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1997年至2009年，香港人均實質本地生產總值上升了33.5%。然而，同一段時間內，人均住戶入息最高10% 群體的收入上升了64.7%，但是收入最低的10% 卻下跌了22.2%。付出與回報不相稱，使相當部份市民無法感受經濟增長帶來的得益，結果造成社會群體利益分歧擴大。」這段說話，出現在梁振英的競選政綱內，同樣在政綱內的，是出現了21次的「窮」字。不知道當日以為遇到知音的普羅市民，今日又有何等滋味。
CY上周接受外國傳媒訪問時透露，不可能推行公民提名，因為這「會令政策向月入低於一萬四千元的基層傾斜」。我不知道這是否Freudian slip，但聽者肯定O晒嘴。
打工仔努力生產 收入反跌
政策向基層傾斜，其實有何問題？誠如梁特首當日政綱所言，回歸十多年來不少普羅市民的收入追不上經濟增長，更遠遠落後於上層的商界精英，付出與回報不相稱，是因為懶惰嗎？不上進嗎？看看數據，香港自2002年至2011年間，打工仔的生產力每年上升3.4%，超越新加坡、美國及德國。即是，儘管做得比別人更起勁更用心，但不少人的收入仍然不升反跌。
造成基層收入呆滯的原因有很多，譬如全球化及新科技對低收入職位的取締，這是一股很強的趨勢，並非每個人勤快一點靈活一點便可以化險為夷，現在連超市收銀也可能被機器取代，難道叫他們轉行寫Apps嗎？政府在政策上多體貼他們，讓全港近半打工仔在不利的環境中不致越墮越後，不就是為政之道嗎？
何況，所有政策都涉及分配有限資源，根本就避不了帶有傾斜性，不向半數打工仔傾斜，那向從業員寥寥可數的漁農業傾斜又有何道理？港英時代人稱「魔僧」的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Leo Goodstadt），在其著作《繁華底下的貧窮》中便曾提出，基本法159條條文中，有34條是維護工商界利益，但有關社會保障的條文卻含含糊糊，即使以最慷慨的理解方法，也只有7條，涉及勞工權益的，更只有3條。天秤本來就向工商界嚴重傾斜，問題也於回歸以來逐步浮現。
CY提醒你 有票不如有提名
「14K」心態反映的，是擔心一旦基層對特首選舉的影響力大增，便會令香港淪為福利社會，公共財政江河日下，甚至步希臘後塵。先不論不少福利國家如加拿大、澳洲等依然無穿無爛，說真普選會導致福利橫行，也缺乏根據。普林斯頓大學教授Martin Gilens及西北大學教授Benjamin Page今年中發表的研究，追蹤了美國當地2000項關於政策的民調，發現當主流民意與精英（收入最高的10%）有分歧時，經濟精英的取向往往主導往後幾年的政策變動，幾乎沒有例外，意味即使存在民主機制，經濟精英對政府政策仍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要稍為擺正天秤，隨時是漫漫長路。
CY今次還是提醒我們，「袋住先」與「提名機制」孰輕孰重，原來有得選特首，連影響候選人在施政上向你傾斜都做不到，實效遠不如有得提名來得重要。「有票，真係唔要？」的說法可說已被CY廢了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