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發生「《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編輯部300名員工中有274人聯名上書《明報》老闆，要求收回成命。事件引起香港社會廣泛關注，英國廣播公司、《紐約時報》等西方有分量的媒體也予以報道。在眾多討論的觀點中，或許最為關鍵的是：「報紙是報老闆的私器還是社會的公器？」如果是報紙是私器，老闆要換員工，豈容他人置喙？如果報紙是社會的公器，報老闆要換總編輯，恐怕就要向公眾有一個交代。
華人社會的報業傳統，先有官員辦報，再有商人辦報，隨着清朝國運日衰，甲午戰敗，舉國沸騰，康有為、梁啟超等公車上書、倡議廣設報館，振奮國民，又樹立了文人辦報的傳統，於是書生以言論報效國家，成了「文人辦報」的具體詮釋，報紙也就是報人的私器。民國初年，政壇混亂，報業呈畸形發展，報紙數量雖多，經營者多依附軍閥政黨，以報紙牟取個人官位。1926年張季鸞、胡政之等續刊出版《大公報》時，明確提出辦報「四不方針」，即「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的提出，頗有報紙為社會公器的味道，但當時的目的，是把「四不方針」變成一個盾牌，也是一面旗幟，既可抵擋不同政黨的干預，又可招攬知識分子。
網上討論「《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時，也曾提出《明報》前老闆金庸的一句「名言」：「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現在學術文章探討報業管理，也經常引用金庸的這一句說話。這句話是筆者在撰寫《金庸與報業》一書時，金庸對1988年大專學生火燒《明報》的回應。要準確理解金庸的這句話，先要認識當時的政治環境。
融合「公器」「私器」於一報
1982至1984年，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展開艱巨的外交談判。英方也同步在香港推動「代議政制」，要「還政於民」，各種論政團體在港英政府鼓吹下紛紛成立，演變成政黨。北京政府則指出，英方在香港推行的民主步伐過急，不予認同。金庸當時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政治體制小組港方召集人，自然知道北京的底線。1988年11月，政治體制小組就未來政制發展通過「主流方案」，引起政治團體的攻擊，認為方案太過保守，金庸身為港方召集人，自然也受到了攻擊。金庸在同年11月底一連三日用社評形式辯護，但受到社會指摘，認為不應該利用社評為自己的政見作宣傳，金庸改以署名方式發表12篇系列文章談政制，而主持日常編務的個別管理階層，揣摩金庸意向，在新聞版面上只刊登支持「主流方案」的相關新聞，反對的只作小篇幅報道或不予報道，招致20名大專學生在報社門外焚燒《明報》，以示抗議。《明報》編委會內部也有爭議，最後《明報》以第七版、兩欄的高度刊登了這條火燒《明報》的新聞。稍後700人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門外焚燒《基本法》政制部分，《明報》改在要聞版上刊登這個消息。《明報》在《基本法》新聞的報道上，又慢慢的走回中立客觀的立場，要求按新聞規律辦事的編委們重新主導了新聞版面。
「火燒《明報》」事件後，金庸頗為生氣，多次對外表示：「《明報》是我辦的，我充分有權表示我的看法……」但這都是氣言，要更準確了解金庸「報紙是老闆的私器，不是公眾的公器」這一句「名言」，還要結合金庸的另一句來看：「副刊是很自由的東西，沒有什麼準繩，園地是公開的，所以要抓緊。新聞我不抓，因為新聞有它的規律性，只要準確報道事實，不加歪曲就可以了。」上下兩句結合來看，總結了他的辦報經驗，即金庸雖然師承「文人辦報」傳統，在面對公民社會公眾對一份大報的期望時，金庸在實際操作時是修改為：「報紙副刊是老闆的私器，報紙新聞版位是公眾的公器。」這樣區分，大概可以融合「公器」及「私器」於一報。
外國報業有更徹底的做法，把報老闆的利益與報紙利益切割。美國大報《華盛頓郵報》有137年歷史，去年底前的80年《華盛頓郵報》一直由葛蘭姆（Graham）家族經營，為了維持報社穩定的財政收入，讓編務人員安心工作，家族成立專項基金，支持報社的日常財務開支，年度盈餘撥入基金，開支虧損由基金補貼。過去《華盛頓郵報》老闆只是涉足於傳媒、教育的投資，並不涉足其他行業，以免被指使用報紙為其他投資項目牟利益。《明報》老闆張曉卿在中國內地有大量的各種投資，從而讓指控報老闆為討好北京而撤換總編輯的「陰謀論」有成長的土壤。現在要求張曉卿專注單一傳媒投資或撤回在內地投資並不可行，成立專項基金運營傳媒事業，以表明報業運作的獨立性，應該是可行的。
專項基金運營傳媒事業
一家報業機構要長期經營，取得成功，離不開人才與錢財，更離不開報老闆的領航作用。報老闆個人的修養和品味，也往往主導報紙個性。過去《成報》的何文法、《信報》的林行止、胡仙女士的《星島日報》、金庸時期的《明報》，都說明報老闆的重要性，也反映出報紙具有私器、公器的雙重性。《華盛頓郵報》去年被50歲的阿馬遜網上書店創辦人貝佐斯（Jeff
Bezos）收購，上月貝佐斯與《華盛頓郵報》全體編務人員見面，說明他收購《華盛頓郵報》後，會把他經營阿馬遜網上書店成功的經驗帶入《華盛頓郵報》。貝佐斯作為報老闆，已對《華盛頓郵報》員工提出了許多涉及編務上的新要求，他要撤換總編輯或個別版面的主編恐怕也是早晚的問題，目前還沒有媒體指控說他干預了新聞自由。
事實與評論意見不分
香港報業目前最大的危機，不是「撤換總編輯」，也不是「自我審查」，而是事實與評論意見不分。有193年歷史的英國《衛報》，總編輯C.P.
Scott在1921年慶祝百周年報慶時已經提出：「評論是自由的，事實是神聖的。」（Comment
is free, but facts are sacred.）事實神聖，不容歪曲，這是卓越新聞的傳統。香港傳媒的新聞版位上可以出現「七一維園見」的所謂「新聞標題」；在「《明報》撤換總編輯」事件中，新聞內容上大量是毫無根據的揣測之詞，從員工的憂慮出發，寫到了向北京屈服，愈描愈「真確」……出於各種利益考慮，社會上各種力量壓向《明報》，對《明報》的管理層及報老闆張曉卿並不公正。
記者、編輯嚴格按照專業的新聞規律辦事，才是捍衛新聞自由的最好辦法；長期從「陰謀論」出發，報道事實當中夾帶個人評論意見，無異是自眦長城的做法。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