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10日星期二

袁彌昌: 香港西化歷史角色步向終結




早陣子,西方的一篇文章提到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標誌自1498年達嘉馬(Vasco da Gama)航海抵達印度後,西方對亞洲的五百年支配的終結。但奇怪的是,親歷這歷史轉捩點的香港人,卻反而對此缺乏自覺,以致幾乎在毫無思想準備之下迎接這個歷史時刻,為回歸後的混亂埋下伏線。

由此看來,香港在回歸後之所以出現急劇且前所未見的變化,不能只歸因於陸港關係的改變,而更應着眼於西方—香港—中國的三方互動,特別是中西勢力的消長。港人就是對外圍大環境的轉變缺乏了解,在沒有找到新的歷史定位之餘,還依循港英時代的定位,因而製造出更大的矛盾,令自己進退失據。

儘管不少人認為香港的歷史角色是為中國帶來民主政治,實際上這角色早已由台灣取代,所以假使台灣之於中華民族的歷史角色在於教曉華人民主政治的話,那麼香港自開埠以來的定位和角色,就在於促進中華民族西化和中西融合。

不過,香港西化的過程並未因回歸和西方支配終結而減慢,反而更因為大陸的刺激,出現類似全盤西化的主張;只不過全盤西化在亞洲社會,特別是華人社會是極難成功的,要麼外來思想中國化,要麼在文化心理層面出現阻滯,所以就連從明治維新開始主張全盤西化、脫亞入歐的日本也未能成功。

如果我們根據華人接受西方思想的過程,須從物質層面,到制度層面,再到文化心理層面這個假設,港人之所以會有香港能夠全盤西化的錯覺,是由於物質層面的西化是不難達成的,而在其後的制度層面,香港又得到西方制度從英國直接「輸入」,得來全不費工夫。

可是一到了文化心理層面,在之前的層面缺乏整固的問題就出現了,暴露出港人一直以來只是選擇性地、工具性地,甚至放任地西化,在西化一事上幾乎從沒下過苦功,以致大體上還沒擺脫港(中)體西用這框框。

此外,二十一世紀的世局發展,亦令香港的西化模式受到極大衝擊,甚至與大陸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產生直接矛盾。

須知道,長久以來,香港的西化模式的目標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期望最終能夠複製西方。這模式在自身落後,西方如日中天的時候,當然不會有問題,甚至可以不加思索地向西方學習;只不過到了西方文明和制度出現重大問題或缺陷的時候,問題就無所遁形了——由於這模式假設西方比較優越,對西方的事物照單全收,所以結論已產生在先頭,不在調查與研究之後,是先驗的,因而在新環境中已不能從實際出發。

另一方面,亦由於這模式只是緊盯着西方,因此一開始已沒有創新,在西方制度落後於形勢的時候,更有滯後的可能。顯然,這模式當初假設西方制度有自我修復和完善的能力,但經過金融海嘯等危機後,我們知道這無非是個神話,就像相信人能夠不死不老一樣,缺乏根據。

相反,中國西化或向西方學習的模式在早期也是從西方的成功中學習,但到了近年亦同時從西方的失敗中學習。不過,更重要的是,與香港的西化模式不同,中國的模式的目標是與西方並駕齊驅,甚至超越西方,因此她不會全盤西化,也不會對西方已滯後和失靈的事物照單全收—─從這角度來看,中國的西化模式比香港的更為先進;但亦因為如此,兩種模式顯得格格不入—─香港在程度上比較先進,模式上比較落後;大陸在程度上比較落後,在模式上比較先進—─因為難以直接比較而產生直接矛盾,繼而在香港爆發。

地緣政治學泰斗麥金德(Mackinder)早於1919年在《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中便預言中國將與美國並駕齊驅,最終引導世界,為人類的四分一人口建設一種既非純粹東方,也不是全盤西化的新文明—─這是中國的歷史道路和任務,不是港人能夠改變得了的。所以時移世易,今天香港的歷史角色已由當初單純的西化,轉為讓世界和中國了解華人社會西化的極限了。

西方當然也知道中國崛起是大勢所趨,同時也了解目前香港對華人社會西化的指標性作用,令一場針對香港西化程度的角力,變得在所難免。當西方知道自己將無可避免走向衰落之後,便連忙加速輸出其制度、文化和軟實力這些「剩餘價值」,希望日後在世界裏也能保有一定影響力,而當中最大的阻力就是中國,故此西方愈能加深中國的西化程度,便愈能預先為日後減少障礙,而香港始終是最便捷的路徑。

由此可見,香港的西化進程,對於中西雙方來說均是「寸土必爭」,因為這對未來世界秩序,特別是西方在未來世界秩序裏的角色有着巨大意義;加上香港新一代大都接受西方價值觀,給予西方一個以小博大的機會,如不加強影響,便真是西方的歷史罪人了,但無奈港人又再一次捲進這個歷史漩渦當中。

如上文所言,華人社會的西化程度有其極限。筆者認為在制度層面上,香港的西化還可以有所作為,至少徹底進化成西方政體,總比現在不上不下的好;但完成這個過程之後,香港終須要進行「換軌」─—由原本西方之路,轉回中國和亞洲之路。至於換軌後是幫助還是跟隨,港人還是有選擇的,可是如果港人把換軌這一步推得太遲的話,便將有淪為亞洲「孤島」的危機。

作者為新力量網絡研究員、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