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憾的是，美國社會紀念甘迺迪遇弒五十周年的焦點仍流於「誰殺甘迺迪」層次，希望從巿民錄下的粗糙八米厘短片再找出更多蛛絲馬跡，以證風華正茂的年輕總統之死是牽涉更大陰謀，包括古巴殺手中情局內訌聯邦調查局滅口等。事過半世紀，可以猜想的陰謀論大概已經猜想得七七八八，恐怕無法跳出人們的想像空間；睽諸歷史，其實甘迺迪留給後世的遺產不止於這一麟半爪，人們在陰謀之說塞滿腦子的時候，忘了古巴導彈危機。
古巴導彈危機是人類在全面核彈對決邊緣的生死之戰，美國和蘇聯核武上膛，每個等於幾百萬噸黃色炸藥的上千核彈頭轉移到戰略轟炸機和越洲導彈，諷刺的是，這次對決形成後來美蘇止戰於戈的「相互毁滅保證」（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用《尚書》的一句話來說，這是「余與汝皆亡」，誰撳下核按鈕，保證隨之而來的核戰令雙方從此灰飛煙滅，輻射流散全球，人類滅絕。
美國二戰後打的大仗小仗，七十年間只有一次把戰爭狀況提升到第二級，距離第一級「全面戰爭」只一層之隔的就是古巴導彈危機。這場兩強眼睛瞪着眼睛的決鬥帶來的政治後遺症，是從此美國任何一黨上台當總統都不可以在戰爭面前示弱，蘇聯的教訓是膽識不如人的只有政治敗退一途——古巴導彈危機兩年後，危機年代蘇聯一把手赫魯曉夫在宮廷政變被攆下台，更強硬的勃列日列夫取而代之。
說這些舊事，是因為東海的防空識別區危機。
防空識別區是沒有國際法根據的空間，反映出來的純粹是國力折射，美國雷達夠多戰機精良，有條件巡邏它劃下的防空識別區；日本南韓因為是美國附庸的原因得以搭這趟便車，也摻上一腿搭建了本國的防空識別區。解放軍空軍過往因為條件太差，就算劃出防空識別區都無法巡邏，人家來去自如，二○○一年南海撞機事件，美國偵察機最近時距離大陸陸地據說只有幾十公里，如果那時有防空識別區的話，這區也是中門大開，外人自出自入。
這次北京劃出防空識別區，美國第二天就派出兩架B五二長驅直進，轉一個大圈回到關島，所謂「早已安排的訓練」誰都知是假話，一向視東海上空如自家後園的美國是「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過兩天，美國糾結日韓一同呼嘯進出，北京能做的是戰機緊急升空查證。因為識別區不同領空，查證是單方面的事，除非進入領空就有權打下來。當然，像美俄這些玩慣戰爭邊緣策略的老手，厲害之處是不會笨得讓你逮着，俄羅斯對此道最精通，冷戰年代至今天天都在玩一種叫「西伯利亞快車」的戰爭遊戲——從堪察加半島派出長程偵察機南下，沿着日本防空識別區西側外緣出出入入，日本空中自衛隊緊急起飛趕到前一刻，偵察機挨着對馬海峽大轉彎飛回北上。這些日俄都玩到精通嫻熟，日本戰機趕到，拍一張照片，之後各自歸家。
日蘇之爭不同中美之爭
所不同的，日本對蘇俄玩的防空識別區戰爭遊戲，是在不對稱的戰爭實力下的貓捉老鼠，就是打下哪一方，日俄都不可能爆發全面戰爭，退一步說，日本有此意願，仍要看美國臉色。相對於此，這次東海防空識別區之爭是中美間的爭逐，日韓澳是塘邊鶴座上客，也就是說，中美後面沒有後台老闆，打與不打，自主決定，少了第三重，直接面對面，擦槍走火機會大增。古巴導彈危機最恐怖的便是美蘇直接對抗，沒有中間代理人如今天的日本這種介體，一旦計算錯誤，後果可以極為嚴重。其實，中共也曾面對類似危機，一九六九年中蘇激戰珍寶島後，蘇聯從東歐戰線調動大量兵力到遠東地區，最眾之時，蘇軍在中蘇邊境的軍力達一百五十七萬，勃列日夫一度計劃向中共發動核突襲，通過駐美大使、蘇聯第一號美國通杜布里寧（Anatoly
Dobrynin）向美國總統尼克遜放風，試探華府反應。尼克遜看穿蘇聯陰謀，因為蘇聯打了中共，東北亞定必大亂，朝鮮半島和日本難逃戰火焚城，於是由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把消息捅了出來，蘇聯陰謀瓦解。中共出了一身冷汗，發出「一號命令」，高官出京南移，全國人民挖防空洞。
美國在古巴導彈危機得出教訓：戰爭面前不能擺出退讓姿態，否則連談判的籌碼都沒有。這是有根有據有歷史的總結。古巴導彈危機發生於一九六二年十月，此前十六個月的一九六一年六月，也就是甘迺迪上台僅五個月，甘迺迪和赫魯曉夫在維也納舉行峰會，該役，甘迺迪雖然嘴硬，仍被紅軍出身的大老粗赫魯曉夫打得一敗塗地，赫魯曉夫咄咄逼人，「力量必會碰上力量，如果美國要戰爭，那是你們的事。是戰爭是和平，由你們來決定」（Force
will be met by force. If the U.S. wants war, that's its problem.It's up to the
U.S. to decide whether there will be war or peace.）。甘迺迪是太子黨，父親老甘是前駐英大使，對希特勒綏靖主義的支持者，甘迺迪被認為是怕死的二流子後代，美軍的軍頭很看不起他，《紐約時報》著名記者賴斯頓（James
Reston）當年採訪峰會，他在《柏林．一九六一》說，甘迺迪說被赫魯曉夫「打得好慘」（He
beat the hell out of me），對賴斯頓說那是「人生最慘一役，把我蹂躪不堪」（worst thing in my life. He savaged
me）。
甘迺迪在古巴危機的策略
到了古巴導彈危機爆發，軍方由於老甘迺迪的背景和維也納峰會的慘痛教訓，認定甘迺迪不敢面對蘇聯，軍方意欲先下手為強，先炸古巴再在歐洲動干戈，自信必能一次過把蘇聯從地球上抹掉。甘迺迪面對軍方壓力，痛苦得難以自持，天天找胞弟、司法部長羅拔密談。羅拔起初也是鷹派，然而經過了解情况，明白美國表面上絕不能退讓，但也不能貿然打一場核戰，於是才有所謂暗通曲款之說，通過蘇聯大使館與赫魯曉夫拉上線。二○○一年美國電影《驚天十三日》（Thirteen
Days）描劃此一過程比較貼近歷史事實，其實赫魯曉夫也陷入甘迺迪的困局，軍方壓力巨大，把蘇聯逼近戰爭邊緣。結果，美國以暗下答應拆除駐土耳其的導彈為條件，蘇聯則公開拆走古巴導彈，結束瀕於人類滅絕的生死兩星期。相鬥到最後一刻，美蘇兩對互相瞪着的眼睛，赫魯曉夫眨了一下，勝負即分，兩年後他從蘇共總書記淪為階下人，放逐鄉間。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世界決鬥的最後分野，在於人人都怕死，但前者領袖失敗後可安享晚年，後者若失敗是永遠失蹤。
東海防空識別區會否是古巴導彈危機的復刻版，此一階段無人有觀瞻未來的水晶球，但這確是古巴導彈危機後，世界最強兩個國家劍及履及短兵相接的第一次。美國自古巴導彈危機之後，歷任總統皆無法逾越甘迺迪「勝利」法則而在戰爭前低頭而過，况且，以美國戰後猛漲的霸權主義，更不能雙手拱讓經營百年的西太平洋霸業；至於中共過去十年經濟激富下的底氣，亦令軍方有躍躍欲試的氛圍，雖不能與古巴導彈危機直接相比，但其歷史背景及意涵則極為接近——核大國的爭逐、地緣政治的較量、誰是天下第一的比併，皆與一九六二年的世界七分相似。東海灑下第一滴血，不管是美國人的還是中國人的，類似一九七九年中共「教訓」越南的局部戰爭勢無可能重演，一旦要演，便是跡近「余與汝皆亡」的一回。
戰爭是無法預計結果
在我們曾經走過的歷史長河，在古巴導彈危機之中也曾有過確鑿的經驗和教訓，解決之道不是靠飛機大炮，羅拔甘迺迪在回憶錄稱，甘迺迪在古巴導彈危機期間，一直讀着美國女作家塔克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的槍聲》（The
Guns of August），這是當年新出版的歷史著作，講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成因，甘迺迪甚至買了幾本送給幕僚細讀。美國專研冷戰的政治學者阿里森（G.Allison）以及香港學界熟悉的哈佛大學教授奈伊（Joseph
Nye ,Jr.）認為，甘迺迪不至於先發制人全面攻擊蘇聯，此書或起一定作用。是耶非耶，甘迺迪墓木早拱，無以求證，不過，《八月的槍聲》確實把戰爭販子自忖可計算一切、世局軍事皆依其設想的無知愚昧擊潰。本書僅五百頁，行文明快不艱澀，值得細讀的是第二章及最後一章，今天在戰雲密佈的東海前沿再讀此書，當會明白，就算任何民族主義和地區霸權取得最後勝利，皆不及在自由和平的空氣下活着可貴。
《八月的槍聲》第二章講的是德國，法國，英國，俄國俱以為自己手上的是周詳精密無與倫比的攻守戰略，都自信戰爭可以在一個月內結束。事實當然並非如此，槍聲一響，所有戰前推斷全部無法實現，包括所謂「速戰速決」。第一次世界大戰最終打了四年，死傷三千七百萬人。在該書的最後一章，塔克曼是這樣總結：
“The war's opening produced deadlock on the Western Front.
Sucking up lives at the rate of 5,000 and sometimes 50,000 a day, absorbing
munitions, energy, money, brains, and trained men. The nations were caught in a
trap... . With time such a war would become intolerable. Men could not sustain
a war of such magnitude and pain without hope--the hope that its very enormity
would ensure that it could never happen again.”
（戰爭的爆發，在西線帶來了死局。生命的淪喪是一天五千人，有時是一天五萬人。它帶走了彈藥，能源，金錢，大腦以及久受訓練的軍人。各國都在困局裏不能動彈。這樣的戰爭實是難以承受，人們不可能承受這樣巨大痛苦的戰爭而不存希望，那種希望是大得人們決不想戰爭再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