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關於香港特首“普選”方案出臺後，全港一片譁然。
8月31日下午梁振英率領一眾高官集體亮相為這個方案背書時，個個目無表情，呆若木雞，只有梁振英一個人在獨白，口沫橫飛。
我在觀看電視時，差點以為是泛民在集體見記者，因為全部人都是苦口苦面的。
初時還誤會是電視臺加插畫面時弄錯了，細看才知道沒有錯。我還以為是我太挑剔，但很快就有朋友傳來這幅很異相的照片並加了很多評語，替這班高官難過。
從這張圖片可以看出，人大的決定，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不會感覺到高興，凡是正常的香港人都隱隱感到它背後蘊含的危機。
但為什麼中共敢於強行推動一個違背了大多數人民意願、且明知會引發香港動亂（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坦言說決議通過後香港會有事）的方案？
因為它知道，願意違背良心去替它舔菊的人有的是。
正是大量這些人的存在，構成它“一黨專政”的基礎，它才敢肆無忌憚地強推政策。
拜讀了黎廣德兄的鴻文：“出賣香港民意3類人”，這使我想起幾個月前一位讀者寄給我一篇文章，分析人類歷史上的悲劇之所以能夠發生，往往是由於當時當地的人支援及默許錯誤而形成的。
用這位讀者的分析架構來審視中共官員、港府高官、建制派領袖、乃至種種力撐“袋住先”的文膽“智囊”、以及817遊行的群眾，把他們分類，將會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習作。
由於此文很有見地，筆者得到該讀者同意，特轉錄下來供讀者參考：
這位讀者的文章說：
從人類歷史上歷來的悲劇/慘案看，人可分成四類。
第一類：爲數極少極少，但有超常權威/魅力/能量，可以呼風喚雨、左右大局。
他們有條件發展成貽害萬千百姓的大魔頭，如希特勒、史達林、波爾布特、毛澤東……等。但光有第一類人，則歷史上一切人文悲劇/慘案都不會發生！最起碼要加上第二類人。沒有第二類，第一類人不足爲患。
第二類人或出於溜鬚拍馬，撈取浮淺的好處；或出於處心積慮，謀取重大深遠的利益；或出於自保，把心一橫。
不管是哪一種，他們或鞍前馬後隨伺領袖（第一類人）左右，或退居幕後，隱沒於公衆目光之外，反正都是幕僚中核心的核心。他們起著：
（一）在內：附和、鼓勵領袖，煽風點火、出謀劃策；
（二）在外：廣布綫眼、積極串連、具體策劃的作用。
任何社會的任何歷史時期，都不缺這第二類人。四人幫之於毛澤東，庶幾可作一例。
第三類人是最複雜的一個類別。粗枝大葉地說，就是“廣大群衆”。
他們是第一、第二類人種種惡行之受衆——他們之“受”惡行，是躲無可躲、避無可避的。但關鍵是：受是受了，你作何反應？
第三類人之所以複雜，在於它的光譜很寬：
由真心實意擁護領袖的“革命群衆”（文革期間的紅衛兵是一例。當中呃飲呃食享受大串連的種種特權和優待的，當屬例外），到雖對領袖深惡痛絕但選擇逆來順受的100%順民（這些人不單在皇帝/國家機器或他們的代理人面前噤若寒蟬，尤甚者連在家裏議論都怕隔墻有耳……）。
光有第一、第二類人加起來，也不足爲患。但“絕大部分人甘當寒蟬、順民”，才是歷史上歷次人文慘案的足夠條件。
客觀上，存在著大量這些人，大魔頭和他們的嘍囉們才可以爲所欲爲。
由是觀之，面對惡行，長期沉默不作爲，的確是在默許邪惡。
第四類人是最可敬佩的、極少數的一群。他們冒著危險，試圖改變看來不可能改變的現實。
以什麽行動？
控訴：搜集材料、羅列理據，直截了當地非其非；
發聲：梳理思路、推敲話語內容，然後公開宣之於筆、於口；
抗爭：向群衆進行理念宣播，組織串連，形成力量，等等。
第四類人之所以最可敬佩，在於嘴上說說容易，付諸行動極難。
理由顯而易見：犧牲私人時間、影響正常生活，不在話下；
與強權對抗，輕則犧牲事業前途，重則喪失人身自由，乃至寶貴生命……。但這還不止。
對第四類人最慘無人道的“懲罰”，也是最讓“準第四類人”卻步的，不是他們個人的得失榮辱生死，而是對連累家人的忌憚。
這包括：影響家人的事業前途（因此，文革期間，大陸上湧現“與父母劃清界綫、斷絕夫妻關係”的案例）、被迫與家人天隔一方（吾爾開希不惜闖大陸關“自首”，但求與老父老母見上一面，亦竟成奢望）、連累家人失去人身自由（劉霞犯了什麽罪被軟禁？有一個被政府視爲眼中釘的政治犯老公！）等等，不論是奪去本人生命令家人悲痛欲絕，還是家人遭殘害令本人歉疚終身，都是極端殘忍的精神折磨！
而偏偏，喪盡天良的當權者最擅長在這上面使力。
經思前想後、痛下決心，寧可拋開親情牽掛，爲公義爲歷史，在抗爭的不歸路上走到底的，是卓絕超凡的英雄。（讀者文章引述到此）
這位讀者的文章，使我想起另外兩本研究人類在災難中的立場、取態和對災難要複上什麼責任的文態。
第一本是易中天教授2013年的新作：《斯文:幫忙、幫閒、幫腔、幫兇及其他》。
這本書談文化界人士的嘴臉。通過考量風骨、氣節、擔當、性情、學養和理想，排列出文化人的人格光譜，反映了中國歷史上和當前社會裏的文人所扮演的”四幫角色”，即幫忙、幫閒、幫腔、幫兇等角色。根據易中天教授的分析，中國絕大多數的所謂知識份子是在不同程度上扮演了幫閒、幫腔、幫兇的角色。
另一本是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斯佩斯（Karl Jaspers）在1946年寫的書：《德國人的罪責問題》（The Question of the German Guilt）。二次大戰時，他目睹納粹殘殺猶太民族的種種暴行，戰後他出版了此書，分析德國人（包括每個平凡的德國人）對此災難應付上什麼責任。他在書中把罪行分為四種：
一、刑事罪：需由法庭解決
二、政治罪：要求征服者用武力和權力強行解決
三、道德罪：要求人們反思、懺悔，以便得到新生
四、抽象罪：由於人類是休戚與共的整體，每個人都應為他人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負起責任。
這位讀者、易中天和雅思佩斯三人，所處時、
空不同，政治背景亦迥異，但大家心中對某些人在政治災難中所扮演的角色，卻有著非常驚人的相似，說明人類內心測度良知的尺基本上還是一樣的。筆者嘗試把三
個人的分析架構匯在一起，並作出自己的評點，供讀者參考。歡迎所有讀者，根據這個架構，把一些政治人物的名字填上您認為最適合貼切的欄目中去。
李飛說過一句話，如果2017年香港沒有普選，則泛民應該為此負上歷史責任。我在想，這四類人中，那一類人更應該為毀了香港的普選而負上歷史責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