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大狀》成為這個夏天政治意涵最濃烈的電影是因為我們在片子裏看到了自己——身處寒氣逼人的電影院，觀眾與銀幕上的演員處於感性上平行但知性上矛盾的狀態﹕我們期待宋宇碩律師（宋康昊飾）最終得直，但強烈感覺看完這百來分鐘電影後不會再是一室清涼；我們為宋宇碩所在的八十年代南韓揪心，同時為香港逐漸失去一國兩制焦慮；我們在電影院知道南韓必會政改成功從此遠離白色恐怖，因為我們明白這不是影像而是真實歷史，矛盾的痛苦是現實上我們成長的海港城巿正走向崩敗。
對於南韓，這裏曾經提過的是金芝河和他的《五賊詩》，這是朴正熙時代的實况寫照，他把議員、部長、軍頭等描述為竊國大盜，形象地把這些人的職務頭銜都加上狗爪部首。金芝河一度被判死刑，在包括大江健三郎等國際人士奔走下獲得特赦，之後坐牢八年。出來後他寫了長詩《民眾呼聲》，原詩在南韓禁行，多年後在日本刊物讀過這首詩的日文譯本，簡而言之，是呼喚學生文員警察工人小販掃街擦鞋的都起來推翻朴正熙。類似的鬥爭在南韓警察和特務打壓下茁壯成長，就像《逆權大狀》宋宇碩那樣不屈。
蔡子強說，看了《逆權大狀》後陳健民談到這部電影時哽咽。我上次見到陳已是二○○五年在北京大學，挽着手提行李趕來北大參加研討會（或合作研究計劃）。一個立場溫和的社會科學學者哽咽其來有自，宋宇碩和昔日南韓令人想起更多﹕對當下香港仍留着感情的，這兩天對我城忽然禮崩樂壞難免會悲從中來。
這幾個星期的政治語言和動作一波比一波兇猛，國務院新聞辦的一國兩制《白皮書》是對港新政策力點。這本小書在香港政治史將會是大大的重要角色，香港從前途談判到回歸十七年今天的編年史，一九八○年香港前途問題浮現至一九九七年主權回歸是前十七年；一九九七年到二○一四年《白皮書》公布是後十七年，《白皮書》是後十七年的結束，也是中共對港政策轉變的新時代開始。新政策具體體現在《白皮書》對管治權、司法獨立等核心議題的重新演繹。
《白皮書》的中共治港態度
《白皮書》是中共對香港問題的定讞，如果有人期許中共會在《白皮書》的態度上往後退，老實說，在一段相當長時間之內都不大可能。以白皮書形式發表，可視為政策的宣示，歷史上與中共關係密切的白皮書是美國政府一九四九年八月由國務卿艾奇遜（Dean
Acheson）撰的《中國白皮書》（The China White Paper），認為美國在中國四年內戰當中沒有責任，一切都是蔣介石的事。這與中共當年認為美國是「戰犯」蔣介石後台的認知迥異，毛澤東連寫五篇文章狠批《中國白皮書》，包括〈別了，司徒雷登〉，正式與美國割裂，直至六十年代末。這一背景，在側面說明一國兩制《白皮書》的政治力度，如果仍然認為中共會在短期內調整香港政策，從歷史觀照來說不切實際。
一國兩制《白皮書》不僅對前後兩個十七年、總共三十四年的香港問題提出新的演繹及取態，重要是意識形態走向更為強硬，這在近期建制派的語言行為可以猜忖。東北發展前期工程撥款是最明顯例子﹕立法會財委會開會，吳亮星處理手法可以用「慘不忍睹」四字形容，兩周前的會議吳已搞得一團糟，建制內部有人覺得這樣下去不是辦法，包括曾經提出換下吳的葉劉淑儀。從避免吳亮星一再出糗，或是從促進會議進程及至備戰泛民拉布策略，換人是上上之策，可是這一想法最終沒有實現。
沒有換走吳亮星所代表的意義，從其後陸續發展可以看到，兩星期前的「決不換人」到上周五的「強硬到底」，駸駸然有着建制派多年來罕見的強硬身影。議會建制派有其所謂「大原則」，絕大部分用在意識形態爭逐的議題，包括泛民立法會議員動議六四辯論時全體建制派退席；財委會討論東北發展撥款，論票數建制一口吞下議案有餘，但最後以如斯難看的表决作結，總覺得吳亮星只是台前人物，後面是中共對港政策日趨強硬的突顯——寸步不讓、針鋒相對——沒有考慮觀瞻，不怕社會批評。這已然脫離人民內部矛盾的層次，視之為敵我矛盾的生死搏鬥。
中共不信邪的歷史因素
取態強硬的背景沒有人會知道，不過，睽諸中共一九四九年建政之後的幾件大事，類似的左傾路線今次都隱然見在其中。中共馬上得天下，信奉槍桿子裏出政權，唯物主義者的本質促成「不信邪」的處事思量。所謂不信邪，便是做了才算的左傾盲動主義，艾奇遜的《中國白皮書》本來是美國政客推莊卸膊的下三濫之作，毛澤東卻認定美國佬要抵賴國共內戰這筆帳。建政僅一年，韓戰爆發，毛決心在舉國百廢待興之際出兵朝鮮半島，除了中共文宣所稱的國際主義，便是毛的不信邪﹕不信不能夠與世界最強的美軍一戰，毛甚至下令志願軍殲滅美軍海軍陸戰隊第一師。韓戰以中共不信邪開戰，以雙方戰和結束，《紐約時報》記者哈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鑽研多年後的結論是，儘管所有戰爭都是誤判下的產物，但韓戰是毛澤東個人的勝利，他決斷出兵，以戰和美國的赫赫戰功成為中共戰神，權力自始更加集中，成為獨一無二的領袖。
這次一國兩制《白皮書》令人感到有着不信邪的思考﹕不相信香港必須以港人所堅持的形式實踐民主，不相信一個生金蛋的城巿巿民會移民清光，這種想法在北京一躍而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後更為明顯。六四事件之後，中共認定只要堅持改革開放，不愁會被西方抵制，因為西方仍然想做生意，亟欲進入十三億人巨大巿場。結果是美國第一個抵受不住商機誘惑，克林頓率先把人權與經濟脫鈎，由此不信邪之說在中共內部更有巿場。到了香港要與連奧巴馬也讓它三分的中共在民主進程爭逐，中共在前後兩個十七年儲下來的不信邪全面爆發。
左傾盲動主義冒起
盲動主義也有踢着鐵板的時候，五十年代末的大躍進，六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共都是稍有政績就一頭撞上南山。大躍進是韓戰結束國民經濟漸見起色的下集，文革是一九六五年國民經濟恢復期間毛澤東不信邪的產物。綜合韓戰、大躍進及文革三條軌迹，中共每多在風調雨順年代忽然左傾盲動，以毛的話形容，「翹了尾巴」之後就出事，也有人稱這是「中共過不了勝利關」。
因此，中資銀行管理階層出身的吳亮星這次忽然強硬起來，令人直覺這不大可能是一個人的人格思維遽變結果，在吳主持財委會會議愈來愈強硬卻愈來愈撞板的故作強勢背後，絕非一句「色厲內荏」便可結論。不妨仔細察看，溫和派的親中要角，不必點名，幾位年資頗長的近期都少了發聲，就算出來講話都是輕輕帶過。這些本地「老革命」出道之時，正值中共不信邪最盛的年代，包括一九六七年一役，之後元氣大傷，到回歸談判始能回到主流社會。這次左傾思潮捲土重來，鄧小平的務實主義在中共已成美國最大債主的光環下漸見黯淡，建制派核心成員的思量操作，相信是觀察香港政治氣候變化是否趨寒的溫度計。
香港社會的嶄新論述
《白皮書》對基本法的再詮繹，引伸出來是中共一條鞭式的意識形態體現，吳亮星的議會行為是其中之一的折射，可見的將來，類似的「強勢」將陸續有來。這是韓戰、大躍進、文革以降的又一次左傾盲動，香港社會不可能以經驗主義應對。近年社運發展，一種嶄新的香港論述取代六十年代的儒教文化，成為對抗左傾強硬治港路線的主要論述之一。類似的情狀在《逆權大狀》隱然可見，在美國白宮與南韓獨夫總統朋比為奸的日子，南韓社會是靠自己赤腳走出民主新天——一九八○年光州屠城，美國作為美韓聯軍最高統帥，批准全斗煥政府從三八線調動特戰部隊進入光州開殺戒，美國國務院發表「不能坐視南韓的無秩序及混亂」。細心的觀眾可以在《逆權大狀》的光與影之間閱讀出南韓人民的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