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林行止: 八九年時五六月 家國縱殊念道均




一、「六四風波」(「八九民運」)二十五周年前夕,美國國會有議員提議把中國駐 華盛頓使館前一段街道,命名為「劉曉波路」,用以提醒國際社會關注中國人權狀況;建議提出當天,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把本年度的民主獎、一個仿照六四民 主女神造像的獎座,頒給正被關押在中國牢獄的劉曉波!對上述種種,中國外交部馬上表明「強烈不滿」,指這是「挑釁中國」,重申劉曉波是觸犯中國刑法被法院 判處十一年徒刑的犯人。

二十五年前,被指「縱容資產與知識階級自由化」,要為八六、八七年間學生運動爆發負上最大責任、因而被迫下台的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於四月十五日逝世,學生 自發的悼念活動,不幾天便轉向與「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反官倒、反腐敗」的群眾集會合流。當時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人的劉曉波,迅即發表一篇題 為《胡耀邦逝世現象的省思》的短論(刊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二日《世界日報》),借悼亡提出中國政府應該「拋棄尋找開明君主的改革模式,嘗試走出一條從制度 上改造中國的道路。」

「從制度上改造中國」,不是劉曉波的創見,而是一九七八年推動經濟改革後,市場化發展使中國的意識形態翻騰,官員的貪腐和通貨膨脹肆虐禍及生民,遂引發人 民對中共管治能力以至合法性的質疑;群眾當中固然有「新思潮」湧現,就是中共高層,亦在體制改革上看法分歧,身為總理的趙紫陽,不是亦說過類似「不搞政治 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亦搞不下去」之類的說話嗎?!

一語道破國情關鍵的「從制度上改造中國」提出後不數日,劉曉波回到北京,現身天安門,支援在廣場上靜坐的絕食團,與周舵、高新和侯德健(後稱「天安門四君 子」)及時趕在解放軍強制清場前,說服數千名學生自 動撤離廣場,避過可能更多死傷的武力鎮壓。劉氏本人自從參與廣場「動亂」後的生命軌迹,亦就被迫剩下一個爭取體制改革的目標,長期失去人身自由和合乎常情 的生活條件。

廣場一役之後,曲折的「捉放『劉』」持續圍繞着平反六四和中國該有民主憲政改革的訴求;劉曉波因為起草並簽署《(二)零八憲 章》,提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和建立中華聯邦共和國,以解決兩岸與各民族的問題。為此,劉氏觸犯了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十一年徒刑由此而來,在入獄那年 (二)年底,遭剝奪二年政治權利的劉曉波,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份,獲挪威政府頒授諾貝爾和平獎!

二、中共堅持以本身的進步如昨天本欄的分析,主要是經濟「進步」把西方講求民主自由法治的意識形態,拒諸門外。劉曉波在國內是階下 囚,在海闊天空的世界是萬人景仰的諾 貝爾和平獎得主,此一強烈對比,說明中國依然故我,一黨專政固然紋風不動,對外來的「普世價值觀」更是不假辭色,認為「不合中國水土」,一律排拒。中國以 國法抗衡「越界」的民權壓力,以經濟實力與國際接軌。

事實上是,中國近年在國際體系中的角色與排名,日趨顯要,她在國際事務上的發言,亦一 天比一天受注意;經濟的勃興,令中共對本身的制度建設和思想主張,比起二十五年前是更有把握與自信。回看變化,「六四風波」對中國的政治體制、政策取向和 發展路向,可說根本上沒起過什麼積極作用,當然亦不具任何實質意義。在那些網絡未流行的年代,由於訊息封閉,國人對六四的認識有限,遑論給他們留下深刻影 響;新世紀以來,網絡無遠弗屆,內地尤其發達,但人民知之權利,一樣受政府的嚴密箝制,昨午本報網站消息指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周年前夕,「谷歌的搜 索、電郵Gmail和翻譯功能,已被內地(政府)封鎖……」北京怕什麼?惟中共最清楚;對海外人士來說,這適足以顯示中共的色厲內荏。六四前後群眾運動的 熱情曾短時間洗滌當時社會的不正之風和揭露人性陰暗面,可惜很快便隨「動亂」的定性而偃息。對於大批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人生軌迹改道,另展新章而又得意 的,畢竟有數;「夢魂不到關山難」的遺憾,盡化唏噓,組織不起持續打拚的力量!

三、從歷史角度看,八九春夏之交的事故,雖然直接和間接造成了中國在三年之間換了兩位總書記,不過,如此「政治震盪」,並無改變中國日 後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實體;經濟崛興,官方再無改革政治體制的聲音,而一度高唱入雲的「和平演變」,更成絕響。倒是當年準備回歸的香港,飽受「六四風 波」的衝擊,民主建政一波三折,港人治港遭受摧折的傷痕,至今尚未癒合。

無可否認,「蘇東波」在政治上的急劇變化,曾給港人帶來中國政治體制快將脫胎換骨的憧憬;大家都想看到天安門廣場上的群眾運動,能夠改變北京領導人的想 法,進行大刀闊斧、切合現代化發展的體制改革,走向「真」共和。可是政府出動軍隊,坦克開進廣場,解放軍使用武器對付手無寸鐵的工人 和學生……這是一場血腥鎮壓,絕非過甚其詞!熱切支援廣場靜坐、絕食、示威的香港人,目睹事情經過的失望、懷疑和難過,有錐心之痛;香港將要回歸到這樣對 待人民的中國,那是多麼令人沮喪的未來?

就像劉曉波個人生活軌迹因為力倡「從制度上改造中國」而轉向,香港自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後的各方經營,《基本法》起草的各方關顧,經此一幕, 互信蕩然;而治港人才方面,亦來了一次嚴重倒退的「大洗牌」,從「百駿競走」到「愛國愛港」的量才 而用,埋下了香港日後不易管治的前因。

從政治現實出發,港人在「六四風波」二十五年後的今天,仍不輕言放下這個「歷史包袱」,那不是說我們還要糾纏於死傷的確實數字、有否屠城之類的「真相」,而是要反思這場風波對香港的影響到底有多深、多廣、多嚴重,這是六四帶給港人發揮理性的歷史責任。

今晚的燭光除了感性的紀念,還要有理性的沉思!

燭光的省思.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