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知我是《朝日新聞》讀者，遊日歸來總會在成田機場買一份當天的《朝日新聞》作手信。熟悉的版面至今未變﹕第一版是綜合要聞，底版是一整頁電視電台節目表；黑白單色廣告只在下半版，頂多一半大小，更多的是五分一版見方。一疊紙二十幾版，約莫等於香港報紙的A疊，就這麼多。
日本紙媒這幾年經營環境平平，經濟泡沫爆破至今二十四年，苦日子不易過，猶幸紙媒大多是訂閱，銷路有保障，不必為廣告不足叫苦連天。既然不愁收入，精神集中在新聞和評論。日本紙媒尤其是三大報，即日銷逾八百萬的《朝日新聞》以外，還有超過一千萬銷量的《讀賣新聞》和排第三的《每日新聞》都有看頭，尤其是國際新聞，絕大多數是特派員現場報道，中東美洲歐洲非洲都有記者。報社立場清晰，信者則來，《朝日新聞》是知識分子報章，重視和平憲法高於一切，自由派大報不是浪得虛名；《讀賣新聞》夠大眾化，立場傾向自民黨；《每日新聞》則在小商戶之間有大量讀者群。
說這些，是因為周五晚上看到小野田寬郎去世的消息而想起。小野田二戰期間是駐菲律賓日軍，戰爭結束後拒絕投降，在山林野嶺過了二十九年才出來，一九七四年回到日本成為大事。我知道小野田這事已是八十年代，老師講到當時日本報紙如何報道，令人訝然的是，當一個仍然穿著軍裝的日本兵從叢林走出來的時候，當社會冒起熱捧「武士道精神」的時候，傳媒的批判是如此的激烈。
那是《每日新聞》一篇文章。小野田寬郎初進菲律賓山林時，至少有三個兵跟他，一個叫小塚，一個叫島田，另一叫赤津。匿藏期間，小塚和島田先後在與菲律賓軍方交火時被打死，赤津則在初期就逃出森林投降。文章質疑，若不是小野田堅持要聽到戰區指揮官山下奉文的投降公告始願出來，小塚和島田就不必枉死。文章質疑，日本社會為了這個「不屈不撓」的軍人而大肆渲染到底是意欲何為。文章提出另一觀點﹕戰時日本從中國及朝鮮擄來大批平民到日本當苦工，其中，山東農民劉連仁逃出煤礦躲在北海道雪林，戰後十三年才被發現送回中國，詰問為什麼日本社會當年冷待劉連仁事件，卻對小野田投以不能令人理解的注目。文章的題目一如其文，〈小野田是英雄嗎？〉
質問「小野田是英雄嗎？」
小野田寬郎是和歌山人，入伍之後以少尉情報官身分派駐菲律賓，他與另一名匿在關島二十七年、拒絕投降的日本兵橫井莊一不同，橫井是不知道日本已降，躲在深山不出來，以為戰爭從未結束，小野田有說手上有收音機，兩者之間根本不能相比。後來的說法又變了，說小野田聽不懂美軍的招降日語，所以不出來云云。小野田之後一度移居巴西，再後回到日本，上周四去世。自民黨政府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說小野田是「堅韌意志」，右翼的《產經新聞》則是連篇累牘，與只有一條簡單消息的《朝日新聞》有從態度到內容的明顯差別。
九十年代，日本總保守主義抬頭，右風猖獗，有良心的傳媒卻沒有從底線後退一步。其實，這條底線非始於九十年代，而是從戰後重建日本的那天開始。川本三郎的自傳體裁小說《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中的主人翁，六十年代在東京大學法學部畢業，一心要到《朝日新聞》當記者，第一年考不上，第二年終於給考上。《朝日新聞》在日本社會是颯颯強風下的一面自由派大旗，常在混沌時局起振聾發瞶作用。二○○七年，《朝日新聞》發表評論員船橋洋一文章〈新聞的再興〉，除了在新聞報道精準上公開自我期許，更令人注目的是為二次大戰期間該報沒有做好監察政府的工作自省。二○○七年是日本戰敗六十二年，船橋洋一對大半個世紀前報社的失腳耿耿於懷，日本傳媒幸仍存在有心的一群。
這條路不好走亦頗漫長，這是幾經掙扎反省和提升之後的得，也就更彌足珍貴了。日本戰後有所謂「政府四大醜聞」，即一九四八年的昭和電工及一九五四年的造船醜聞，都難與七十年代首相田中角榮被揭發收受美國洛歇飛機公司賄賂，以及八十年代利庫路特股票案相比。兩宗案都和權傾至今的自民黨有關，受賄的政界高層名單，可說幾乎就是自民黨首腦名冊，人人有份。兩宗案子的差別在於把消息捅出的記者，田中案是自由記者立花隆，刊物是月刊《文藝春秋》；利庫路特則是《朝日新聞》地方分社的年輕記者。
走出樊籠的新聞記者
這一差別極為明顯，客觀說明兩個世代之間日本傳媒精神面貌的變化。日本社會講究集體意識，任何乖離「集體」的「個人」，俱難以逃離世俗責難。這種社會規範在新聞界曾經極其顯揚，日本新聞線索很多來自政府，不論中央政府及地方部門都是，以中央政府為例，每個部門都有傳媒專任記者長駐，這就出現了一種我們可視之為「怪物」的記者俱樂部。所謂俱樂部，不是指吃喝玩樂的club，而是同行之間的聯誼組織。當年的操作模式是俱樂部控制了新聞的發放，比如說，今天寫某大臣的活動，明天寫部門公務計劃，統一行動，一同下筆。
可以想像，在一個高度集體化的社會，類似的記者聯誼組織對民眾的知情權是如何的戕害。以今天的香港傳媒術語而言，這些都是「大圍」新聞材料，也就是說，當年日本甲乙丙丁傳媒是在同一天寫同一內容的同一條新聞。尤有甚者，倘若俱樂部成員提前報道未及安排的消息，後果是被同行排擠。因此，記者俱樂部的形態客觀上就是新聞壟斷，傳媒一時間沒法推倒這堵高牆，局面是曠日持久的納悶。應對之道是加強評論，七八十年代日本報章最常見做法，是三數編採人員對談，全文刊登以助讀者了解事，但依然缺乏從量到質的消息。這在另一個側面說明，日本戰後為數不少的調查報道揭破醜聞的背景﹕他們並非傳統媒體記者而是作家，最負盛名當是揭露侵華日軍製造化學武器的《惡魔的飽食》作者森村誠一。
立花隆以個人之力擊潰當年日本最大政治勢力田中角榮統治集團，另一作用是踏出摧記者俱樂部的第一步。至於在具體操作上，推翻俱樂部制度的則是利庫路特事件，這家上巿公司向自民黨高層大量送贈股票，其時自民黨內五派，除了河本派沒有受賄，其餘四派竹下派、中曾根派、安倍派、宮澤派，自會長以下所有高層都沾腥。自民黨八十年代五大巨頭及其後援者構建牢不可破的「三角大福中」體制（三木武夫、田中角榮、大平正芳、福田赳夫、中曾根康弘）一夕之間隆然倒下。必須一提，前述的安倍派是指時任自民黨幹事長安倍晉太郎，是安倍晉三之父，利庫路特事件令安倍晉太郎拜相之路幻滅。
捅出這條令自民黨癱瘓消息的不是東京的記者俱樂部，而是《朝日新聞》橫濱支局駐神奈川縣地方分社記者，他們非俱樂部成員，不受羈束，大新聞是根據縣警吐露的一句話進而查出：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朝日新聞》頭條報道醜聞，再在七月六日起五天大篇幅刊登；十月，警視廳介入調查。日本社會形容，《朝日新聞》的手法是「擠牙膏及鑽牛角尖」並用，從下而上，敲山震虎，足以媲美七十年代的美國水門案。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的新晉記者
《我愛過的那個時代》令遠方讀者慨然的不是書中提到的個人印記，儘管書內尾崎紀世彥《直至重逢之日》的意在曲外昭然若揭，可是我仍然倘佯於川本三郎投考《朝日新聞》的一節：第一年失敗落第，他留在東京打散工；第二年重考，考官看了他的履歷說了一句，「去年不是來過嗎？」川本說「是」，「好吧，一起來幹吧」。在安倍晉三治下民族主義盛行的今天，《朝日新聞》不是識時務的俊傑，至今仍視和平憲法然不可侵犯，也許是不夠煽情動感。然而，當村上春樹要就釣魚台表述他的看法，「我們應當小心舞劣酒暢飲煽動的這類政客名嘴」，他選擇在《朝日新聞》一字不易刊登出來。從理性層次而言，這毋庸置疑清楚折射出船橋洋一的「新聞的再興」的實質意涵；從稍微一點的浪漫氛圍當中，我則想起在燠熱的六十年代夏天，川本三郎「一起來幹吧」的熱誠——不單是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更是無畏無懼的給社會一個重生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