出頭，可是現時社會的建制力量把他們壓制在下面，個別現代主義分子更認為這是「學生／年輕人無法適應社會」之故。六十年代美國學運年間，保守派學者、著名東歐問題專家布熱津斯基（Zbigiew Brzezinski），以及寫過《第三波》（The Third Wave）的社會學者托夫勒（Alvin Toffler）是持有這種看法的大知識分子。這些人認為，學生上街是無病呻吟，是因為他們無法適應社會後的反彈。之後，尋且以十九世紀初農場工人由於工作及職位被機器代替後的反抗比喻，芝加哥大學心理系教授布達姆（Bruno Bettelheim）於一九七○年學運最高峰時，寫過一部《無用的一代》（Obsolete Youth），指摘參與學運的是被社會淘汰的青年。布熱津斯基及布達姆年幼時在戰火之下成長，靠著自身努力在戰後冒出頭來，他們思想保守，維護既有體制及秩序，卻排斥有著改變體制及秩序可能的新一代。
經驗主義令上世代盲目
像布熱津斯基及布達姆的心態在香港也有，譬如說，在這次反政制運動，社交網站facebook可以閱讀不少不同意佔中人士做法的留言，其中較多的是指參與反抗運動的青年，姑勿論是大學學生抑或經已畢業離校甚至是中學生，概以「廢青」稱之。我猜，這應是指這批青年「無所事事」或「無生產力」，內容實與布達姆的著作《無用的一代》意識相若。然而更進一步的深層反映，則這是社會上亟欲維持固有秩序及體制一代的反撲，認為年輕世代提出的一切，包括政治議題以及社會矛盾根源，是年輕人學藝不精的技術問題或社會問題。這些政治社會化的判斷，以社會角度闡述政治，認為凡是在政治體制上有異見或異動，俱源於不適應社會之故。
遺憾的是，今天的香港駸駸然有著這種保守思潮：以五十年代的戰後社會及政治價值觀看待年輕人的改革訴求，老一輩把政治爭論簡單以社會化闡釋，類似的失焦必然會帶來更大的世代衝突。梁文道先生早前在《明報》觀點版的長篇文章〈北京為什麼擔心？〉指出「我們已經失去整代香港年輕人」絕非信口開河。不妨設想，當八十後九十後都上街的時候，當二十一世紀出生的新世代心有所感的當下，這些今天二十出頭的一群，直到六十歲退休之年都會是廣義上的不同政見者，他們的孩子無可避免會受到類似家庭教育。也就是說，悲觀而言，整整兩代人、且是年輕力壯的香港巿民，未來半個世紀不會是特區政府或建制的支持者。
成人為中心的說教觀點
這種以成人為中心的說教式觀點，此刻毋庸置疑是香港的主流，我無意在這裏鞭撻這種思潮，因為時代的確是從他們的個人經歷席捲而來——他們曾歷中共大躍進餓殍遍野和六七年「菠蘿」遍地的憂患，也親身體驗從膠花廠到金融中心的黃金年代，經驗主義決定了對事物態度。布熱津斯基的波蘭猶太人身分、布達姆的猶太少年時代幾乎喪身集中營經歷，他們以五十年代冷戰遏制蘇聯以及美國經濟起飛的個人榮光一己回憶，認定任何企圖脫離這一體制及制度的人，皆是由於個人不適應之故，而非美國政治社會體制不容多元化。在這一方面，美國學運年間的布熱津斯基以及布達姆儘管力斥求變新一代是「反革命世代」，殊不知他們在學運世代裏才是反革命。
面對新世代，上一代沒有耐性也沒有付出應有的關切。人們似乎只會關心體制（ institution ）而不是個人（individuality），然而弔詭的是在這些皮相之談後面，傾向保守的成人世代關切的是一己的「我」而不是包含未來世代的「我們」。
或曰，至低限度，上世代沒有從年輕一代的角度看問題，消極的做法是一棒子把上街的年輕人打為「廢青」，積極的可能關心孩子上街示威的安全，卻未必會對他們的訴求細心聆聽十分鐘。美國學運結束至今四十年，各類的析義依然源源不絕，然而主要的研究都指向「為何學生上街」。細研之後，卻道是這些上街青年都是美國人民的孩子，而非像學運爆發初期，主流右傾傳媒指摘「與蘇聯勾結」的「顛覆分子」。諷刺的是，當這些「顛覆分子」在後學運年代繼續朝向政治方向發展時，不少脫離街頭政治加入他們曾經反對的建制系統，其中以六十年初發表《休倫港宣言》的學運領袖海頓（Tom Hayden）最為矚目，他於一九八二年至二○○○年先後擔任加州眾議員及參議員，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自傳《重逢：回憶錄》（Reunion：Memoir），細說人生便是如此百轉千迴。
上一代的世俗傲慢
所有新世代都不可能避過這一道坎，他們敏感他們年輕，對身邊人與事心有所感，可是他們長期困囿於二元對立卻同時施予他們的一種悖論——他們追求理想，卻往往被視為年輕不懂事；到了他們上街提出訴求，卻被認為勾結外敵或顛覆國家。香港上街的年輕一代亦復如此，要求的不過是三十年前已經承諾的「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為何竟被中共及建制認為是「顏色革命」。這種廉價的攻擊本來已是廉宜得不值一哂，卻還有人在此上僭建「示威者有組織有物質不可掉以輕心」這種經不起考驗的指摘，卻從不去弄清楚新世代上街到底想要些什麼。上一代的人生成功帶來的傲慢和說教心態，一次過撒下了以後四十年的異見種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