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過講了一句真話，就哭得死去活來，覺得害死了全家……這是電影版《偷書賊》（The Book Thief）裏的一個小段落，全長不夠三分鐘，卻令我想起香港，想起中國，想起倒掛在鍍金的天空中的五千年文化。
他是女主角的養父修伯曼（Hans Hubermann），心地善良，微笑踏窮途，莞爾步末路。一天，修伯曼眼見一個老街坊被納粹德軍抓了，「罪名」是「隱形猶太人」。
老街坊哀求其他街坊證明他一向奉公守法。
沒有人敢說半句話，唯獨修伯曼站出來說「他是好人」。
結果，修伯曼被納粹德軍記下姓名，繼而推倒在地上，損手爛腳。
回到家中，修伯曼痛哭，覺得害死了全家，包括匿藏在地牢的猶太亡友之子。
他為了講真話而痛哭。
他為了講真話而後悔。
於是想起章詒和在《最後的貴族》裡提到，1957年6月，中國民主建國會創辦人之一章乃器不過為《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講了幾句公道說話，旋即被圍攻，然後被打成右派（毛澤東甚至把他打成右派老祖宗之一）。
叫人更難耐的是，之前，修伯曼的老友加入了納粹黨，在一次巡查時還力勸他道：「現在入黨，還不太遲。」
修伯曼婉拒了，令人慨嘆，若在中國，要找半個這樣的老友，也許不易。
章詒和在另一本「血書」《順長江，水流殘月》裡引述《寄小讀者》的冰心話語道：「（1950年）『肅反』（運動）時候，高等學校裏提出了百分之五的控制數字。如果這是一個一百人的單位，只有兩個反革命分子，那就要找上三個補上；若有二十個反革命分子，他也只挑五個，這怎會不亂？」
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壺，誰知玉壺變夜壺！
冰心總算過了關，但她的丈夫吳文藻卻被打成右派。
大家千萬不要以為這些都不過是「天寶遺事」、「咸豐舊聞」，一個在文化基因裏只會懲罰講真話的民族，為講真話而後悔的故事，為講真話而痛哭的片段，勢將繼續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