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普選制度的建設，已經正式開始。這項政治工程是否成功，影響到：一，香港自身的發展、二，香港和中央在「一國兩制」架構下的關係、以及三，中國大陸未來的政治發展；其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所以我們必須以宏觀歷史的眼光來看待這項政治建設。
一，從香港自身發展看普選
隨著香港公民社會日益成熟，公民對政治參與的要求與日俱增，這種訴求是目前香港政治制度無法滿足的，以致頻頻出現政治危機，這些危機表現在：
‧1.
特首的認受性奇低，使香港出現管治危機。
回歸16年來的經驗說明，「小圈子」選特首的辦法，令到特首的認受性江河日下。早在曾蔭權時代，他在向中央提出改變特首選舉辦法時，已經指出，假如沒有普選，特區政府的合法性將受到質疑。最近林鄭月娥在提交特首普選諮詢文件後在接受訪問時也坦然承認，沒有普選，香港政府的管治將出現危機。
‧2.
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無法緩解。
由於特首和特區政府缺乏合法性及認受性，因而難以凝聚社會共識，導致無法有效地解決各種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例如迫切的房屋、醫療、養老等重大的社會保障計劃，以及日益嚴重的貧富懸殊問題。與此同時，社會原有的核心價值如法治及自由，卻日漸流失。平時很少就政治問題表態的巨富李嘉誠先生也禁不住表示若果時光倒流他會出來從政。這個信號表明，各種社會危機已經到了一個爆發的臨界點。
‧3.
分離主義開始出現。
筆者參與社會運動將近50年，從來沒有見過香港出現「港獨」傾向。可是回歸16年，卻孕育了分離主義種子。出現「港獨」傾向，原因很多，但筆者相信是因為回歸以來，「四化」現象日益嚴重而有以致之。我所指的「四化」是：「兩制」漸趨「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常規化、治港班子左派化。正是因為這「四化」，令很多香港人心情不舒暢，從而滋生分裂主義傾向。
所以，從香港角度看，我們需要普選，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有合法性、認受性的特首。
但是，在中共眼中，香港即將出現的普選制度，只不過是中共利用來排斥它不能接受的政治人物而已。何以見得？喬曉陽在今年初在深圳講述了為保證選出來的特首是中央認可的，必須設立一個「三級把關機制」（這個名詞是我概括出來的）：提名委員會把第一關、香港市民「普選」把第二關、中央任命把第三關。換言之，在這個三級把關的機制下，香港人翹首以待逾30載的「普選」，卻變成僅僅為保證中央屬意人物當選的其中一個工序。這同我們所希望的普選可謂大異其趣。假如我們看不到這個陷阱，我們設計出來的普選制度，就不可能真正解決香港面臨的上述三大危機。
二，從「一國兩制」角度看普選
「一國兩制」本身在政治上就存在難以協調的矛盾，最簡單的例子就如大陸的政治禁區「七不講」中，很多都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核心價值。在「兩制」中起「介面」（interface）作用的特首，能否平衡、協調兩制之間的政治矛盾，這除了考驗特首本人的政治遠見、道德操守、運作能力等主觀因素外，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權力來源制度。
中共一直不願意在香港落實特首普選，就是不願意見到一種植根於香港本土的政治勢力茁壯成長（這也是它不允許香港發展政黨政治的原因）。在實行普選前，中央的授權是特首唯一的權力來源，實行普選後，除了中央的授權外，理論上香港市民的選擇變成特首的另一個權力來源，他除了要聽命於北京外，也需要考慮香港的民意，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會稀釋中央的授權，這是北京一直以來不願意早日在港實行普選的真正原因。
由於過去特首只需聽命於北京而可以無視香港民意，以致回歸16年來，不斷出現嚴重傷害香港這一制的措施而迫使港人採取激烈反抗行動，遠的如2003年粗暴推動23條立法、近的如去年明目張膽推動洗腦教育等。
所以我們必須從捍衛「一國兩制」的高度來看待這次普選。「一國兩制」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所，其中「政治兩制」更是絕對不能含糊（這裏所說的「政治」，包括意識形態、精神價值觀、法制及法治制度等等）。守不住「政治兩制」，香港就什麼都沒有，香港就會逐步淪為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
從維護「一國兩制」、特別是「政治兩制化」的角度來看普選，我們就更加需要建設一個保證能夠實現真普選的制度，防止普選變質淪為中共推行「兩制一國化」，特別是「政治一國化」的工具。
三，從中國未來政治發展看
香港同大陸命運息息相關。香港自從1842年登上歷史舞台以來，一直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就是通過自身的建設，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一個參考體系。這個重要角色，早在1860年太平天國時期就已經出現。當時的太平天國總理洪仁玕提出的政治綱領《資政新篇》，在當時的中國算是相當先進的思想。他就是借鑑香港的經驗寫成的。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也是因香港而得到發。中國1980年代的改革，香港更是中國主要借鑑的地方。可以說，香港的最光榮歷史傳統，就是通過作為中國的參考體系這個角色，不斷默默地推動中國走向現代文明。
從這個宏觀歷史高度來看，我們今天發展民主政治，將強化我們百多年來作為大陸制度建設中的參考體系的這個角色，我們在做，大陸同胞在看。只要我們成功地建設好一個落實真普選的制度，走出一條真正民主化的道路，就將對中國大陸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
中共一直不願意我們早日實現普選，其原因也恰恰在此。關於這一點，前副總理錢其琛說得坦白。2002年6月他訪港時，曾經在電視上公開講過，「香港的民主步伐不能太快，太快了以後跟中國大陸脫節」。6月26日他又在《南華早報》重提此點，說「香港的政制發展不可能與中國的政制發展脫」。所謂脫、脫節，說白了就是因為中共怕香港的民主有實質進展時，會對大陸產生示範效應（也即是我們歷史上作為大陸參考體系的角色），增加大陸民眾對民主化的進一步要求，從而威脅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從以上3層意義看，我們這次關於普選特首的制度建設，可說是任重道遠。每個真正愛國愛港的市民都應該為之戮力以赴、出謀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