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史傻傳奇

叛諜史諾登的閙劇越演越烈，因為這個傻仔，「講多錯多」，他說：「我的命運交由香港人決定。」

你的命運 ，由香港人決定？香港人自己的命運，香港人自己也決定不了。香港的「基本法」講明：國防外交，權由中國決定。史諾登問題，是一宗外交風暴，香港人怎有權決定？

香港補習天王，有個「史Sir」，據說會考課程是個通天曉。看來堂堂中情局，卻有個「史傻」，他在美國上班，以為香港這一邊，真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美國中情局的僱員原來這等水準，怪不得世界上的恐襲越來越多。史傻缺乏對中國的基本認知，香港人更應該決定，將這個唐氏綜合症的美國病人送回美國，做好他的基礎功課。

美國監控全球資訊，據史傻的指控，是監控太濫，侵犯了人權。但是文明世界的人士倒要質問美國，既然花費巨資，全世界電腦手機任你入侵，為何還會發生波士頓馬拉松爆炸？美國人常說什麼Cost effective，效率與成本，怎樣掛鈎？

因為美國是全世界當然的道德領袖。然而，波士頓馬拉松的炸彈，除了炸死一個美國小孩，還炸死中國的女留學生，這就證明，美國中情局保護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地球村，責不可卸。

香港的一些左翼政黨，以為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模仿紐約格林維治村的白人知識份子，以為很有型地去抗議美國「侵犯人權」。

抗議是有必要的，但抗議的主題，是美國你為何如此浪費龐大的資源，聘用「史傻」這種外判的三流人員？如果你美國人力資源不足，怎樣當世界警察？

我們香港人還要質問美國政府：中情局的特工既然外判，外判又搞成這副卵樣，要不要把整個中情局外判給中國的國安局？國安的效率比你美國高。又或者把五角大樓外判給中石油，人家賺錢盈利能力，看看股市，比你強許多呢。

最後，美國既然是一個邪惡政權，梁振英卻在訪問美國。要提防美帝狂性大發，把我們梁特首抓起來當人質，一命換一命，要香港交還叛國犯。

當然，這樣一來，反而可能激起包括財團老闆的五十萬港人大遊行，人同此心，團結一致，在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的領導下，堅決要求庇護史傻，暗中協助美國一起實現「Plan B」。不然就是中國向美國宣戰，向紐約派出雷霆救兵，拯救我們狼英。那時候，可好看了！

古德明: 接踵而來

問：In the wake of這片語（phrase），常見用來說「緊隨一件不好的事情」，例如in the wake of the earthquake（緊隨地震之後）。這成語也可用來說「緊隨好的事情」嗎？

答：Wake作名詞，原本是指船隻航行時船尾出現的一條尾波，例如：The ocean liner's wake almost overturned the rowboat（那遠洋郵輪的尾波，差點把划艇弄翻）。

引伸這個wake的意思，in the wake of就是「接踵而來」或「緊隨其後」。這片語的確多用來說緊隨不好的事情，《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的例句就是：There have been demonstrations on the streets in the wake of the recent bomb attack（最近的炸彈襲擊，激起群眾走到街上遊行抗議）。

不過，這片語絕對不限於說不好的事，例如英國Frank Cass出版社的American War Plans 1945-1950一書第一章說：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Soviet Union would in fact become the world's dominant powers in the wake of the Allied victory（同盟國勝利之後，美蘇的確都成為天下霸主）。你也可以說：Mrs Thatcher's popularity ratings improved in the wake of her successful defence of the Falkland Islands（戴卓爾夫人保住了福克蘭群島，民望上升）。

此外，in the wake of也可用來說「緊隨着某人或某些人」，例如：A silver band followed in the wake of the parade（一支銀樂隊，緊隨遊行隊伍之後）。

關麗珊: 學在躬行

內地中醫課程教科書《醫古文》選收袁牧（1716-1798）的《與薛壽魚書》，可以作者和篇名上網搜尋原文的。

袁牧的好友薛雪為清代名醫，身故後，後人為他寫墓志，寄給袁牧過目，袁牧回信罵薛壽魚無一字提及薛雪醫術，「甘捨神奇以就臭腐」，全封信教他「學在躬行，不在講也」。躬行解身體力行、親身實踐。

秦統一天下後，不少文人甘願捨棄做實際好事，只管埋首書堆，不斷將「儒學」變成陳腐理論。難得薛雪獨立特行，醫學高明，救人無數，他的後人卻重複陳腐理論，重文輕醫，正是袁牧指的「甘捨神奇以就臭腐」。

我見過不少人的言說或文章大仁大義，好像兼愛眾生，實際只關心個人利益，爭做大哥大姐，不擇手段上位，然後清除異見聲音，無視對錯，只見親疏和名利。

他們為個人的利益不惜損害受眾（例如病人、學生和基層市民）的，講到自己品德好過雷鋒再生，實際是躲在臭腐醬缸追名逐利— —噢，我當然不是講你，除非你是。

父母不懂說「學在躬行，不在講也」，只懂教我們「力賤得人敬，口賤得人憎」。我想，也可說成「敏於事，謹於言」。

林行止:政治理念有別各自表述

 一、習近平主席和奧巴馬總統六月七日和八日在南加州的「陽光莊園」（Sunnylands，看去周《經濟學人》的封面，筆者以為此譯名恰可）的「歷史性非正式會晤」已落幕。佔地二百公頃的「陽光庄園」為美國傳媒大亨華特．安納伯格（W. Annenberg, 1908-2002）名下基金的產業，其家族在費城辦馬經報起家，至華特手上，以創辦周刊《電視指南》和《十七歲》成巨富。華特服膺大慈善家卡耐基前半生「聚財」（創富）后半生「散財」（行善）的哲學，多次賣出旗下報刊，成立慈善基金。「陽光庄園」於六十年代中期落成，成為安納伯格夫婦避暑庄園，他們在此招待過不少在位和退休政要，包括多位美國總統和日本首相。奧巴馬選擇在這裡與力圖與他「平起平坐」的習近平「促膝論天下大事」，甚為合適﹔而向來講究禮炮迎賓、食必國宴即注重排場的中國領袖，同意這次隨和不結領帶之會，顯示了大國崛起後難能可貴的自信！事實上，習近平的權力遠遠在奧巴馬之上，他按慣例可做足十年，有決定和戰的權力﹔而他的主人任期隻餘三年多，連人民的電話都不能聽！

「莊園之會」，主、賓各自表述，沒什麼具體成果。中方一如舊貫，拋出連串抽象口號，如中、美要建設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的「新型大國關系」，又指藉此可加強對話、增加互信、發展合作以至管控分歧﹔但「文化根底」不足的老美，「無詞以對」，據周日《紐約時報》報道，會後奧巴馬隻表示兩國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而這樣做是否做得妥當，有待未來數周、數月以至數年的對話。為中國打開進入世界大門的前國務卿基辛格，九日在CNN的訪談中說，如果一切順利進行，而且雙方都不致行差踏錯（... both sides are lucky），十年之後，國際關係將因中、美而改變。老於「世故」的基辛格最後說，如果中、美的「合作」出岔，那亦不打緊，以「兩國會各自追求本國利益﹔美國肯定會這樣做！」基辛格退休後成立顧問公司，大賺人民幣（事實是向美企提供與中國打交道之道大賺美元），被視為親華的中國通，惟在此骨節眼上，他的美國立場十分鮮明﹔他上述這段話的真意是，假如中國不遵照美國定下的「指引」行事，美國將按本身的意願辦事，必要時不惜付諸戰爭！

二、中國要和美國建構「新型大國關係」、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美國的解讀也許是中國要和她「分治」世界──事實上正是如此──美國對此肯定不會同意。首先是，一如上述，美國對這類內容虛無的抽象名詞並不習慣，因此只是中國自說自話，沒什麼實際意義﹔換句話說，一切要看實際行動（亦是中方最常說的「聽其言、觀其行」）。其次是，中國追求這種關系，目的無非在使「中國夢成真」，而撇除連串美好動聽的話，「中國夢」便是要實現「富強的中國」﹔對於「富」（rich），包括美國在內的民主世界樂觀其成，以各國極可能雨露均沾，但「強」（powerful）美國便有所顧忌和保留，以美國馬首是瞻（一旦爆發戰爭莫不依賴美國「協防」、「保護」，因此小事可以自由表述大事不得不隨美國音樂起舞）的西方諸國，與美國同一鼻孔出氣，理所當然。

不管中國如何「崛起」，只要政體不改、一黨獨大，美國在亞洲增兵「圍堵中國」的策略便不會變。美國這樣做有她強詞奪理但實際上不無道理的理由，比方說，她在亞洲各盟國駐重兵，如此日本和南韓甚至台灣便不必自己發展核武（按照「常理」，以色列有核武，伊朗隻好「冒大不韙」跟進﹔北韓有核武，南韓、日本亦只有向之看齊才能「保家衛國」﹔同理，中國有核彈，台灣若沒反擊力量，怎能在公平條件下達致長期和平？），亞洲爆發戰爭尤其是核戰的可能性反而下降。另一方面，亞洲「諸小」（包括文萊和馬來西亞，今年三月中旬，中國艦艇開進她們聲稱擁有主權的海域而起糾紛）只要人民幣而對解放軍怕得要死，唯其本身力量有限，在中國軍事崛起的陰影下，不得不借助追求自由民主政治理念相同的美國。越南一面大購俄武一面與美國達成防衛協議讓美艦進駐金蘭灣基地﹔而菲律賓購美艦之餘尚與日本「協防」﹔澳洲五月上旬通過的「國防白皮書」，把無條件支持美國重返亞洲策略法律化。台灣在經濟上（應該說是商業上比較確切）與內地打成一片，但政治上設法與北京保持遠距離（民主與非民主國家的關系通常如此），在「五九事件」（五月九日菲海安人員射殺台灣漁民）之後，為免「盟友」內訌，美國也許會把台灣拖進區內海岸防衛網之中，這意味現在只「訪問」中國的美國海防艦隻日後會進出台灣港口，同時令台灣與日本及菲律賓建立更密切的合作關系。非常明顯，美國國內問題多多，但其重返亞洲的策略只會不斷升級。

三、澳洲學者懷德的《為什麼美國須與中國分享權力》（H. White:《The China Choice: Why America Should Share Power》），從經濟角度入手，其分析以後再說。今天只提懷德提醒世人，希臘史家修昔狄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詳細紀述五世紀雅典經濟及軍事崛起（rise of wealth and power），令擔心權益被分薄（侵佔）的斯巴達惴惴不安，是為兩國大戰的伏線（去周《經人》社論亦引此典）。當今之世雖然遠遠比千五、六百年前多元、復雜，但新興強國要在政經利益上分杯羹，兵強馬壯的既得利益集團──老牌強國──又豈會拱手相讓!?權益受侵加上妒忌，令自恃武功過人者動輒啟戰端。古希臘太遠，近事又如何？二十世紀初葉，歐洲各國君主稱兄道弟（各國皇室通婚是傳統），可是一宗意外便肇啟第一次世界大戰……。由於政體不同政治意識有異，中、美（中國與民主世界）和平分享世界權益，永遠是空中樓閣。

這一期（六月九日）的《大西洋雜誌》有〈中國如何令血洗天安門變得無關宏旨〉（How China Made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Irrelevant）的短文，一句話，便是經濟滿足了人民追求物質生活的欲望，令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訴求淡化。文章指出，一九八九年，中國人民沒有選舉權、不能自由批評政府、傳媒受嚴格控制……，二十四年後的二○一三年，中國人民這些「待遇」不變。然而，如今中國人有擇業自由、旅游自由、選偶自由（除了同性）、消費自由，還有教育、醫療種種一般百姓可以享受的「福利」，令這個高壓、貪腐政權仍受大多數人擁戴。但是，這種把經濟與政治分離的現象，一出國門，便遇反抗，民選政府不能不俯順憎厭獨裁的民情，這正是中國不作政治改革便不可能與自由世界融合同時無法安坐世界第二大國（就經濟體積看，至二○一五年也許是第一大國）寶座的根本原因！

加州「 莊園會」和今後一定出現包括「正式峰會」的連串會議，不管如何成功，都無法改變中國自絕於自由世界民主社會的宿命。回到本港，如果北京不及時與「佔領中環」諸君開誠布公對話，而以恐嚇、高壓手段對付，不論內地經濟如何興盛、武備如何先進，中國的國際地位便無法真正確立！

關焯照: 競爭力調查的量度數據

 

香港在今年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學院（IMD）制訂的全球競爭力排名（World Competitiveness Ranking）位列第三，較上年下跌了兩位。根據IMD公佈的資料，香港在四個主要領域（「經濟表現」、「政府效率」、「商業效率」和「基礎建設」）的排名均出現下降，顯示本地的競爭力似有減弱之勢。

不少時事評論員和學者均表示，香港失去全球最具競爭力經濟體系地位的主要原因是政制爭議引致香港「內耗」不斷，最終驅使競爭力排名下挫。但筆者認為這個所謂內耗分析過於片面。如果讀者有留意美國近年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兩院的大鬥法，香港的內耗情況真是小兒科。但從IMD全球競爭力排名來看，美國並未因內耗受到太大影響，在今年的排名，美國更重奪首位成為全球最具競爭力的地方。

筆者從來不喜歡這類型的排名榜，因為要計算競爭力是必須採用大量數據來構建一個評分指數。以IMD的全球競爭力的計算方法為例，每個地方的競爭力評分是由超過300個數據組成。對普通市民來說，IMD的計分方法看似非常專業，但事實是這種評分指標只是用大量數據堆砌而成，並沒有真正考慮到數據的合適性和合理性。

筆者曾仔細查閱IMD全球競爭力研究中的數據定義，發現有部份被採用的數據並不適合用於量度香港競爭力，以下是兩個明顯例子：

第一、在計算「商業效率」時，IMD將「農業生產力」包括在內。但眾所周知，香港經濟是服務業主導，本地農業早已是夕陽行業──根據香港統計處網頁的資料，本地農業佔GDP的百分比是少於百分之零點一，反映農業對香港的經濟貢獻可以說是差不多不存在，但IMD卻利用「農業生產力」作為衡量「商業效率」的其中一個因素，這簡直是一個笑話！

第二、在計算「政府效率」表現時，IMD以堅尼系數（Gini Index）來反映香港的「貧富差距」本來是一個適合的處理方法。但由香港統計處負責計算的堅尼系數是基於家庭住戶收入（Household Income）數據，而大部份發達國（例如經合組織成員國）制訂的堅尼系數卻使用成人收入（Adult Income）數據，兩者得出來的結果有差別和不能直接比較的。

這兩個例子說明IMD的全球競爭力有明顯缺點，讀者要小心了解整個競爭力報告，避免作出錯誤分析。當然，IMD的全球競爭力研究不是一無是處，在這研究中，IMD每年都進行一項稱為企業管理層意見調查（Executive Opinion Survey），其主要目的是收集企業管理層對當地的競爭力評價。因為被訪者都是企業精英，對經濟、商業、政府及募建的認知和理解較普通市民為高，他們在調查選擇的「答案」有助各地政府制訂相關措施，提升競爭力。

關焯照 經濟學家

斯諾登門（一）：中大是美國目標嗎？

【明報專訊】美國中情局前情報員斯諾登在港變節，透露香港中文大學在2009年開始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監控對象，中大官方則表示網絡沒有受襲舻象。究竟中大會成為國際社會的目標嗎？這曾是筆者的考試題目，說來中大的被追蹤價值有5類，其中4類如下：

網絡反恐重點保護對象

1）中大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負責香港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HKIX）運作，作為香港境內的互聯網服務中樞，這是由中大在1990年代發起，以支援毋須繞道海外的互聯網服務。中心一直是網絡反恐的重點保護對象，總部設在碧秋樓，內有嚴密保安系統，另有地點不公開的新總部分流，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奧運項目時，據說都有加強警備。年前「維基解密」透露，美國把將軍澳、舂坎角等香港海底光纖通訊電纜登陸點列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設施」，其性質與中大ITSC同類，常是爆發區域衝突時的「定點清除」目標。

2）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ISEIS）是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一個重點項目是南海研究，提供相關地區的衛星圖像，主要研究對象是海洋生態，但也支援其他圖像，例如污染分佈。它與歐洲太空局也有項目合作，而一些中國衛星未能偵察的南海區域，相信在歐洲國家鄰近基地的視野範圍內。由於中國臨近地區爭議以南海為主，外國容易以為相關研究有其他戰略價值。

中國金融反恐國安弱項

3）近年中國提出建設、整合境內外智庫網絡，不少中資機構都新近成立了研究所，進行種種與國家戰略目標相關的研究，在香港的大多與金融、法律等有關。這網絡是中國決策當局的重要諮詢環節，而中大有不少經濟學者參與相關項目研究，前任校長也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諮詢對象。美國對中國金融政策最重視，中國的金融反恐概念又落後於軍事反恐概念，被反恐界視為國安的弱項，因此不能排除有國家以為一些中大研究單位或人員，能接觸上述資訊。

4）中國改革開放前，美國相關部門的聯繫者學者聯合會在中大設有基地，蒐集中國情報，這機構是今日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的前身。中心後來移交中大直接管理，上述身分已不存在，一般相信今天也沒有機密。但年前USC領導層變動，身為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學術權威、《鄧小平傳》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獲邀調解，傳出有學者對處理敏感資料有不同意見，反映在一些人心目中，它依然有一定傳奇色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斯諾登門（一）：中大是美國目標嗎？

【明報專訊】美國中情局前情報員斯諾登在港變節，透露香港中文大學在2009年開始就是美國情報部門的監控對象，中大官方則表示網絡沒有受襲舻象。究竟中大會成為國際社會的目標嗎？這曾是筆者的考試題目，說來中大的被追蹤價值有5類，其中4類如下：

網絡反恐重點保護對象

1）中大資訊科技服務處（ITSC）負責香港國際互聯網交換中心（HKIX）運作，作為香港境內的互聯網服務中樞，這是由中大在1990年代發起，以支援毋須繞道海外的互聯網服務。中心一直是網絡反恐的重點保護對象，總部設在碧秋樓，內有嚴密保安系統，另有地點不公開的新總部分流，在香港舉行世貿會議、奧運項目時，據說都有加強警備。年前「維基解密」透露，美國把將軍澳、舂坎角等香港海底光纖通訊電纜登陸點列為「關乎美國國家安全設施」，其性質與中大ITSC同類，常是爆發區域衝突時的「定點清除」目標。

2）中大太空與地球信息科學研究所（ISEIS）是中國國家遙感中心的香港基地，一個重點項目是南海研究，提供相關地區的衛星圖像，主要研究對象是海洋生態，但也支援其他圖像，例如污染分佈。它與歐洲太空局也有項目合作，而一些中國衛星未能偵察的南海區域，相信在歐洲國家鄰近基地的視野範圍內。由於中國臨近地區爭議以南海為主，外國容易以為相關研究有其他戰略價值。

中國金融反恐國安弱項

3）近年中國提出建設、整合境內外智庫網絡，不少中資機構都新近成立了研究所，進行種種與國家戰略目標相關的研究，在香港的大多與金融、法律等有關。這網絡是中國決策當局的重要諮詢環節，而中大有不少經濟學者參與相關項目研究，前任校長也是國家經濟政策的重要諮詢對象。美國對中國金融政策最重視，中國的金融反恐概念又落後於軍事反恐概念，被反恐界視為國安的弱項，因此不能排除有國家以為一些中大研究單位或人員，能接觸上述資訊。

4）中國改革開放前，美國相關部門的聯繫者學者聯合會在中大設有基地，蒐集中國情報，這機構是今日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SC）的前身。中心後來移交中大直接管理，上述身分已不存在，一般相信今天也沒有機密。但年前USC領導層變動，身為中心顧問委員會主席的學術權威、《鄧小平傳》作者傅高義（Ezra Vogel）獲邀調解，傳出有學者對處理敏感資料有不同意見，反映在一些人心目中，它依然有一定傳奇色彩。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副教授 沈旭暉

林濁水: 城邦論與台灣主權

香港城邦論的陳雲說：「左翼以為我是城邦孤立派，民主黨以為我是搞港獨，國際派以為我是投共了。」他辯解說，其實城邦論才是「真正的中華政術。」

城邦論主張：

一，由周邊的台、港、澳開始，和中國，同時具備主權的四方締結成為中華邦聯。台灣加入邦聯，它的獨立自治權會比香港的大。邦聯在軍事權統一體制下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各地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邦聯設立協調辦法。

二，再推展到中國大陸地區，適當以地方自治的方法處理清朝這個滿蒙帝國帶來的蒙古、西藏和新疆的外族領土，奠定華夏以文化立國的憲法體制。

三，中華成立邦聯之後，可以用準成員、預備成員的方式，敦睦日本、韓國、新加坡，並且與漢文化流播地區（越南）及宗教文化友好地區（泰國、緬甸、不丹、斯里蘭卡）保持緊密關係。

依上面三個內涵，城邦論的城邦觀念來自周朝封建制度；把世界區分以漢人為中心的內外親疏層次有如中國傳統天朝秩序，以漢京城為中心，由內而外，依據「華夷之辨」，把天下依親疏畫分成漢人本部/朝貢諸藩屬/化外；納滿䝉藏新疆為版圖是繼承了和傳統中國大異其趣的大清多元帝國的遺產，看來倒真的比誰都還中國。

另外很有趣的是，一般批評是城邦論是香港自搞自的民主，不理中國，像是一個自顧自的小格局自了漢，但，天朝，天下等「華夏」秩序架構實在非常宏大，並不是自了漢的小格局。

任何體制的維持秩序保証，核心不外軟實力的共享價值和硬實力的武力。

邦聯成員內政自主，就這點來說，他很鬆散；他最強力的，也是起碼的連結是軍事的同盟。無論是中國古代周朝天下，早期瑞士邦聯，德意志邦聯，美利堅邦聯都是成員在共同防禦需要組成的軍事同盟。既然如此，城邦論就必須處理軍事武力的問題。陳雲的中華邦聯，邦聯各成員除了如他說的必湏「行政獨立、財政獨立、司法獨立」和「外交方面，彼此釐定權限」外，卻是成員在放棄軍事自主的條件下組成的。現在港澳並沒有軍事權，於是陳雲主張「中華四邦同時具備主權而締結成為邦聯，軍事權統一體制，各地可以保有治安力量及象徵式的防衛力量。」倒也順理成章。但他進一步認為台灣也當把軍權交給邦聯中央，這就出現了四層的問題：

一，無論邦聯各邦或周朝各諸侯，或者今天歐盟各國，彼此總體國力相差不大，撐起了一個勢均力敵的穩定的平衡關係，如今中華邦聯各邦大小極度懸殊，勢必不可能維持穩定的平衡關係。

二，武力是維持秩序的最後手段，因此西方歷史上的邦聯各邦和中國周朝各諸侯的軍隊自然就是維持各自內政自主權的依賴，如今中華邦聯軍事集權中央，邦聯自治的保證在那裡？

三，台灣現在和對台灣沒有領土野心的美國維持了「準軍事同盟」關係，而其目的正在於防禦來自中國對主權威脅，怎可能輕易把軍事權交給由中國支配的「中華邦聯」？

事實上，以現實主義而非教條的民族主義的角度來看，在今天東亞對峙的現況，不要說台灣依2009年以來，中國一些軍方人士要求的，兩岸透過南海，東海爭端上的「合作」以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單單台灣如美國學者季禮說的依芬蘭模式走向「中立化」都是中國非常巨大的勝利，既然如此，要台灣交出軍權換取毫無保障的邦聯身分，不切實際。

儘管城邦／中華邦聯論問題重重，但他指出的「中國國土遼闊，勉強採取中央集權體制，無法照顧各地文化風俗而立法與權宜行政，必會成為官僚理性主義統制之國，損害生機，或者落入中央與地方脫離，無法把持大局的失敗國家。」到底是華人世界無可廻避，必須處理的事實。他說的「香港及台灣之華夏文化及現代化經驗亦可垂範中國本土，引導中國本土復正及復漢」從中國改革開放後，港台對中國曾經扮演的角色上來看也不能說是過分誇大，更不能說城邦論「遠中」，或「去中國化」，頂多只能說，城邦論的「遠中」，或「去中國化」是階段性權宜性的，其目的則完全相反。於是我們在感受到陳雲的深沉悲情之餘也當嚴肅地面對他指出的大問題。無論如何，《香港城邦論》會連續成為香港暢銷書年度榜首，自有有他的大道理在，不能等閒對待。

（原文刊於台灣想想論壇，經作者授權轉載。）

紀曉風: 調查指八成港爸受壓失眠 模範港爸授三大減壓錦囊

父親節將至，當大家都在計劃如何與爸爸慶祝節日時，昨日卻有團體公布調查，指受訪父親壓力達10分中的8.2分，開心指數更低至3.9分！原來香港的父親面臨如此大的壓力！

老紀就此訪問過「模範港爸」涂謹申，他卻表示自己沒有壓力問題。細問之下，發現低壓背後有三個原因。原來一切源於心態，享受抑或難受，存乎港爸一心。

一間商場早前進行「香港父親開心 vs 壓力指數」問卷調查，訪問了556名仍有子女在學的父親，了解他們的壓力程度及親子相處之道。

結果發現，以10分為滿分，受訪爸爸的開心指數平均只有3.9分；反觀壓力指數，10分為最大壓力，受訪者的平均得分卻高達8.2分！至於壓力帶來的影響，有81%的受訪港爸表示曾因壓力失眠，45%則拒絕與別人說話，35%就曾逃避歸家或上班。

其 實，香港家長壓力大，一向是眾所周知的事情。上月救世軍才發表調查，指港媽的壓力來源主要是子女學業、子女健康及生活經濟。救世軍發言人就舉例指，以前小 朋友只要有塑膠公仔便滿足，今天卻想要平板電腦，家長的壓力自然大。有母親接受訪問時也表示，為了保持競爭力，子女每星期都要上英文、數學、古箏及籃球等 的補習及興趣班，每月花費達2000多元。至於學業問題就更為惆悵，就以北區學童沒有當區學位為例，小孩就要靠返回機制隨機分配小學，家長都擔心子女不能 入讀質素較好的學校，顯得非常煩惱。凡此種種，都加深了香港家長的壓力。

港爸壓力大但愛「搞gag」

耐 人尋味的是，昨天公布的調查同時發現，68%的受訪爸爸認為自己是個幽默風趣的人，近3成人也表示每天會開懷大笑，超過7成人更會每天或每星期跟子女講 笑，可見港爸原來都愛「搞gag」，並非大家想像般古肅。香港家庭教育學院總監狄志遠表示，樂見受訪港爸普遍採取開放而幽默的態度與子女相處。而隨着子女 長大，他建議父親應以朋友的方式跟小孩相處，輕鬆「搞笑」的說話亦較易被年輕人接受。至於家長的壓力問題，狄志遠建議父親平日笑多一點，而且多做運動，好 好享受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為了解爸爸的壓力及「湊仔」心得，老紀昨日就請教中年才為人父的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談起一 歲多的兒子，他顯得特別高興，而跟老紀對話的過程中，兒子不時走入房間找爸爸玩，涂謹申都會笑着推開他，笑聲中瀰漫着一份甜蜜。究竟兒子的「魔力」是否真 的這麼大？涂謹申認真地回答：「真的，我現在無時無刻都處於開心狀態，真係唔好講笑！兒子的出現，圓滿了我的人生。」他指，以前自己給人的感覺比較單調沉 悶，但現在人人都說他笑得像蓮子蓉，整個人都年輕了，「我都覺得自己愈大愈後生，哈哈！」

雖然議員的生活非常忙碌，但涂謹申每天都把握時間與兒子相處，例如會把他帶到立法會的辦公室，趁在傳媒訪問間的空檔，就爭取時間與孩子玩樂。至於上個月的六四大遊行，涂謹申索性把兒子帶上街頭，實行將社運與「湊仔」同時進行。

對於調查發現父親的壓力極高，涂謹申卻出奇地表示自己完全不覺高壓，「我的壓力指數最多得1至2分，反而開心指數就有9分！」然而，大家都要面對同樣的問題，為何他卻能保持輕鬆？涂謹申表示原因有三。

首先，他指出太太與外傭都非常悉心照料兒子，特別要感謝外傭，「我很幸運，這位工人不是覺得打份工就算，而是真心對兒子好，等於家中共有3位家長，自然可以分擔工作及煩惱」。涂謹申舉例，每當見到孩子發燒，外傭都能在30秒內拿出退燒工具處理，令他非常放心。

其次，他認為是「期望」的問題，「有些人期望孩子成龍成鳳，非成功不可，就當然會覺得好大壓力，天天都擔心。不過我不是這樣的人，我很簡單，總是覺得成就這回事，有就有，無就無，人就自然輕鬆」。

涂謹申更指，不會強求孩子入讀名校，反而希望按照兒子的性格選擇適合的道路，「如果他讀普通學校開心點，那當然就讀普通學校呀！」

第 三，就是其信仰給予的力量。涂謹申是一個基督徒，他指出對天父滿懷信心，所以從來不會擔心多餘的事情，「有些人常擔心子女將來的前途，我卻不會。就算明天 我和太太坐飛機，失事，一齊死了，我也完全不擔心兒子的將來，因為我知道天父一定會照顧他，我的朋友更不可能置之不理」。

涂謹申說，有些同為父親的朋友每分每刻都擔心子女的健康，他卻不會，一來覺得兒子很少有大病，二來對天父有信心，「大家可能覺得這樣是盲目樂觀，但我覺得這是信仰的力量」。

壓力大小實由自己決定

事 實上，孩子的出現不單沒有帶來壓力，反過來還為其仕途帶來幫助。涂謹申表示，太太懷孕時正值2011年的區議會選舉，街坊見到都會關心幾句，大家的關係就 此拉得更近。「現在市民在街上跟我打招呼時，有一半人都會問及我兒子的近況，就好似正在關心朋友的子女般親切，好像大家都睇住我個仔大！」他更指，有了孩 子後，根本不會愁眉苦臉，反而整個人變得開心了，人際關係也大為進步，絕對是喜多於悲。

更重要的一點是，成為父親後，自己跟市民變得更接近，「以前我的專長是保安事務，但有了孩子後，喂，我點會唔關心教育呀大佬！其他諸如幼兒健康、醫療服務等的議題都感到設身處地。平時跟街坊說話時也有共同語言，大家同聲同氣，感覺很不同」。

涂謹申更強調，兒子的出現令他爭取民主的決心更為堅決，因為自己一把年紀無所謂，但絕不願見到孩子在無自由無民主的地方長大。

由此可見，有些父親會因為子女而感到壓力沉重，甚至失眠寡言；但有些父親卻能因為子女的出現而脫胎換骨，古肅變開朗也非不可能。享受與難受，都在一念之間，一切都是源於自己的心態。老紀希望港爸都可以像涂謹申一般，真正享受到育兒之樂！

馬家輝：累之國

白宮主人送了一張木杉椅給中南海主人做紀念品，北京的官方說法是，長椅意喻中美關係「平起平坐，共榮共存」，誰都不能獨佔國際舞台；然而網民不賣帳，留言嘲諷這其實是提醒中國的掌權者，椅子很寬，不宜獨坐，應該讓人民分享權力。

一張長椅，各自表述，非常合理。所以我們很感興趣在送禮者的心裡，這張長椅到底代表什麼，而這個「什麼」，當然可以是個複數，既是這樣亦是那樣，一椅多喻，同時進行。

譬如說，當白宮主人送出椅子時，既可視之為中美關係的和諧象徵，卻亦可能在心裡提醒一句，喂，大佬，記不記得在遙遠的中國北方，有一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正在牢裡，他沒法跟外界接觸，他沒法前赴瑞典領獎，頒獎禮上有一張空椅子在等著他。你和我有椅子坐，他卻沒有。而且，中國的牢房愈關愈多人，在國際上騰空出來等待他們的椅子必須愈來愈多、愈來愈長。所以長長的椅子其實象徵著一張長長的受難者名單，百年杉木，百年哀傷，中國人的傷痛彷彿無休無止。

喔，諾貝爾獎，對了，最近剛好看到相關新聞，原來已逝世的孖辮富婆曾經打算設立類似諾貝爾獎的巨額獎項，流芳百世，影響眾生，但她非常聰明，不願意設立和平獎，擔心事涉政治，惹來禍端。

中國式富豪確實可憐。富可敵國，卻仍然處處怕「國」，恐懼得罪國權政要而惹禍上身；由此可見，在高壓的權力恐怖下，不管有錢沒錢，皆難得自由，皆心有顧慮，怪不得中國人的眉頭總是緊皺，全中國，沒有半個開心的人，包括掌權者自己，因為他們亦時時刻刻怕被同志陷害鬥倒，無形壓力，難以言喻。中國真是一個不高興的國家，中國人真是自我虐待的民族。

近十多年來，其實早有一個百歲富豪以己之名弄了一個疑似諾貝爾獎，同樣由於怕惹爭議而不敢設立文學獎，只肯把獎項頒給科學家們，因為科學評審比較「客觀中立」，所以也比較安全放心。中國人的細心與精明，由此可見；但中國人的怕事和鄉愿，同樣由此可見。擁有天文數字的財富，卻沒有設立獎項的自由，中國人真可憐。

中國一直是個沉重的國家。有錢的，沒錢的；有權的，沒權的，總被空氣裡的惘惘威脅壓迫著，幾乎連呼吸亦可聽見沉重的聲音，提心吊膽，不知道災難何日來臨。累之國，壓之國，天祐我們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