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共產黨「元祖」馬克思（1818-1883）在其著作《論新聞自由》（OnFreedom of the Press）的話：「缺乏（新聞）自由是對人類的致命打擊！」（lack offreedom is the real mortal danger for mankind）。
馬克思「捍衞」新聞（言論）自由，看全球各國共產黨所為（共黨統治的地方便沒有新聞自由），真的有點不可思議，惟實情確是如此。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在科隆創刊的《萊茵日報》（Rhenish Newspaper），創辦宗旨是親政府即屬今人所說的「建制派」，只是出版不數月，編輯立場便隨民意轉為強烈批評首府設於柏林的普魯士政府，指其為「高 壓的外來勢力」，發表了不少激昂文章，引起時在波恩「憤青」馬克思的注意，開始為該報撰稿，針砭時弊、猛烈抨擊柏林政府的土地政策及不透明的議會制度，頗 受讀者歡迎，卻令柏林政府極為不快……。是年十月十五日，年僅二十四歲的馬克思獲聘為該報總編輯，從其每日銷量由他接手時的八百八十五份逐日上升至是年年 底的近一千份看，馬克思貼近民情的編輯方針有點市場。
不知新聞自由為何物的普魯 士政府，對《萊茵日報》的言論縱有不滿，卻不敢明目張膽打壓，只在暗裏刁難，以當局認為該報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很快會關門大吉；一八四三年一月，馬克思 擔任老總後兩個多月，該報發表揭露政府魚肉萊茵地區農民的系列文章，令當局暴跳如雷，「首相會同國會」，在取得國王威廉四世同意後，於一月二十一日宣布考 慮以最嚴厲手段取締該報。非常明顯，普魯士政府對馬克思於一八四二年五月十五日在該報發表的《論新聞自由》置若罔聞。當此消息傳出後，萊茵地區居民組織起 來，派代表赴柏林請願，要求收回對付該報成命，惟當局不為所動，拒見「民意代表」；由於大事報道及評論此熱門新聞，《萊茵日報》的銷量激增至三千多份，成 為當年最暢銷及言論被廣泛引述的報章。
柏林政府揚言設法對付該 報，令擔心投資付諸流水的《萊茵日報》股東，干預編務，要求總編馬克思收斂，別再刺激當局、惹怒皇上。年少氣盛、滿腹經綸、思想前衞的馬克思，對資方插手 編輯部非常反感，交涉無效後於一八四三年三月十七日「請辭明志」；資方隨即委派一名「謙謙君子」任總編輯，科隆市的新聞檢查官認為此君可以接受，該報遂得 以繼續出版。
威權統治者對新聞自由的漠視、打壓，令馬克思不再相信可用和平手段促使「君主政體走向立憲民主」之路；他的革命鬥爭思想由此滋生！五年後的一八四八年，三十歲的馬克思與二十八歲的恩格斯（1820-1895）聯署撰寫《共產主義宣言》，還於是年六月一日創辦《新萊茵日報》，雖然只辦了一年多，在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便為當局出重手「查禁」，但已播下「小資產階級、工人和農民聯合起來推翻封建王朝」的革命種子！
沒想到在《新萊茵日報》被 禁停刊後近一百七十年，盤據內地的新聞檢查幽靈已在港澳傳媒之間徘徊！在上引《論新聞自由》的短論中，馬克思還這樣寫道：「人們不能因為報章有些報道和評 論不合道德標準而要限制新聞自由，那便如採摘美麗而帶刺的玫瑰一樣，報刊亦有一些你不喜歡的東西」（意譯）。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因噎廢食、不能因其有刺而 把玫瑰摧毀，比起其「監督政府」的功能，傳媒有瑕疵是「必要之惡」，絕不可因此而嚴加管制甚且封殺。可惜，當代自稱馬克思主義信徒的當權者，顯然故意忘卻 這段話！
二、去年二月中旬，行政長 官梁振英威嚇控告練乙錚（本報前總編輯、現為本報特約評論員），雖然此事在《信報》有點模棱兩可的道歉後，不了了之，但已突顯了特區政府領導人稍欠自省涵 養及對言論自由容忍度急速下降，且其打壓言論自由的意向甚為明顯。這種隨着北京有「選擇自由」的「政權輪替」而來的變化，那是否質變的開始？本港的制度和 法律，對新聞自由的尺度並無收緊，新聞自由的理念亦深植港人心坎，這反映在每當有關新聞自由可能受侵蝕時，社會主流意見肯定站出來維護新聞自由上。一月二 十二日立法會以「少數大多數」通過一項不具法律效力的議案，對本港的「新聞自由、編採自由、傳媒自我審查和公信力下降問題的關注。」展示了議會存有新聞自 由空間縮窄的隱憂。
雖然制度和法律依然未變， 惟回歸以來，與新聞有關的各種自由的確正在萎縮；這種衝擊香港「核心價值之母」的力量，來自擺布新聞令其漸漸質變的人，愈來愈多，這些人，有在名利場「掙 扎向上」的報業東主，有以為公理在我而不顧後果的「惡造新聞」業界。當然，在讓新聞工作者無法本着新聞原則自由發揮工作潛能的，還有來自包括「西環」的特 區政府不尊重事實進而干預干擾新聞工作，令從業人員的自由編採評論工作困阻重重。一句話，回歸以來新聞自由空間的窒息感，根本源於有關各色人等失去恪守職 份、彼此尊重的社會規範！
新聞自由，可說是文明社會 信奉的價值和理想，可是，就像世上沒有免費午餐，這個地球上亦沒有絕對無拘無束的新聞空間。過往筆者多次分析，「免費」午餐的成本非常昂貴；同理，要有人 肯付出重大代價（包括經濟損失〔廣告被抽〕、失去人身自由甚至性命），才有換取新聞自由的一絲希望！《倫敦時報》社論主筆之一的時評家休姆（Mick Hume）年前寫過一本薄薄不足二百頁談新聞自由的專著，書名便叫《Thereis No Such Thing As a Free Press》（Imprint Academic,2012）。
事實上，新聞禁區多的是，新聞工作者稍不留神，便很易誤蹈侵犯私隱和誹謗的羅網，社會主流想法似乎是傳媒只應報道有關公益（Public Interest）的事，「過分」暴露的圖片（不論男女）和煽情的新聞不可刊登。在言論「最自由」的英國，主張新聞工作者須考牌的呼聲近日此起彼伏；而當 權者當然希望對他們不利的負面新聞愈少愈好、任何足以引致社會不和諧的新聞應當隱惡揚善……。非常明顯，在自由民主社會，當局不能強制傳媒按照他們的意旨 報道新聞和評論時事；但在專制國家，假借和諧、維穩之名，當局這樣做便屬「恆常」公事！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一
林行止: 獨立辦報多掣肘 不受操控莊敬強
三、在經濟利益主導的資本主義社會，即使新聞自由是憲法寫明人民享有的權利，實際上亦受諸多限制。筆者是「辦報」的過來人，對此總算有點切身體會。過往《信報》廣告不多的其中一項理由，是報方嚴守市務與編務分流理事，令一些「有廣告」的企業（不論公司規模大小）和老共感到《信報》不賣賬，經常刊出一些他們不願讀到的新聞和評論，廣告商有時會通過公關人員「疏通廣告部同人」，但廣告主通常的做法是「抽廣告」。煙草公司從不在《信報》刊登廣告，因為當年有個反對吸煙強調香煙害人的專欄。不可一世的物業發展商更容不下他們不中聽的片言隻字，取消廣告（即使是明天見報已排版的）便是他們的「利器」。當然，當年的《信報》從沒機會刊登投機（忽然「愛黨愛國」）親中企業和正統左派機構的廣告（除了「經濟杯葛」，左派人士從未直接向筆者「曉以大義」，這點「公道」是應該還給他們的）。當時雖然困阻重重，財政捉襟見肘，但筆者和內子從來不曾（一次都沒有）要求作者和編採同事「自律」（那位反香煙「上腦」的欄主反而私下向筆者「道歉」，說他的文章斷了《信報》的財路）。事實上，辦報若無法如實道來，哪能心安！
筆者與內子從一九七三年開辦《信報》，至二○○六年年底退出經營，一直是小本的「家庭式小工業」，可以不因外界影響而改變辦報的心願和本意（說「方針」和「原則」便言重了！），沒有在言論和編採自由方面行差踏錯，令《信報》在言論開放而不失理性上得享清譽，沒大閃失（是否有失，當然是讀者的看法才是定論）；退休後與內子「憶往」，我們歸納的根本原因有三。其一是我們追求經濟利益，卻沒有無厭之求；其二是在智性領域，誠實貼近所知；其三是謹守報格「獨立」而非中立的底線。三者令內容贏得一點信譽，建立了不入浮誇的個性。
至於對廣告（民辦報刊的兩項經濟來源之一）的態度，我們盡力爭取，有時甚且不惜溢出自定的內容與廣告比率，抽起內容遷就廣告（局限於印刷條件，加上成本考慮，多次因廣告「太多」不得已令內容讓步）；然而，我們不會為了廣告而修改作者（任何一位，包括「讀者來論」）的文字初衷，做出絲毫違背前述三「原則」的事！
資本家雖然財大氣粗，但他們笑裏藏刀、勾心鬥角，視同業為競爭對手，除了圍標坐地分肥，極少在針對一份報章（如當年的《信報》）上「攻守同盟」，這讓傳媒仍有生存空間，甲公司不刊登廣告，乙公司仍有機會，被甲公司杯葛的傳媒因之可能「收之桑榆」，不致完全沒有廣告客戶……。現在的傳媒面對的廣告問題遠較回歸前的複雜和嚴峻，因為嚴格來說，如今香港（和全中國）只有一個大老闆。大老闆稍為不滿、略有暗示（不必開腔遑論拍案大駡），觀顏察色希旨承風之輩便會全面配合，甚且「超額完成任務」，令廣告全線失蹤！捨此政治因素，商業運作上對傳統報業亦頗為不利，以媒體不斷增加，一個電視頻道吸納廣告的能量可能如同一份報章（還有愈來愈多的網誌在旁虎視眈眈），這等於廣告載體多了，廣告主有更廣泛的選擇空間，對印刷傳媒來說，廣告難求，不在話下。顯而易見，目的在有形和無形利益的傳媒（尤其是東主有報業以外的廣泛生意），為廣告作出這樣那樣的「交換」，在所難免。不必諱言，這樣做會讓新聞自由逐步失色！
四、網（絡雜）誌經營成本較輕，編輯方針因此可以少受廣告商左右，惟看「習博剽竊疑雲」效應，在網誌上毫無顧忌暢所欲言，已因為有無形刀斧手在旁伺候而不得不「自我約制」！在這種情形下，便如向一黨專政的北京爭取「真普選」，要在香港保持中共所不容許的新聞自由，難度不比攀梯登月低，危險度則甚於與虎謀皮！客觀形勢如此險峻，筆者要向力爭在港貫徹普選和維護新聞自由的人致敬！不過，由於現在的政治形勢與馬克思時代完全不同，普魯士政權正在解體而中國則全方位崛興，力爭選舉自由、維持新聞自由言論開放，成仁的機會遠高於成功！眾所周知，沒有新聞自由是愚昧之始，但如今北京對整體發展自我感覺良好，鐵腕箝制言論亦因之愈顯理直氣壯，且不會手軟……。
中國領導人這種心態，既錯誤亦短視，因為以揭露不合理事象為天職的記者（muckraker，香港一向直譯為「扒糞者」，有貶意，宜改之），促成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美國進入全方位改革的「進步時期」（Progressive
Era），自此美國洗心革面、清除污垢，為成為堂堂正正大國奠下紥實的道德基礎。在美國成為世人敬重的大國上，新聞工作者可說居功厥偉。美國名記者桃麗絲．古德溫的近著《聲大夾惡—言論霸權：羅斯福、塔虎特和新聞工作黃金時代》（Doris
K. Goodwin: The Bully Pulpit……；九百餘頁，尚未讀完），寫的便是這二位總統（在位年期依次為一九○一至一九○九年及一九○九至一九一三年）如何重視新聞報道和評論（白宮設記者室及記者招待會始於羅斯福任內），其時強盜資本家（Robber
Baron）壟斷市場、收買官員，巧取豪奪、貪婪無厭、刻薄勞工階級，資本家牟暴利且走私漏稅，令貧富兩極化。羅斯福和他的好朋友塔虎特利用報刊揭秘式的「內幕報道」，暴露了這些無良資本家無法無天的行徑，令全民共憤，逼使共和黨內力主「市場的歸市場」的自由放任派，不得不支持「政府必須立例管制市場活動」的新政策路向，規範商人的活動，進而令金權政治解體，奠下了以後百餘年美國逐步成為社會最公平經濟最發達，終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強權的地位……。
社會人的自由，包括新聞自由，不是單方面的意願足以促成，需要各方人等遵循規範、行止有度，才能騰出彼此自在的自由空間。如今有很多香港人為回歸中國而露骨諂媚，有人憂慮昔日光輝不再而暴跳如雷，讀者舉目回望，不知方向，新聞自由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因為大家都想擺布別人，爭取全面操控的惡勢力逼人而來，自由的空間便如此這般萎頓而難堪。
內地開放新聞自由的政治條件也許尚未成熟，但北京若能以香港為試點，看看新聞自由對社會進步帶來的貢獻，對中國站在道德高地躋身世界大國強國之列，必有莫大幫助。此外，新聞自由還有令特區政府（不論誰在位）不敢以「下有對策」扭曲國家的香港政策以遂己意、以逐私利；當然，新聞自由還有監督被放任自由寵壞了的資本家，有否勾結官府魚肉消費者的功用！
奧國學派巨擘米賽斯在一九四九年初版（去年仍「再版」）的傳世巨構《人的行為》（Human Action；第十五章）指出，自由市場不等於完全放任自由，那便如車輛和路人一樣得遵守交通規則（沒有交通燈、斑馬線等交通規矩，惟坦克車才享有交通自由），新聞自由亦可作如是觀。筆者理性上期望新聞業同人能制訂具體準則（如專業團體的守則），讓業界知所遵循，但在現實上似乎已不大可能，以本港新聞界早有不同政治立場，進而對新聞自由取態涇渭分明的組織（有東主、行政人員及編採人員的），制訂一套全體新聞工作者認可認同的「行為標準」，可能性甚低；而由當局立法規範新聞工作的具體準則，在現實上是天方夜譚，不談也罷。正因為如此，筆者對香港的新聞自由前景並不樂觀，香港人也許要認真思考為什麼英國資深傳媒人認為「世上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的道理了。
‧新聞自由 代價不菲．二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