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2月15日星期六

程翔: 港人關注新聞自由有錯嗎?

《亞洲週刊》2014年2月2日的封面專題「冷戰心態綁架香港
警惕白色恐怖寒蟬效應」讀之令人深感不安。它認為《明報》員工對更換總編輯一事表現出的顧慮是無中生有,而社會人士對《明報》員工的支持和聲援則純然是「麥卡錫主義」式的「獵巫」心態,“造成白色恐怖和寒蟬效應”,而無視《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顧慮是合理的。



在八千多字的專題中,出現了3 次“法西斯”,分別是“法西斯”的聲音、語言和欲望。4次“白色恐怖”,9次“麥卡錫”主義。給人一個印象,就是《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關心《明報》、關 心香港的新聞自由,就是要搞法西斯式的白色恐怖、向麥卡錫主義招魂。《亞洲週刊》這種莫名其妙的聲討,對《明報》同仁、對守護香港新聞自由的朋友,乃至對 自己的讀者都十分不公平。


為什麼《明報》這次更換總編輯,會引起軒然大波?坦白說,這還得從《亞洲周刊》自身談起。早在更換總編輯事件發生前,已經有一位不願具名的傳媒學者在2013年五月發表題為《亞洲週刊裡的薄熙來和重慶》的研究論文,他以該刊在2009-2012年對間對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為藍本進行分析,試圖回答“媒體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政治和經濟力量的影響?遇到重大突變事件時媒體如何做出獨立的分析”等問題。


這位傳媒學者注意到:



“亞洲週刊在做重慶模式系列報導時,......文章語言所蘊含的濃烈感情色彩已並非該刊一貫之風,比如同年11月15日,週刊再度推出“唱紅打黑”封面專題,....據統計,“紅”這個字眼在整篇文章中出現十餘次,....作為持中立立場的港媒,何以突然一夕之間“祖國山河一片紅”,不免令人心生疑竇。


他又注意到,該刊在2011 年第一期報導習近平在重慶調研的文章時,對習近平的大力吹捧。他說:“細讀此文的用語就更令人大感訝異,大段大段標準的黨媒風格,也好像被“染紅”了一 般。文章大力稱揚習近平,著力塑造他“近民、親民”的形象:“近距離接觸重慶民眾,多次主動下車走近民眾聊天拉家常”,“多次應邀在群眾中即興演講,展示 領袖的魅力”等等。此時距十八大換屆還有近兩年,此文卻一再強調習的施政理念,似在為其未來執政造勢。


作者提出他的疑問。他說:

"客觀地說,有關薄熙來和重慶的報導是非常棘手和複雜的題目,不可輕易評述好壞對錯,然而行將落筆時,心中仍存有一個未解之謎:週刊到底有沒有受到上層力量的影響?…


那些“紅色”的文字如何解釋?筆者尚未得到答案。週刊有過不少不畏強權秉持正義做報導的先例,而且,身處香港的它,相對于內地,自然所受的政治鉗制要小很多,但是沒有直接的管制,會不會有間接的壓力?



他在論文的結論部分,試圖提出一個解釋,他說:

週刊屬於明報集團,其掌門人張曉卿為馬來西亞華人富商,而張的常青集團在內地專案頗多。據官網介紹,常青集團是中國改革開放後最早進入內地投資的國際跨國公司之一,在中國內地總投資近20 億港元,投資範圍涵蓋木業、石油產業、公路建設業等。張曉卿曾於2009、2011年兩赴重慶,分別參加世界中文報業協會第四十三屆年會和第六屆世界華文 傳媒論壇,均受到時任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會見。2011年9月19日,常青集團與重慶市南岸區簽訂戰略合作協議,啟動在當地建設“世界華文傳媒中國西部中 心”的計畫,中心將成為文化產品交易平臺和傳媒創意產業基地。[1]


另外,網上搜索出一份“2011年8月7日常青中國重慶發展思路彙報”的檔,稱“在重慶的「佔位」是常青在國內發展最重要的戰略之一。”而其在重慶打造的世界華文傳媒創意產業總部基地的計畫中,眾多華媒聯盟成員分支機搆將入駐,其中就有常青旗下的明報、星洲日報和亞洲週刊。


作者最後說:

“這些資料,是否能反映出一些蛛絲馬跡呢?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



此文發表後不到一年,就發 生了《明報》更換總編輯的事情。這是偶然的還是必然的?這件事,印證了這位傳媒學者的觀察,即“媒體與政治經濟力量的糾葛,當下仍然是跳不出的魔障”。在 這個背景下,《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的關注,正正是這位傳媒學者的建議:“媒體獨立的理想,或許還需要無休止地嘗試和努力”。這些捍衛“媒體獨立的理想” 的努力,為什麼在《亞洲週刊》的眼中卻變成“法西斯”、“白色恐怖”、“麥卡錫主義”而大肆鞭撻呢?



薄熙來是在2007 年11月出任重慶市委書記。《亞洲週刊》是在2009年2月15日率先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短短15個月之間,重慶的面貌難道就真的發生了重大變 化以致《亞洲週刊》有足夠的理由來提出“重慶模式”這個概念?在薄熙來履新才一年多、還未有足夠的時間來累積一些很實質的業績時就提出“重慶模式”,最少 說明《亞洲週刊》的結論是輕率的、不審慎的、不專業的。


對薄熙來的“唱紅打黑”,《亞洲週刊》是鼎力支持的。它在2009年11月15日推出專題,強調 “重慶打擊黑勢力,不僅要保護紅色政權,更要讓紅色政權為百姓服務。”針對社會上對“唱紅打黑”的種種質疑,《亞洲週刊》主筆的回應十分堅定:


“如果這種紅色的 ‘作秀’能讓老百姓得到實惠,就值得推崇!這樣的‘秀’在全國、在全世界越多,老百姓就越歡迎,越幸福。”[2]


我們姑且不懷疑其動機,單從這些文字看,《亞洲週刊》的政治識別能力和政治判斷能力都出了嚴重問題。道理很簡單,“紅色”真有這麼好,鄧小平也不需要改革開放了。



《亞洲週刊》在“重慶模 式”這個關乎國家發展道路的重大問題上,表現出“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都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由此觀之,它對現在 “香港的新聞自由達到歷史最高水準”的判斷、對《明報》員工和社會人士共同出來維護新聞自由貶之為“白色恐怖”、“法西斯”和“麥卡錫主義”的定性,也同 樣是“政治識別力”和“政治判斷力”嚴重不足,卻又輕率地、不審慎地、不專業地下結論的這個錯誤的翻版。



走筆至此,不妨透露一件小事。薄熙來垮臺後,北京曾經派人來港調查他是如何動用海外力量來為其個人造勢。據筆者了解,調查重點是“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刊物是《亞洲週刊》,因為它首次提出“重慶模式”這個名詞;學者則是某大學教授,他把重慶模式上升為“社會主義 3.0 版”。顯然間,這“一個刊物,一個學者”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捲入了中共高層的政治鬥爭。


正是《亞洲週刊》在薄熙來和重慶模式的報導方式,以及其介入中共權鬥的可能性,使人們對屬同一個集團的《明報》突然更換總編輯一事產生憂慮,不是很正常嗎?



[1]世界華文媒體中國西部中心落戶南岸重慶市南岸區網站,2011.9.20
[2]媒體觀察家談“重慶模式”:重慶版的科學發展觀重慶日報,2010.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