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事不出門、醜事傳千里，小小一隻北歐毛公仔的香港故事，上了兩岸四地、東南亞、中東、乃至世界各國的主要網站、傳媒，瞬間成為國際新聞笑柄、梁政府
「highly unpopular」的一個佐證。不過，由於毛公仔的名字要用廣東話念才能意會，北京及駐港京官可能到現在還懵然不明到底發生了什麼回事；看來，特首心戰
室諸猛將及新聞官員不僅要費一番唇舌小心向阿爺解畫，還得好好研究有多少本來毫無政治意識的毛公仔愛好者因事件而無端感染了反梁意識。一片挖苦聲中，筆者無意對落井的梁氏丟石頭，反而想借事件分析困擾泛民群眾多時的「和理非非」與「和理非」之間由淺而深的矛盾。
自數年前泛民陣營分化為溫和與激進兩翼之後，後者在創造議題、發明抗爭手段、開拓與轉化政治光譜等方面的成績明顯佔優。策動五區公投、催生本土意識，是兩
個重要的、具促進意義的激進實踐；上周梁國雄等人向特首擲出的那隻毛公仔，更猶如在本地的高電荷政治力場裏打出一顆實驗粒子，剎那間揭示出市民當中存有強 大的講不是粗口的粗口「罵梁」的潛力。原來，只要包裝得法、音義之間有足夠距離，港人無分斯文粗魯，並不介意以一句事實上比WTF嚴重得多的不雅語的化 身，去表達對當今政權的怨憤、輕藐。也就是說，在「和理雙非」與「和理單非」這兩個光譜點之間，出現了一個很重要的「和理1.5非」光譜點，以之為中心的 交集人數很多。
「和理非」終有市場
當初，泛民的兩翼分化，是以一方講粗口、一方要斯文為引子的。講說話斯文與否，是家庭背景、個人性情和環境因素等多方面的條件決定的，例外當然有，但一般 而言，中上階級、專業、受良好教育出身的人，尤其家長和女性，比較少講粗口。由於歷史原因，現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很多領導者都來自這種背景，形成俗稱的「和 理非非」民主運動綱領，絕非偶然。然而，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說話不那麼規矩的，在這個綱領下面參與運動，就會覺得不暢快，「和理非」於是有 市場。
本來，上述分野，不過是表面的、風格上的分野，問題不大。但是，由於九七之後的歷屆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貧富懸殊加劇，中下階層年輕人尤其看不到出路，北京 卻於此時加緊幕後操控，甚至推出一班比正統左派還要極端的「地下黨」上台管治而把政事搞得亂七八糟；在這樣的場景裏，民眾的不滿升溫，一次又一次沸騰，遂 形成一股反政府的恆久激進力量。這股力量自然更多地滙聚在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當中，「和理非」於是由單純的風格，發展為有不同政治意識內涵和主 張的運動，其中有些人更開始對「和」「理」「非」都產生懷疑。
撞鐘和尚不簡單
政治光譜變化了，原本的民主政黨不能再代表激進群眾，激進政黨應運而生。當時有不少泛民人士為此擔憂，但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發展，不應視之為壞事，甚至明白 指出：「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同室齟齬，不如分頭發展、擴闊政治光譜，在政改決鬥之日面對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布局，再來一個大聯合【註1】。後來的 發展怎麼樣呢？分兩步來講。
2010年夏，分化後的泛民兩翼各自完成了一項民主實踐：推動五區公投、讓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過關；其後的大型民調顯示，在所有市民當中的泛民整體支持度大幅上升，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當權派陣營兩倍，初次顯露雙翼齊飛格局的優勢【註2】。
在那段時間及其後的一段日子裏，泛民溫和與激進兩翼之間出現很多摩擦，包括一些道德指摘和選舉期間的敵意攻擊。這兩種現象之中，後者可說是分裂過程中的必 然。這是因為激進派的領導不能只是口頭上說自己激進，而必須以某種方式在溫和派與自己之間劃出無從回頭的楚河漢界，並為之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方能真正取 信於激進群眾。在博弈學裏，這種真金白銀破釜沉舟式的做法叫作「strategic commitment」；反之，口講無憑的做法叫作「cheap talk」，通常不能取信於多數人。選舉期間割席式的敵意攻擊，可視作「strategic commitment」的例子。不過，兩翼之間出現的對彼此的道德指摘，卻是完全不必的。
溫和派完全可以自身不認同講粗口，但必須明白，講粗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民主運動不是一個提升人們禮貌與修養的最佳過程，所以溫和派完全不應 斤斤計較對方的語言禮貌，更不應公開鄙夷之。反過來說，激進派把溫和派封作「飯民」，亦反映一種過分的「唯我獨革」心態。革命家捷古華拉曾說過：能夠當一 個槍林彈雨之下的革命者當然重要，但在急風暴雨之餘，當一個過平常日子的革命者（everyday revolutionary），也許更不容易。是的，每個人的境況、責任、氣質都有不同，能夠十年如一日為民主事業作一點小小的事，實屬難能可貴，當一輩 子撞鐘的和尚，確實不簡單。
其實，激進與溫和兩翼的優點是互補的。前者善於衝鋒陷陣，思想靈活但天生的菱角不利團結而經常鬧分裂；後者不一定富浪漫激情但細水長流圓通潤達，穩定是常 態。過去一兩年，激進泛民分裂又分裂，很多人以為是個別激進派領導人的性格問題，其實不然；也有人見狀覺得可惜而扼腕不已，其實亦不必。經濟理論對溫和與 激進團體的這些特性有很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認為，溫和團體的穩定、激進團體的分裂，都是可預知的理性傾向，各有其好處壞處，何來厚此薄彼【註3】？
兩翼之間的道德指摘固然不宜，發展到後來卻成為對對方忠誠的質疑和否定，互指對方是投降派、無間道；那才是真正無稽、可惜。筆者認識兩位分別屬於兩派的要 人，一是民主黨的張文光，一是激進派的黃毓民。張是筆者早年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時的學生；黃則是筆者的「哎吔學生」——筆者進培聖之時，他已從該校畢 業，但他一直以「老師」稱呼筆者，那是他身上的中華文化因素使然。去年，筆者特地為「投降派、無間道」之說分別找過兩位詳談；細聽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 是，都沒有真憑實據，指控都是基於一系列的推測。系出同門、曾經同志，現在卻勢如水火，那絕對是一個遺憾，因為那種有關忠誠的指控，是既不必、亦不應的， 然而卻不斷影響着兩翼各自的支持者。
不過，事情不是沒有轉機。兩個因素決定泛民兩翼在今後幾年裏必須在策略上協調。
泛民兩翼須整合
一是香港的民主事業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決定的前夜，而對手後面的支持，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強大，所掌控的政府及非政府資源亦比以前多得多，泛民團 結一致也不一定能在極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成功取得民主改革，何況四分五裂？一是同期間，政治光譜又起了變化，「中間到不能再中間」的民眾不少也趨向激 進，但他們的取態，既非現存的溫和、亦非現存的激進，而更像在兩者之間；「學民思潮」推動的反國教洗腦運動及其延續，最近的電視發牌三挑二事件引發的抗爭 運動，以及正在密鑼緊鼓積聚能量的「和平佔中」公民抗命運動，等等，都是如此。這與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和理1.5非」光譜點上開始累積群眾，也許不止是一 個巧合。
由於激進一翼已經成型，前一階段的泛民兩翼分流可謂完成任務（甚或是超額完成了！），鐘擺去到極點，開始蕩回。就看泛民兩翼的一眾領導、以及領導後面的群眾，能否適時順勢，作第二階段的實務整合，擺出最強陣勢，迎接今後數年裏的各次重要戰役。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2010年6月23日本報拙文《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註2】見2010年8月10日本報拙文《泛民雙翼初飛 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註3】這方面的經典分析是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Laurence R. Iannaccone1988年發表於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的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頁S241-268）。
「和理非」終有市場
當初，泛民的兩翼分化，是以一方講粗口、一方要斯文為引子的。講說話斯文與否，是家庭背景、個人性情和環境因素等多方面的條件決定的，例外當然有，但一般 而言，中上階級、專業、受良好教育出身的人，尤其家長和女性，比較少講粗口。由於歷史原因，現代香港民主運動的很多領導者都來自這種背景，形成俗稱的「和 理非非」民主運動綱領，絕非偶然。然而，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說話不那麼規矩的，在這個綱領下面參與運動，就會覺得不暢快，「和理非」於是有 市場。
本來，上述分野，不過是表面的、風格上的分野，問題不大。但是，由於九七之後的歷屆特區政府領導無方，貧富懸殊加劇，中下階層年輕人尤其看不到出路，北京 卻於此時加緊幕後操控，甚至推出一班比正統左派還要極端的「地下黨」上台管治而把政事搞得亂七八糟；在這樣的場景裏，民眾的不滿升溫，一次又一次沸騰，遂 形成一股反政府的恆久激進力量。這股力量自然更多地滙聚在中下階層、年輕一輩尤其是男性當中，「和理非」於是由單純的風格，發展為有不同政治意識內涵和主 張的運動，其中有些人更開始對「和」「理」「非」都產生懷疑。
撞鐘和尚不簡單
政治光譜變化了，原本的民主政黨不能再代表激進群眾，激進政黨應運而生。當時有不少泛民人士為此擔憂，但筆者認為這是必然發展，不應視之為壞事，甚至明白 指出：「泛民沒有不分裂的本錢」；同室齟齬，不如分頭發展、擴闊政治光譜，在政改決鬥之日面對特區政府及其支持者的布局，再來一個大聯合【註1】。後來的 發展怎麼樣呢？分兩步來講。
2010年夏，分化後的泛民兩翼各自完成了一項民主實踐：推動五區公投、讓改良區議會議席方案過關；其後的大型民調顯示，在所有市民當中的泛民整體支持度大幅上升，超逾百分之三十，拋離總得分稍跌的當權派陣營兩倍，初次顯露雙翼齊飛格局的優勢【註2】。
在那段時間及其後的一段日子裏，泛民溫和與激進兩翼之間出現很多摩擦，包括一些道德指摘和選舉期間的敵意攻擊。這兩種現象之中，後者可說是分裂過程中的必 然。這是因為激進派的領導不能只是口頭上說自己激進，而必須以某種方式在溫和派與自己之間劃出無從回頭的楚河漢界，並為之付出不可挽回的代價，方能真正取 信於激進群眾。在博弈學裏，這種真金白銀破釜沉舟式的做法叫作「strategic commitment」；反之，口講無憑的做法叫作「cheap talk」，通常不能取信於多數人。選舉期間割席式的敵意攻擊，可視作「strategic commitment」的例子。不過，兩翼之間出現的對彼此的道德指摘，卻是完全不必的。
溫和派完全可以自身不認同講粗口，但必須明白，講粗口是一些人的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民主運動不是一個提升人們禮貌與修養的最佳過程，所以溫和派完全不應 斤斤計較對方的語言禮貌，更不應公開鄙夷之。反過來說，激進派把溫和派封作「飯民」，亦反映一種過分的「唯我獨革」心態。革命家捷古華拉曾說過：能夠當一 個槍林彈雨之下的革命者當然重要，但在急風暴雨之餘，當一個過平常日子的革命者（everyday revolutionary），也許更不容易。是的，每個人的境況、責任、氣質都有不同，能夠十年如一日為民主事業作一點小小的事，實屬難能可貴，當一輩 子撞鐘的和尚，確實不簡單。
其實，激進與溫和兩翼的優點是互補的。前者善於衝鋒陷陣，思想靈活但天生的菱角不利團結而經常鬧分裂；後者不一定富浪漫激情但細水長流圓通潤達，穩定是常 態。過去一兩年，激進泛民分裂又分裂，很多人以為是個別激進派領導人的性格問題，其實不然；也有人見狀覺得可惜而扼腕不已，其實亦不必。經濟理論對溫和與 激進團體的這些特性有很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認為，溫和團體的穩定、激進團體的分裂，都是可預知的理性傾向，各有其好處壞處，何來厚此薄彼【註3】？
兩翼之間的道德指摘固然不宜，發展到後來卻成為對對方忠誠的質疑和否定，互指對方是投降派、無間道；那才是真正無稽、可惜。筆者認識兩位分別屬於兩派的要 人，一是民主黨的張文光，一是激進派的黃毓民。張是筆者早年任教於天主教培聖中學時的學生；黃則是筆者的「哎吔學生」——筆者進培聖之時，他已從該校畢 業，但他一直以「老師」稱呼筆者，那是他身上的中華文化因素使然。去年，筆者特地為「投降派、無間道」之說分別找過兩位詳談；細聽之後，筆者得出的結論 是，都沒有真憑實據，指控都是基於一系列的推測。系出同門、曾經同志，現在卻勢如水火，那絕對是一個遺憾，因為那種有關忠誠的指控，是既不必、亦不應的， 然而卻不斷影響着兩翼各自的支持者。
不過，事情不是沒有轉機。兩個因素決定泛民兩翼在今後幾年裏必須在策略上協調。
泛民兩翼須整合
一是香港的民主事業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決定的前夜，而對手後面的支持，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更強大，所掌控的政府及非政府資源亦比以前多得多，泛民團 結一致也不一定能在極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之下成功取得民主改革，何況四分五裂？一是同期間，政治光譜又起了變化，「中間到不能再中間」的民眾不少也趨向激 進，但他們的取態，既非現存的溫和、亦非現存的激進，而更像在兩者之間；「學民思潮」推動的反國教洗腦運動及其延續，最近的電視發牌三挑二事件引發的抗爭 運動，以及正在密鑼緊鼓積聚能量的「和平佔中」公民抗命運動，等等，都是如此。這與本文開始時提到的「和理1.5非」光譜點上開始累積群眾，也許不止是一 個巧合。
由於激進一翼已經成型，前一階段的泛民兩翼分流可謂完成任務（甚或是超額完成了！），鐘擺去到極點，開始蕩回。就看泛民兩翼的一眾領導、以及領導後面的群眾，能否適時順勢，作第二階段的實務整合，擺出最強陣勢，迎接今後數年裏的各次重要戰役。
作者為《信報》特約評論員
【註1】見2010年6月23日本報拙文《事功殆因團結誤 道術敢為天下裂》
【註2】見2010年8月10日本報拙文《泛民雙翼初飛 彼此道德批判不宜》。
【註3】這方面的經典分析是George Mason University經濟學家Laurence R. Iannaccone1988年發表於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 94的A Formal Model of Church and Sect（頁S241-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