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每逢討論政改，建制派「學者」好喜歡用「民主不是靈丹妙藥」或「民主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之論述，來批評要求民主自由的朋友。這種「ＸＸ不是靈丹妙藥」的說法，借用高登的術語，本來就是萬能key，因為ＸＸ可以是民主，可以是人權，可以是自由，可以是任何的普世價值。在香港，任何有基本閱讀能力的朋友都知道，普世價值本來就不是用來解決社會問題，它只是人們與生俱來就應該擁有的基本價值，它是需要人們用盡力氣甚至鮮血來達到的目標，而不是用來「治病」。
正如有位中國智者說過，「民主是個好東西」，內裏之「民主」一詞，也是一個萬能key，可以是任何的普世價值（包括自由、人權、法治等等）。我們不需要大費周章，駁斥為什麼民主不是一個好東西，去駁斥法治究竟好不好，因為香港市民大抵都認同普世價值，問題是如何堅守下去而已。
所以，終審庭在孔允明案中，裁定申領綜援需要7年居港的限制違憲，引起了好多爭論。判辭內容，外界已討論了好多，不過當中有關社經權利存在一些基本誤解，實在要進一步講清楚。當然，筆者知道，現在是表態年代，大家喜歡表態多於深究，但是，還希望藉此多說一兩句話。
如何落實國際公約 兩陣比併
聯合國在1948年通過《世界人權宣言》之後，着手制定落實宣言的國際公約。說到底，要落實，就要有約束力，意味着簽約的會員國需要接受聯合國相關委員會的監督，包括向相關委員會遞交定期報告，讓委員會成員審議及提出建議，而且簽約國需要遵從及落實相關建議。這是簽約國的國際責任。
但是，在商討如何落實國際公約，出現了兩大陣營的比併。西方國家認為，公約應着重更多的公民及政治權利，而蘇聯陣營的則認為應該多談社會及經濟權利。兩派僵持不下，折衷的方案是推出了兩個不同的國際公約，一是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另一是社會經濟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兩者之分野，除了是冷戰的產物：意識形態的對立外，更是人權法律如何能夠在法院論斷的問題。
西方學者一般認為，公民及政治權利才是人權法律的基本，裏面的如表達意見自由、示威集會自由、選舉自由、刑事法律及相關訴訟對疑犯的保障等等，都是一個公民應有的個人人權，需要國家尊重的。
在一些毫不尊重個人自由及人權之國家，即使食飽穿暖，假如沒有公民及政治權利，何來真正的人權？ 更重要的是，這些權利均可以在法院尋求裁決的，用普通法的術語是justiciable。
先體現公民及政治權利
之後才是社經權利？
另一派學者則指出，社經權利不可偏廢，因為即使是聲稱有民主自由的國家，其國內的貧富不均、剝削勞工、無瓦遮頭、缺乏基本社會生活的情相當嚴重，片面強調政治權利則忽略大多數人連基本生活都得不到應有的保障。至於一些長期受到西方國家剝削的窮國，其人民長期受國際跨國資本家之剝削及控制，更需要體現這些權利。
在西方人權法學者的影響下，八九十年代的國際人權法所形成的主流論述是，第一，人權有優先次序，應先體現公民及政治權利，之後才是社經權利，所以有說前者是第一代人權，後者是第二代人權；第二，個人權利優先，集體權利排後。公民及政治權利是個人權利的體現，是個人自由的體現，應該比起一些什麼教育權、住屋權之類的集體權利優先；第三，公民及政治權利可以在法院訴訟的，即使在不同法制下的西方國家，一樣都有案例參考，反之，社經權利一般都是涉及公共政策及行政部門的決定，不是法官可以越俎代庖的。因為法官的責任是解釋法律，而不是代替一個由民主產生的政府在民意授權下所推行的公共政策，加上法官不是行政部門首長，不應、也不能指導以至代替行政部門施行哪一種公共政策的。
為了抗衡以上的西方主導的人權論述，有非洲學者倡導了所謂發展權，以擺脫西方國家對窮國的經濟剝削，以及窮國依賴西方國家市場從而失去經濟主導權的問題。至於一些極權國家，更全面扭曲以上的討論，將社經人權列為最優先的權利，公民及政治權利居次，以發展權甚至生存權以抗拒推動政治權利。到了1990年代，這種對立的意見仍散見於西方出版的國際人權法之課本內。
人權不應分先後優次？
但2000年後，特別是全球化之下，西方經濟屢受金融風暴打擊，貧富懸殊拉大，窮人沒有更少，只有更多，而曾是共產主義的國家，自從轉為民主化之後，人民在政治民主及自由之後，卻未必有溫飽，有些甚至懷念起共產社會。這種究竟先政治後社經或先社經後政治的人權討論已不復存在，反之，現在對人權的理解是，不應分先後、優次、時間或順序，而是一視同仁，人權就是人權，同樣重要。於是，法官的審理角度亦有變化，部分人權保障意識較強的國家，其憲法法院對於保障社經權利以及少數人權利方面，走得比西方國家更前。南非前憲法法院大法官Albie
Sachs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嘗試以人的尊嚴之角度來審議各類人權，而非上一代的以政治權利優先，法院不應多理會社經權利之角度來審案。筆者曾在本欄提過他的著作，此處不贅。
香港是英國普通法法制，長期受到英國普通法之影響，對人權條文的態度，當然跟西方國家無異——指的是上一代的西方法學主流，即是重政治輕社經。因此，當馬道立在霍春華案（Fok Chun Wa and another v The Hospital Authority
and another (2012)）第66及76段指出，「法院通常不會論斷政府的社經政策之優劣」，「只會在相關措施完全沒有合理理由之下，法院才會干預」，說法相當保守，大家就不感到奇怪。因為這是相當合符過往終院處理涉及社經權利訴訟的思路，例如領匯案件（Lo
Siu Lan v 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 (2004)），雖然判辭沒有直接提及，應以什麼角度來詮釋社經權利，而是以房屋條例內的技術理由來否決司法覆核，但看完此案的判辭，特別是法官強調他們只看法律解釋而不看其他元素，大抵沒有市民再願意以房屋權利來挑戰公屋政策，因為輸硬。
但當馬道立在孔允明案內以《基本法》第36條的社會福利權利作為起點，然後審視單程證需居港7年才能申請綜援之理據是否合符政策原意，再審視假如7年違憲之後，回復到居港1年的條件，會否對政府有較為沉重之公共財政負擔，則是完全顛覆了霍春華案過往終院處理社經權利的態度。雖然終院明言，此解釋未必適用於其他權利例如公屋，但卻打開了潘朵拉盒子，讓其他社會福利有關的爭議，交給法院審理，博一博，起碼比起游說政府及立法會修訂政策，多一條途徑。
終院「馬道立年代」
對筆者而言，終院一年來處理人權的態度，作了很大轉變，讓人耳目一新，可以算是正式進入了「馬道立年代」，值得支持。本年的W案件（W v The Registrar of
Marriage (2013)），還了變性人的婚姻權利，讓香港平權運動注入了強心針；至於較少人提及的周諾恆等地鐵儀式搶咪案件（HKSAR
v Chow Nok Hang (2013)），終院以技術理由指出周諾恆等之搶咪時間好短，沒有破壞社會安寧為由而讓被告上訴得直，至少令律政司以後不能再胡亂在法律裏找一些罪名來檢控示威者；而在孔允明案則肯定了社福之憲法權利，也是一個好開始，讓市民明白社福權利和政治權利應有同等地位。今年的終院判決讓人看到進步的一面，而且是成為社會工程及再造的推手。
但坦白說，香港是一個保守的社會，未必願意接受終院的法官們，如華倫法官擔任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Warren Court）年代一樣，以釋憲來推動社會改革，以大法官來為社會政策把脈，有必要時出手捍衛少數人的權利。美帝法官這種手法叫做司法行動主義（j
udicial activism），在受英國普通法影響的國家甚少同意及採用。但馬道立年代是否正走向更積極及介入的角色呢？香港市民要知道，司法行動主義亦是法治的一部分，我們準備好了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