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傑: 橘子越淮

香港特區「當家作主」的悲劇，由「行政會議」的腐爛開始。此一事實，沒有什麼好再爭辯。

越急於解釋，越是露短，不如大大方方承認：橘越淮而枳，從前「港英」殖民地總督領導的行政局做得到的，後來「當家作主」的人，不可能做得到。

為什麼？說來就話長。譬如，人家「港英」時代的教育司，是很尊貴的高官，他決定香港的下一代，讀什麼課程，接受什麼樣的意識影響。因此，英國殖民地的教育司，出席立法局會議，絕對不會心不在焉地用他的手機查閱股市資料──當然，殖民地時代沒有手機，然而那時的英國人教育司，不會在出席立法局會議時偷偷在看英文虎報的馬經。

香港特區的教育官員，卻被記者逮到在立法會覽閱手機裏的股票資訊。你可以很「愛國」，因此十分「反殖」，也因此十分痛恨鴉片戰爭和所謂的火燒圓明園，但你的仇恨和不忿再高漲，也無法改變「港督會同行政局」比香港特區「行政會議」的質素高此一事實，因為派來香港管治的英國人，即使在他們的祖家是三流人才，也不會在殖民地行政立法局開會時偷看馬經或黃色小說。

英國官員不會，他們提拔的高等華人政務官也不敢──這就是殖民主義的優越所在：一旦有此行為，英國主人抓起桌上的文件，可以劈頭砸臉地向他擲過去。殖民地主子對奴才不假詞色，面向公眾，你是「天之驕子」，但關上門，你是他使喚的下人，這樣一來，香港才有了一支「世界第一流的管理隊伍」，是華人，在一九九七年，移交給中國。

水土不同，種出來的果實當然變酸，這是植物學的常識吧。哇哇大叫，呼天搶地，於事實無補，狡辯更是多餘。世界上的許多事，沒有你以為之複雜：西瓜、香蕉、木瓜，只能種在熱帶，搬到冰島和瑞典就不行，就是這樣簡單。

古德明: Must needs的用法

問：貴欄說「偏偏」或可譯做must needs，但查了多本字典，都不見這個詞。Must之後，不是應用原形動詞（infinitive）的嗎？那needs是什麼詞式？

答：Must needs一詞，「多本字典」都沒有？我有點奇怪，但查中型字典，的確找不到。牛津字典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eeds條下則有注釋：（adverb） Of necessity, necessarily. Now rare except in clauses containing "must". "Must needs": foolishly insist(s) or insisted on (followed by "do")。換言之，needs是副詞，解作「必要地」或「必須地」，但除了用在有must的子句之中，今已罕見。Must needs即「愚蠢地硬要（做某些事）」，主詞（subject）可以是I、you、he、they等等，並須和原形動詞連用，說過去或現在的事。字典沒有說的，是must needs還有「討厭地硬要（做某些事）」含義，例如：He / They must needs turn on the radio full blast when I was in bed（我睡覺的時候，他/ 他們偏偏把收音機開到最大音量）。

Must needs還有另一個意思，就是「必定」、「必須」。第七版《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needs條有以下例句：We must needs depart（我們必須離開）。這個意思的must needs，也可寫作needs must，例如：We needs must depart。

【代郵】朱先生：「箭頭」一般稱為「鏃」。《外科醫》所謂「簇在膜內者須亟治」之「簇」，為「鏃」之異體，較為少用。

吳志森﹕六四夜，我一定在維園

八九「六四」後連續10年，我的「六四」都沒有在維園度過。不去維園，是因為我從來都不喜歡硬生生的程序和儀式，那時候我常問自己：為何一定要到維園接受支聯會那一套十年如一日行禮如儀的集體儀式？為什麼「六四」悼念一定要由支聯會壟斷「獨家播映權」？為什麼不能由我自己選擇如何悼念？那10年的「六四」，都留在家，在心裏點起燭光，回想「六四」的驚心動魄，遙祭冤死的亡靈，思索香港和中國的茫茫前路。

回看起來，原來10多年前，我的想法與今天一些人的主張竟然驚人地相似，但卻有本質上的不同。他們告別「六四」燭光晚會，呼籲港人不要去維園，反對「愛國愛民」的口號，只是一個藉口，最終的目的，是要告別「六四」，因為「六四」是中國人的事，與香港人無關。說得清楚一點：是藉告別「六四」來「告別」中國。

10年後的「六四」，我終於去了維園，我同樣無法投入與我心情格格不入的程序和集體儀式，但我對維園燭光晚會的意義，卻有更深一層的體會。我舉覑燭光，百感交集：為何追名逐利現實見稱的香港人，萬千燭光會風雨不改堅持不懈？是因為燭光對良知的呼喚？是因為燭光照亮血腥的真相？燭光的記憶可以對抗遺忘？用燭光聲討當權者的罪行？還是「六四」今天還未結束，大大小小的「六四」慘案每天仍在發生？

燭光如海 是一種反抗

燭光如海，是一種反抗，獨裁者織起密不透風鎮壓之網，禁絕全國對慘案的哀思，就只有南方這麼的一個小島，用燭光向反人類的屠殺者說不，喊出人民不會忘記！更重要的是，對六四的遺屬，對冒險犯難的維權人士，對身陷囹圄的異見者，對繼續受到當局長期軟禁監視的家人，如海的燭光向他們大聲喊說，你們並不孤單，遠方這個小島的同胞，並沒有遺忘你們，儘管沒有什麼實質的支援，卻是使他們繼續堅持下去的精神動力。香港是自由社會，你當然可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地方悼念，但當燭光散佈無法集中，人數大幅減少，力量萎縮，最後偷笑者是誰，大家心中有數。

城邦本土派說，香港人悼念六四，維園年年燭光，是因為港人當年支持學生押錯寶，要借悼念贖罪。這可能只是他們的夫子自道，又或幻想出來的虛假現實，這種指控，是對全體香港人的侮辱。

整個城邦本土派的核心理論，都只是一場虛幻的想像：「中國的毒奶粉和中國的人權民主自由，都只應由中國人負責，與香港人無關。香港人要告別中國，只需管好自己的事，不要搞中國，就可以避免中國來搞你。」這只是一廂情願的幻想，你「告別」中國，但中國不會跟你告別，河水早已氾濫，獨裁者的魔掌早已伸來香港，如何自我退縮，香港也不能獨善其身。

無論用什麼口號，都與我無關，悼念不是為了支聯會。六四夜，我一定在維園。

張華: 悼念六四分水嶺

今年六四有兩個怪現象，或將成為香港悼念六四的分水嶺。

其一，民主派就應否悼念六四，以及悼念的形式、口號等，分裂成「本土派」及「大中華派」，支聯會受到前所未有質疑，且表現得左支右絀，成為它成立24年來的空前危機。

支聯會先提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企圖跟中共爭奪「愛國」詮釋權，遭各界批評後，仍企硬拒撤回，被指梁振英死不認錯有何分別？憑甚麼你就是擇善固執而別人不是呢？從提出這口號，到它的回應，可見支聯會主事者跟民情嚴重脫節！

更甚者，有支聯會常委去信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要求對方協助反駁本土派，遭丁子霖拒絕後，反指摘丁患了「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意即受害人長期被迫害後，反同情加害者）。「罵戰」被公開後，對支聯會形象的傷害更大，也令本土派更理直氣壯指摘支聯會，加劇兩者怨懟。

可以預見，今年到尖沙嘴參加本土派燭光集會的人數，應比往年增加，長此下去，這種分裂將對香港六四悼念活動將造成致命打擊。

另方面，建制派今年高度默契，低調應對六四。過去左派、保皇黨、土共、親中人士等，包括全國政協張家敏、前港大學生會會長陳一諤、青年民建聯周浩鼎等，都會跳出來大放厥詞。但今年他們沉默以對，立法會討論「平反六四議案」時，他們幾乎避席；一眾官員也封口不語；甚至青年民建聯的《城市論壇》常客，也消聲匿迹；就連梁振英也「恰巧」去了上海。是他們忘記六四嗎？

當然不！國內朋友表示，他在QQ（網上聊天軟件）跟友人提及要在六四當晚來港去維園，誰知朋友很快就被公安帶走問話，還要打指模！顯然，他們對中國人的知情、覺醒，怕得要命！

當民主派內訌，建制派當然樂得做觀眾。若發表謬論，反會「破壞」民主派的內鬥，使民主派的互相攻訐戛然而止！即使沒「阿爺」指示，他們也不會蠢到這個地步吧？

因此，為免親者痛仇者快，大家今晚更應站出來，到維園點起更多蠟燭，讓燭海溫暖死難者家屬的心，也見證我們集體向中共說不的決心！今晚維園，不見不散！

盧峯: 怎能讓維園燭光熄滅

今天是六月四日，你準備好到維園高舉燭光，向北京當權者說不嗎？

二十四年了。二十四年不是短的日子，差一年就是四分一世紀了。這許多年來，市民年復年聚集在維園，高舉手上燭光，高喊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結束一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的口號，為的不是爭甚麼旗幟，為的不是甚麼政治利益與好處，為的是拒絕遺忘，為的是人間公義，為的是民主與自由在中國大地開花結果。

八九年天安門民主運動波瀾壯闊，不但牽動數以千萬北京、上海、廣州、中國各地青年學生、市民的心，也觸動了向來政治冷感的香港市民。大家都為學生的熱情熱血打動，大家對當權者的冥頑不靈咬牙切齒，大家對民主黎明充滿期待。可惜，巨大的熱情與良好的願望不足以扭轉當權者的心思，不足以改變中共對權力的戀棧。他們為了保住手上的權力，為了保住從上到下成千上萬的貪官，不惜出動坦克、裝甲車、重機槍、達姆彈鎮壓手無寸鐵的學生、市民，把長安大街變成戰場，把北京變成戰區，令全國落入殘酷鎮壓及白色恐怖中。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女士的十七歲兒子蔣捷連中彈身亡，身中三槍的學生張健仍有彈頭留在身上，湖南民運人士李旺陽先生無辜陷獄二十多年，去年出獄後還要「被自殺」身亡。

犯下了這許多惡行，手上沾滿了學生、市民、民運人士的鮮血，但北京當權者毫無悔意。他們反而用盡手上的權力、資源封殺八九民運的消息，打壓六四死難者家屬，強迫令中國遺忘六四鎮壓，並且利用在香港的打手、嘍囉威逼利誘香港市民忘記這段歷史，遺忘六四。還好，年復一年，市民都在堅持，都以手上的燭光向全世界說明，我們沒有忘記，我們不敢忘記。今天，我們仍處於這場遺忘歷史與反遺忘歷史的鬥爭中，我們更不能退縮，我們更不能讓維園的燭光熄滅。

不敢遺忘以外我們還要堅持人間公義。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市民要求的是反官倒，要求的是落實憲法中公民的自由，要求的是民主改革。他們在過程中堅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堅持要跟政府講理，希望說服北京當權者改變態度，放棄集權體制。只可惜北京當權者權力慾薰心，不但沒有珍惜學生、市民的好意及愛國熱忱，反而以強大的火力及重武器殺害他們，反而以莫須有的罪名把他們長期監禁，教他們吃盡苦頭。民運人士李旺陽先生不過支持民運，要求政改就被關了超過二十年，就被折磨得體無完膚，到最後還要「被自殺」。像這樣的麻木不仁，這樣的不公義，我們怎能緘默？我們怎能坐視呢？

當然，二十四年的堅持不容易，過程中有風雨，有批評，有質疑。回歸前，不少建制派人士要求解散支聯會，取消悼念活動，以免損害中英、中港關係。回歸後，前特首董建華或明或暗的向支聯會核心成員施壓，要他們停止悼念活動；而識時務的政界人物則不斷游說市民放下六四包袱。

到今年情況更複雜，北京當權者及建制派固然繼續施壓，一些人也因為支聯會今年的口號有「愛國愛民」等字眼提出批評，認為跟中共搞的愛國主義太接近，甚至有人因此發動杯葛六四晚會行動。支聯會是個民間團體，它的主張、建議及做法不一定所有人都認同。六四鎮壓後不久，就有部份團體批評支聯會太香港本位，太考慮本土利益，對內地民運支持不足。今次對口號的爭論雖然激烈，但至少讓大家有機會重新反思八九民運是甚麼一回事，六四鎮壓是甚麼一回事；至少令大家再想一下為何參加六四燭光晚會。從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可以清楚看到，八九民運及支聯會的愛國跟中共搞的愛國主義根本是兩碼子事，不能混為一談，市民對此也非常清楚。試想想，過去二十幾年來，有哪個團體比支聯會及它辦的活動更令中共面目無光，更刺激北京的神經？

今天，我們要為李旺陽先生等民運英烈點起悼念的燭光，要為公義與真理點起燭光，要為民主與自由點起燭光。今天，我們更要以手上的燭光向北京當權者說不！

胡力漢﹕六四情意結的異變

「您苦苦留戀這個國家，但是這個國家愛您嗎？」

34年前，內地劇作家白樺，在電影劇本中引用這句對白，引起無數知識分子共鳴，他們剛經歷了文化大革命，對國家忠誠的感情出現了異變。想不到34年後，這種情緒在香港的年輕人心靈中重新發酵。

過去5年，中國政治大幅倒退，而這種倒退，赤裸裸體現在對港政策上，年輕一輩香港人看在眼裏，本能上直接的反應，就是要跟母體切割，這反應完全可以理解。

還記得在六四發生後不久，也有香港人為了自保，鼓吹過港獨運動，但經過一輪思想爭戰，很快亦被主流政客的聲音掩蓋。

從民族情感上，香港人跟祖國母體完全剝離，在可見將來，基本上沒有說服力。

從現實角度看，風險亦相當大。

回歸前後，北京的對港政策，建基於一個大前提，就是香港人都是心向祖國的，縱使在評價中共治國手法上有所分歧，但雙方都仍然抱有一個共同目標，為13億人福祉而奮鬥。

多年來跟內地中層官員交流時，他們心底裏體諒香港人對六四的堅持，這可以解釋，為何回歸16年以來，北京並沒有對香港支聯會採取實質性的打擊，對司徒華態度亦十分克制。

國安系統虎視眈眈

可是，如果中央跟香港人的基本共同信念分道揚鑣，甚至視香港為分離主義溫脇，那對港政策必定會作出更為激烈的轉變。

國家維穩和國安系統，一直以來對香港虎視眈眈，回歸以來，不停蒐羅外國勢力與分裂活動的實據，如果港人公然鼓吹分離運動，正正為他們找到最佳藉口，全面而公然地介入香港事務。

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先生，他值得我們尊敬的地方，除了是他對真理那份堅持，還有他那份老練的抗爭策略。我們抱覑愛國的信念要求平反六四，針對的是一個政權，但若果我們為了偏安、自保而跟母體割離，失去的將會是13億人的支持與認同。

作者是資深中國新聞記者

劉銳紹﹕用民間智慧破官方壟斷「愛國」

悼念和要求平反「六四」的活動已進行24年，但今年出現了應否談及「愛國」的爭論，連「天安門母親」發起人丁子霖也不同意用「愛國」的字眼，令人有點詫異。不過，回心一想，這也是好事，因為爭論可以帶出冷靜的思考：怎樣才是真正的愛國？怎樣才能把真正的愛國付諸實踐，最終建設民主中國？

先看丁子霖的反應。她雖然不同意用「愛國」的字眼，但我想這不代表她不愛國。她的兒子蔣捷連在「六四」鎮壓中遇害，令她悲痛欲絕，但無法申訴，兩年後才能首次發表文章，把兒子遇難的消息公之於世，從而帶出日後一連串追究官方責任的行動。當年丁子霖的文章，就是發表在1991年6月15日我們出版的《當代》月刊。她在文章中也稱讚兒子的行動是「愛國獻身精神」，「用生命實現了自己的誓願」。過去多年，丁子霖也沒有不滿支聯會使用「愛國」的字眼，可見她對「愛國」一詞本來就是不抗拒的。

可是，北京當局對民眾平反「六四」的要求視而不見，並不斷增加打壓，製造新的冤案，還不斷壟斷了「愛國」的定義。另一方面，天安門母親以至老一輩的人士隨覑歲月流逝而作古，無情的現實令丁子霖感到希望漸渺，絕望卻愈來愈近，加上忽然被支聯會常委說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這才引起較大的反彈。所以，丁子霖的反應是可以理解，也是應該得到理解的。

應有「陣地戰」「輿論戰」的思維

不過，正因為中共壟斷、扭曲和污染了「愛國」的定義，我們才不能任之由之。在中共的政治文化裏，有一句關於宣傳輿論的話，就是「既要鞏固自己的陣地，也要佔領別人的陣地」。在執政前，中共是以理念和普世價值來鞏固自己的輿論陣地，但在執政後（尤其是近年），他們則使用強權和金錢來鞏固自己的輿論陣地，並用同樣的手法，壓制和霸佔別人的輿論陣地，因為它已失去道德力量。

既然如此，我們就應該和必須努力讓被扭曲的輿論返回正軌，否則只會節節敗退。試想，如果中共用他們的標準來闡述「愛國」而我們就從此不談，那麼，日後他們談（有條件的）「普選」、（社會主義）「民主」，我們也不能談嗎？不行！絕對不行！我們應該有一種「陣地戰」、「輿論戰」的思維，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鞏固和擴大屬於老百姓的思維陣地，而不應削足就履。

因此，我一方面理解支聯會今年暫時不提「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的意圖，是為了減少爭議，集中精力搞好燭光晚會，但另一方面我也希望他們日後還是要通過不同的活動，把真正的愛國理念、定義、內涵和行動的性質說清說透，不能被官方壟斷了「愛國」一詞。事實上，支聯會平時也舉辦不少有關真正國情的講座，在每年悼念「六四」的活動之前，這類活動更多。這就是一種不讓官方壟斷話語權的行動，也是一種多角度明辨國情的方法。

中國民間起了三大結構變化

這就引伸一個更大的問題，就是如何用民間智慧來打破官方強而有力的控制和壟斷。官方擁有政權和龐大的資源，但它嚴重缺乏的就是政治道德和勇氣，所以它在政治上只會原地踏步，甚至後退。這24年來，完全證明了官方只能在人民的自發湧動下，在經濟領域有點成績，但在政治領域卻像地球一樣不斷自轉，沒有能力自我完善。看到這種情，我們不能讓中國團團轉，民間社會要努力令中國像地球般向前公轉。

不妨多點留意這24年來的中國民間，其實已起了三大結構的變化：一是經濟結構變了，愈來愈多人不靠大鍋飯，公民權利和自我意識已大大提高，所以維權事件日增，由1992年8000多宗增至去年16萬宗。二是意識形態結構變了，人民不再盲從官方的洗腦（其中中國網民已達5億，自行爭取信息自由）。三是中國與國際格局變了，中國不能再「關起門來打仔」。所以，正當官方黔驢技窮的時候，屬於人民的方法卻愈來愈多。香港和內地的民間社會如何增加信心，互借東風，進退有度地推動中國民主，正是大家必須思考的事情。

今年「六四」出現「愛國」爭論，也反映了一個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北京更必須注意。這就是對中國感情淡化，不願與中國發生任何關係、甚至割裂關係的想法和行動愈來愈明顯；概而言之，就是「去中國化」。官方不能責怪老百姓，而應該從自己的言行入手。我經常跟內地的朋友說，中國官方不能老是強調成績，例如中國已躋身世界強國之林，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中國已經可以送人上太空，中國已有了航母，有能力主辦奧運……相反，中國必須效法「周處除三處」，除了殺死猛虎和蛟龍之外，還要革除自己的弊病和惡行，不再欺負人民，人民才會歸心。今天在香港出現的「去中國化」情緒，就像台灣出現「不能與中國統一」的情緒一樣，尤其在青年人圈子裏，這種感覺愈來愈強。北京不能只懂指摘「這是激進派的錯誤引導」，甚至「外部勢力挑撥離間」，而不反求諸己。北京倘若等到「溫和派也變得激進」的時候才蘇醒過來，那就為時已晚了。

民間沒有分裂的本錢

最後必須一談的是，有些朋友不認同支聯會的方向和做法，提出杯葛和另起爐灶的建議。從多元化和自由選擇的角度看，並無不可，對上述意見也毋須口誅筆伐，免陷入另一場無謂的內耗。但各方必須注意一點，就是民間沒有分裂的本錢。我贊成可以用不同的形式悼念「六四」，但不要在凝聚民氣、顯示民間力量的重點活動（例如今晚舉行的燭光晚會）的同一時間舉行，因為十隻手指握成拳才有力，其中一指不合作，拳頭就變成枕頭了。所以，今晚維園見。

程翔﹕「六四」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

「六四」24周年了。24年來，香港人憑覑自己的良知、對是非黑白的執著，以及對國家的關愛，都在「六四」這一天，跑到維園，以歌聲和燭光，紀念24年前那一場屠殺。我們這種自發的、無私的行為，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後，果然匯集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於無聲中把香港建設成為中國的良心。這是每一個香港人最值得自豪的。

為什麼說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良心？因為我們通過紀念，使中共想在全民族的記憶中抹去此一頁的圖謀不能得逞。通過紀念活動，我們不但為中華民族保存了歷史真相，也伸張了歷史的正義，而這正是民族良心所在。

24年來，香港是中國大地上唯一一處能夠紀念「六四」的地方。我們在香港紀念「六四」，客觀上是在向大陸「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作鬥爭，有力地支援了內地的民主抗爭活動。

一場記憶的鬥爭

蘇聯東歐集團崩潰前，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錄》裏說：「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作者批判了共產黨統治的國家裏，往往出現「有組織的遺忘」，表現為在極權政治的高壓下，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的人既是被迫也是主動地選擇了在「遺忘」中生存，於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歷史文化，甚至是語言文字在時間之河裏漸然消音了。所以，為了不讓當權者抹煞歷史罪行的行為得逞，人民就要與之開展一場記憶的鬥爭。所以，每一個「六四」燭光晚會的參與者，就是用個人非常卑微的力量向這種「有組織的遺忘」說「不」。

中國學者徐賁在其巨著《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集團出版，2008年）中指出：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來記憶。哪怕對那些與我們只有淺淡關係的人們，我們也與他們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藉由人類共同創傷的記憶，各種社會群體、國族社會，有時候甚至是整個文明，不僅能夠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還會就此擔負起一些重責大任，警惕袖手旁觀的冷漠。他引述英國歷史學家Ian Kershaw所說，「通往奧茲維辛（筆者按：德國納粹集中營）的道路，為之開道的是仇恨，為之鋪路的是冷漠。」

我們紀念「六四」，正是因為「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道德責任驅使我們要牢牢記住這種眦滅人性的邪惡事件，避免我們民族再重蹈這種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我們的堅持，有力地支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女士常常說，沒有香港的支持，她們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前幾年，中共曾經放聲氣要和「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個別成員商談賠償問題。雖然由於「天安門母親群體」堅持集體談判而告吹，但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中的道德底線已經在崩潰中，不敢再堅持屠城有理的歪論，改而商談賠償。如果它沒有錯，它幹嗎要跟你談賠償？所以，我們對天安門母親的堅持，至少可以促使中共的道德底線的早日崩潰。

燭光晚會成為播種機

我們的堅持，使維園的燭光晚會成為播種機，協助內地朋友突破當局的信息封鎖。近年來很多內地同胞專程來港參與「六四」的紀念活動，這是維園人數年年遞增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回到大陸後，這些潛藏在內心的火花，將在未來適當的時候變成燎原的大火。

正因為我們敢於向「一黨專政」說「不」，堅持24年以後，內地人民也認識到，他們在大陸，如果有「不平鳴」，必須走來香港發聲。從近年香港成為大陸禁書的集散地可以看出，凡是在大陸有冤無路訴的，不管你級別有多高，你都只能走來香港訴說心曲。從此可以看出香港在大陸政局中，扮演一個良心的角色。

過去170多年以來，在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條漫長的道路上，香港都在默默起覑推動、促進、催化的角色。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一點已經為史書所記載了。想不到在最近的24年間，我們發展出一個新的「品牌」：中國的良心。這是我們值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們的政治資產。唯其如是，我們更應該勇敢地挑起對國家的責任。大中華派固然應該如此，本土主義者更應該珍惜香港這種獨特的作用而不應該喊出「杯葛六四」這種錯誤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