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改諮詢文件中，政務司司長林鄭強調「中央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決定權力」，主要論據與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長郝鐵川如出一轍，即中國是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與聯邦制國家中地方政府將部份權力讓給中央，同時又保留了部份地方權力不一樣，中國「地方行政區域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因此中央有權主導香港的政制改革，為普選劃定框架，以確保中央滿意的特首順利勝出。
將香港的憲制地位與大陸地方行政區域混為一談，政改諮詢已沒有必要。如果港府的各種權力都由中央授予，那麽普選作為人民賦權的政治過程還有何意義？前不久李飛來港為政改定調，《文匯報》曾刊文《香港普選是中央提出，通過基本法授予港人》，有珠海網友在此文後評註到：「甚麽都要授予？你呼吸的權利是哪個授予你的？」在授權觀念的制約下，普選勢必成為一場「選舉選舉，多此一舉」的大陸政治遊戲，或者說是中央簽名（行使實質任命權），港人付款（用選票購買一個劣品特首）的不公平交易。
將政改建基在陳腐的單一制國家理論巢臼之中，暴露了香港權力精英囿於既成秩序的工具理性，而漠視「主權在民」價值理性的短視。諮詢文件洋洋灑灑55頁，一半以上篇幅是在闡述中央立場，絲毫沒有主權在民、人民賦權的精神表達。而當代的政治現實是，不少單一制國家，從人民權利的正當性和地方治理的有效性出發，中央集權在不斷削弱，地方自主權日趨增加。
1982年法國實行地方分權改革以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從上下隸屬的「監護」關係變成法律平等的「監督」關係，地方各級議會只對選區內選民負責，中央政府與各地方領土單位沒有等級關係，總統和總理沒有權力對某一個大區議會主席、省議會主席或市長發號施令。
日本一直致力於地方分權改革，2000年公佈《地方自治一覽法》，規定國家地方關係從上下、主從向對等、互助關係轉變。國會起草針對某個地區的特別法時，如沒有該地區居民半數以上投票通過，則為無效。
意大利戰後立憲規定「承認並促進地方自治」，甚至在某些區域首創「地區性國家」模式。2001年修憲，將原來由上而下的「共和國分為區、省、市」改為自下而上的「共和國由市、省、特大城市、區和國家組成」。如此改動意義何在？意憲法法院解釋，「根據憲法第一條，唯一的主權主體是人民，而非國家。與國家議會與政府一樣，地方及區的合法性的唯一來源也是人民」。
同樣是單一制國家，地方政府的權力來源和價值訴求卻截然不同。可見有關香港權力產生的爭拗不是對單一制和聯邦制的認識分歧，而是單一制國家中真憲制與偽憲制的價值對抗：前者是主權在民、受限政府，後者是主權在黨，超限政府。在大陸，成文憲法中並沒有「單一制國家」的描述，但實際上政府權力要受不成文憲法《中國共產黨黨章》的制約，黨章中「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規定，使成文憲法「主權在民」的原則成為一種粉飾。
林鄭在解釋特首任職條件時稱：「政府沒有說過愛國等同愛黨」，她顯然忘記了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曾經說過「不擁護中央憲法和一黨專政的人不能當特首」。而林鄭的未盡之意是：不愛黨也要服從黨，即遵循「地方行政區域行使的各種權力都是來自中央的授權」這個價值失當、脫離現實的偽憲制前提。在此前提下，港人的「公民提名」等權利都將遭遇到「中央不授予即無」的黨委邏輯，而非「法律不禁止即有」的國際規則，政改諮詢不過是政改循旨而已。
林鄭月娥接受訪問時兩度重複：「若香港沒普選，將面對極大管治困難」。可即便有了普選，如果不突破偽憲制，還民真權力，香港仍然會步履艱難。香港自由領先，法治成熟，若普選引入公開透明的人民賦權的民主機制，三足鼎立，將構成完整的憲政秩序；若與大陸的偽憲制接軌，名義上是「在法律框架內」，實際卻是中央黑箱操作、人治授權，由此自由受損，法治扭曲，民主形同虛設，香港成為大陸極權主義的犧牲品，並非危言聳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