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週刊》2014年2月2日的封面專題「冷戰心態綁架香港
警惕白色恐怖寒蟬效應」讀之令人深感不安。它認為《明報》員工對更換總編輯一事表現出的顧慮是無中生有，而社會人士對《明報》員工的支持和聲援則純然是「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心態，“造成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而無視《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顧慮是合理的。
在八千多字的專題中，出現了3
次“法西斯”，分別是“法西斯”的聲音、語言和欲望。4次“白色恐怖”，9次“麥卡錫”主義。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關心《明報》、關
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就是要搞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向麥卡錫主義招魂。《亞洲週刊》這種莫名其妙的聲討，對《明報》同仁、對守護香港新聞自由的朋友，乃至對
自己的讀者都十分不公平。
為什麼《明報》這次更換總編輯，會引起軒然大波？坦白說，這還得從《亞洲周刊》自身談起。早在更換總編輯事件發生前，已經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傳媒學者在2013年五月發表題為《亞洲週刊裡的薄熙來和重慶》的研究論文，他以該刊在2009-2012年對間對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為藍本進行分析，試圖回答“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遇到重大突變事件時媒體如何做出獨立的分析”等問題。
這位傳媒學者注意到：
“亞洲週刊在做重慶模式系列報導時，......文章語言所蘊含的濃烈感情色彩已並非該刊一貫之風，比如同年11月15日，週刊再度推出“唱紅打黑”封面專題，....據統計，“紅”這個字眼在整篇文章中出現十餘次，....作為持中立立場的港媒，何以突然一夕之間“祖國山河一片紅”，不免令人心生疑竇。
他又注意到，該刊在2011
年第一期報導習近平在重慶調研的文章時，對習近平的大力吹捧。他說：“細讀此文的用語就更令人大感訝異，大段大段標準的黨媒風格，也好像被“染紅”了一
般。文章大力稱揚習近平，著力塑造他“近民、親民”的形象：“近距離接觸重慶民眾，多次主動下車走近民眾聊天拉家常”，“多次應邀在群眾中即興演講，展示
領袖的魅力”等等。此時距十八大換屆還有近兩年，此文卻一再強調習的施政理念，似在為其未來執政造勢。
作者提出他的疑問。他說：
"客觀地說，有關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是非常棘手和複雜的題目，不可輕易評述好壞對錯，然而行將落筆時，心中仍存有一個未解之謎：週刊到底有沒有受到上層力量的影響？…
那些“紅色”的文字如何解釋？筆者尚未得到答案。週刊有過不少不畏強權秉持正義做報導的先例，而且，身處香港的它，相對于內地，自然所受的政治鉗制要小很多，但是沒有直接的管制，會不會有間接的壓力？
他在論文的結論部分，試圖提出一個解釋，他說：
週刊屬於明報集團，其掌門人張曉卿為馬來西亞華人富商，而張的常青集團在內地專案頗多。據官網介紹，常青集團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總投資近20
億港元，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張曉卿曾於2009、2011年兩赴重慶，分別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和第六屆世界華文
傳媒論壇，均受到時任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會見。2011年9月19日，常青集團與重慶市南岸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啟動在當地建設“世界華文傳媒中國西部中
心”的計畫，中心將成為文化產品交易平臺和傳媒創意產業基地。[1]
另外，網上搜索出一份“2011年8月7日常青中國重慶發展思路彙報”的檔，稱“在重慶的「佔位」是常青在國內發展最重要的戰略之一。”而其在重慶打造的世界華文傳媒創意產業總部基地的計畫中，眾多華媒聯盟成員分支機搆將入駐，其中就有常青旗下的明報、星洲日報和亞洲週刊。
作者最後說：
“這些資料，是否能反映出一些蛛絲馬跡呢？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
此文發表後不到一年，就發
生了《明報》更換總編輯的事情。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件事，印證了這位傳媒學者的觀察，即“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在
這個背景下，《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關注，正正是這位傳媒學者的建議：“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這些捍衛“媒體獨立的理想”
的努力，為什麼在《亞洲週刊》的眼中卻變成“法西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而大肆鞭撻呢？
薄熙來是在2007
年11月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亞洲週刊》是在2009年2月15日率先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短短15個月之間，重慶的面貌難道就真的發生了重大變
化以致《亞洲週刊》有足夠的理由來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薄熙來履新才一年多、還未有足夠的時間來累積一些很實質的業績時就提出“重慶模式”，最少
說明《亞洲週刊》的結論是輕率的、不審慎的、不專業的。
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亞洲週刊》是鼎力支持的。它在2009年11月15日推出專題，強調 “重慶打擊黑勢力，不僅要保護紅色政權，更要讓紅色政權為百姓服務。”針對社會上對“唱紅打黑”的種種質疑，《亞洲週刊》主筆的回應十分堅定：
“如果這種紅色的 ‘作秀’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就值得推崇！這樣的‘秀’在全國、在全世界越多，老百姓就越歡迎，越幸福。”[2]
我們姑且不懷疑其動機，單從這些文字看，《亞洲週刊》的政治識別能力和政治判斷能力都出了嚴重問題。道理很簡單，“紅色”真有這麼好，鄧小平也不需要改革開放了。
《亞洲週刊》在“重慶模
式”這個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問題上，表現出“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都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由此觀之，它對現在
“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的判斷、對《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共同出來維護新聞自由貶之為“白色恐怖”、“法西斯”和“麥卡錫主義”的定性，也同
樣是“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的這個錯誤的翻版。
走筆至此，不妨透露一件小事。薄熙來垮臺後，北京曾經派人來港調查他是如何動用海外力量來為其個人造勢。據筆者了解，調查重點是“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刊物是《亞洲週刊》，因為它首次提出“重慶模式”這個名詞；學者則是某大學教授，他把重慶模式上升為“社會主義 3.0 版”。顯然間，這“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
正是《亞洲週刊》在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報導方式，以及其介入中共權鬥的可能性，使人們對屬同一個集團的《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產生憂慮，不是很正常嗎？
[1]世界華文媒體中國西部中心落戶南岸重慶市南岸區網站，2011.9.20
[2]媒體觀察家談“重慶模式”：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重慶日報，201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