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3日星期一

程翔﹕「六四」使香港成為中國的良心





「六四」24周年了。24年來,香港人憑自己的良知、對是非黑白的執著,以及對國家的關愛,都在「六四」這一天,跑到維園,以歌聲和燭光,紀念24年前那一場屠殺。我們這種自發的、無私的行為,持續了將近四分之一世紀後,果然匯集成為一股巨大的力量,於無聲中把香港建設成為中國的良心。這是一個香港人最得自豪的

為什麼香港已經成為中國的良心?因為我們通過紀念,使中共想在全民族的記憶中抹去此一頁的圖謀不能得逞。通過紀念活動,我們不但為中華民族保存了史真相,也伸張了史的正義,而這正是民族良心所在。

24年來,香港是中國大地上唯一一處能紀念「六四」的地方。我們在香港紀念「六四」,客觀上是在向大陸「一黨專政」的政治體制作鬥爭,有力地支援了地的民主抗爭活動。

一場記憶的鬥爭

蘇聯東歐集團崩潰前,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笑忘》裏:「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遺忘與記憶的鬥爭。」作者批判了共黨統治的國家裏,往往出現「有組織的遺忘」,表現為在極權政治的高壓下,無論是個體還是群體的人既是被迫也是主動地選擇了在「遺忘」中生存,於是一個民族或國家的史文化,甚至是語言文字在時間之河裏漸然消音了。所以,為了不讓當權者抹煞史罪行的行為得逞,人民就要與之開展一場記憶的鬥爭。所以,一個「六四」燭光會的參與者,就是用個人非常卑微的力量向這種「有組織的遺忘」「不」。

中國學者徐賁在其巨著《人以什麼理由來記憶》(吉林出版集團出版,2008年)中指出:人以人性道德的理由來記憶。哪怕對那些與我們只有淺淡關係的人們,我們也與他們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藉由人類共同創傷的記憶,各種社會群體、國族社會,有時候甚至是整個文明,不僅能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還會就此擔負起一些重責大任,警惕袖手旁觀的冷漠。他引述英國史學家Ian Kershaw,「通往奧茲維辛(筆者按:德國納粹集中營)的道路,為之開道的是仇恨,為之鋪路的是冷漠。」

我們紀念「六四」,正是因為「因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道德責任驅使我們要牢牢記住這種眦滅人性的邪惡事件,避免我們民族再重蹈這種覆轍,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

我們的堅持,有力地支援了「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女士常常,沒有香港的支持,她們是無法堅持下去的。前幾年,中共曾經放聲氣要和「天安門母親群體」的個別成員商談賠償問題。雖然由於「天安門母親群體」堅持集體談判而告吹,但從這裏可以看到,中共在「天安門」事件中的道德底線已經在崩潰中,不敢再堅持屠城有理的歪論,改而商談賠償。如果它沒有錯,它幹嗎要跟你談賠償?所以,我們對天安門母親的堅持,至少可以促使中共的道德底線的早日崩潰。

燭光會成為播種機

我們的堅持,使維園的燭光會成為播種機,協助地朋友突破當局的信息封鎖。近年來很多地同胞專程來港參與「六四」的紀念活動,這是維園人數年年遞增的一個重要原因。他們回到大陸後,這些潛藏在心的火花,將在未來適當的時候變成燎原的大火。

正因為我們敢於向「一黨專政」「不」,堅持24年以後,地人民也認識到,他們在大陸,如果有「不平鳴」,必須走來香港發聲。從近年香港成為大陸禁書的集散地可以看出,凡是在大陸有冤無路訴的,不管你級別有多高,你都只能走來香港訴心曲。從此可以看出香港在大陸政局中,扮演一個良心的角色。

過去170多年以來,在中國走向世界文明這條漫長的道路上,香港都在默默起推動、促進、催化的角色。這是我們的光榮傳統,這一點已經為史書所記載了。想不到在最近的24年間,我們發展出一個新的「品牌」:中國的良心。這是我們得自豪的地方,也是我們的政治資。唯其如是,我們更應該勇敢地挑起對國家的責任。大中華派固然應該如此,本土主義者更應該珍惜香港這種獨特的作用而不應該喊出「杯葛六四」這種錯誤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