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酷熱的天氣下，「更那堪，斜風細雨」（宋詞人劉克莊：《賀新郎》），約50萬七一遊行者舉步艱難；即使在雷聲、驟雨交錯的時段，警方在銅鑼灣也不肯多開行車路，讓遊行減輕阻滯，遊行者特別是老人和兒童，陷於寸步難移之困。他們的忍耐、和平、有序，突顯香港傳統的秩序文化之美。
遮打道靜坐的一群人，打算於2日上午8時離場，並不妨礙商業區的正常活動，警方卻以「阻差辦公」之名拘捕超過500人。面對青年學生和平、不抵抗的請願，官方指令警察採取大規模的拘捕行動，是否「必要」和適當？引起社會的爭議。
官方行動背後的政治意涵，本欄的解讀是：一、對靜坐抗議者的「秋後算賬」；二、對準備參加「和平佔中」者的預警；三、應對「佔中」行動的預演。
心結三大類 牆角效應強
明知有「熱烤」似的炎熱，也獲悉驟雨的預報，約50萬港人仍走上街頭和平請願，只因心有千千結。
從遊行者的標語、口號、演講、談話、歌曲考察，他們的心結可歸納為三個關鍵詞：法治、民主、民生。
遊行者面對的現實及其訴求是：一、面對《白皮書》和北京一系列「紅色輿論攻勢」，表達按《基本法》維護「一國兩制」的意向、對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執着；二、尋求有「真普選」的民主之路；三、面對官方政策、施政的一些失誤，關注港人的生存空間，對新界東北的大拆遷、對「自由行」缺乏有效「量化控制」、對雙非童搶學額等尤為焦慮，因而期待官方正視民意、民疾，在決策和施政方面接受民間監察。
從近80萬人參加「622全民投票」、法律界的「627靜默遊行」，到雨中的約50萬人七一大遊行，都是港人的「自力救濟」之舉，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表達「自己救自己」的意向。
自救的「內核」，是法治和自由，面對移動「兩制邊界」、干預司法獨立、壓縮自由權的危機，說一聲「不」；爭取的，是能體現「投票人意志」的真普選。
港人一系列的「自力救濟」，本欄稱為物極必反的「牆角效應」。6月24日發表於本報「中國21」欄的拙文《白皮紅臉黑客：投票催化劑》，論及港人被擠壓牆角之困：「港人有生存空間被擠壓之苦。擠到牆角，還能不發出抗議之聲？」
所謂牆角效應，正如歷史典籍《國語．周語》云：「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港人心有千千結，以理性方式發出抗議聲音，參與虛擬的投票或和平請願、遊行，是被擠壓在牆角上的「自力救濟」。官方豈可胡亂堵塞？
公信力偏低、民意認受性弱的政府，面對「民慮之於心」和「宣之於口」時，能有一份包容的雅量、面對民眾理性溝通的勇氣，無疑是「第一選項」。官方不能面對青年學生的和平請願，卻動用過分的警力、過量的武力，對付自願離場、毫無抵抗者，有女性青年學生被扭臂叉口而痛苦流淚。
這些「場景」經電視紀錄片的不斷「疊印」後，官方借事立威之想，並不能達致樹立「權威」的目標，不可能提升施政的公信力，反而令許多港人和國際關注者同情遭到武力對待的學生，懷疑武力行動的正當性。
陷牆角困境 有學生抗議
在七一大遊行或較早前的社會抗爭中，八十後的年輕人、九十後的學生，大大提升了「活躍度」；有些和平請願活動，青年學生已是「主角」。這是繼前幾年抗議高鐵倉卒「上馬」之後，群體抗爭的新發展。
學生和年輕人有關懷社會、正視民疾、守護香港法治和自由的責任感，是社會改革和發展的一個動力。雖然年輕人難免偶有偏激的意見和「擦邊球」之舉，但整體而言，抗議活動是在和平、理性的軌道上。
香港有悠久的民間社會（公民社會、市民社會），如果沒有學生、年輕人挺身而出參與抗議活動，才是反常現象。
美國的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P.Huntington, 1927-2008），在《變動社會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一書稱，學生通常是重要的平民政治力量，「如果總統府是權威的象徵，那麼學生會所在的建築物就是反抗的象徵」。從高鐵、國教到奶粉水客、新界東北和普選的議題，香港的學生和年輕人走在前頭，是民間社會成長、發展的常態。
他們之不能不走上廣場、街頭，關乎「牆角困境」。在退無可退的牆角，他們一定會抗拒不合理的壓力，並嘗試走出「牆角困境」。
不要老訓話 應釋出善意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北京、香港的當權者應了解和正視港人的「牆角困境」，誠意關注民情、民疾，並緩解港人的「牆角困境」。
例如，嚴格遵守《基本法》，不要附加政治僭建物；再如，減少「自由行」和單程客名額，避免公帑和社會公共資源的外耗（雙非童跨境上學等），不要再壓縮港人的生活空間和享有公共資源的空間。
官方如不能以本地居民為本位，有效保障港人的合法、合理權益，不可能建立港人的歸屬感、對「一國兩制」的安全感，也不可能建立或提升官方的公信力。
面對社會群體抗爭，一味靠變相恫嚇和「強勢維穩」的姿態，是難以緩和官民關係，也不可能改善（香）港（大）陸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