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雪瑩
我得承認，由香港電視到李慧玲的事，我都一反常態沒有多大反應，不熱中討論，遊行也是逼自己才去，對我這種過分熱血的人而言是絕對不尋常。
這幾年大家都說this city is dying，已不知死了幾多次，只知死完還有得再死。
我終於感到disenchanted，寧願埋首讀外國新聞。
不是我有國際視野，只是遠方再悲慘，說穿了被觸動的都只是氾濫的同情心和同理心，而不是憤怒絕望的神經。
城市研究成了我的避難所。
我想，如果香港有天淪為天朝大國南邊其中一個海港城市，抑或689事事聽命於天朝，職權「只是」市長一名，香港是否什麼也做不成？
哈佛大學都市經濟學教授Edward Glaeser年前出版的暢銷書為城市平反，力銷人口集中的石屎森林其實遠比不斷擴張的urban
sprawl來得環保，呼籲大家別再將鄉郊生活浪漫化。Benjamin
Barber數月前的一本著作名為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提倡城市將會取代國家，成為更活躍的political actors，能更有效解決當前面對的問題。今天城市人口已佔全球人口一半，未來三十年更可見發展中國家城市的高速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鄉村人口而言，城市代表機遇、財富和希望，及至現代性的後期，城市卻成了過度消費和污染的同義詞，一些有閒階級努力在城市內外尋找出路，搬到郊區自是一途，一些人卻選擇將郊區的特式移植至城市。
城市結盟回歸傳統
我們習慣國家作為國際政治的單位，但城市在全球的重要程度逐漸趕上國家其實只是回歸傳統，並非新事：回想二千多年前的燦爛輝煌的希臘文明，正是在細小的城邦孕育出來。尤其是當科技不發達，汽車飛機電話互聯網電視只是這一百年來的事，在人類歷史的絕大部分時間以來，一生人生活的距離可能只有方圓50公里左右，人與人的面對面接觸幾乎是知識交流的唯一方法。直至百多年前火車出現，一天內可由倫敦到達伯明翰，人類對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以倍數被壓縮下來。同時以主權國家為單位的國際政治也是直到1648年的Westphalia條約才正式確立。今天不少歐洲的民族國家緣起，也是來自城市和公國的頻繁交流：直到18世紀末期「意大利」只是個地理概念，人們只知道威尼斯、佛羅倫斯和薩丁尼亞王國；19世紀中期之前只有普魯士王國跟其他王國的經濟聯盟，沒有「德國」。如果說今天城市結盟起來，在不同方面合作交流，也只是回歸傳統而已。
人們可以面對面交流新知的城市，一直是孕育新思想的溫，更是民主的發源地。
今天全球最有名的市長可數即將離任的紐約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他的財富遠遠把奧巴馬比下去，名聲亦相當不錯，可是他一早表明無意選美國總統，因為市長比總統更能「做實事」、更容易「成功爭取」。Barber強調市長並非意識形態信徒，不囿於左中右，只眼解決問題，捉到老鼠就是好貓。也許作者有點天真，畢竟大多數政治人物都有其意識形態信念，雖然以CEO頭腦管理紐約的彭博政績不錯（彭博首次當選時為共和黨員），但本月的市長選舉竟然選出民主黨中間偏左的Bill
de Blasio為繼任人，並以73.3%擊敗共和黨對手，是開宗明義的自由派，跟彭博對社會的願景完全不同，難說市長都沒有意識形態。
當「國」與「城」面對環保議題
可是城市跟國家截然不同的是，現代國家立國其中一個基礎正是主權，講的是獨立，不應受外國干預（所以天朝大國才整天把國內事務不容外人說三道四掛在口邊）；但接觸、溝通、經商和inter-connectedness卻是城市「自古以來」的本質，它們追求的並非獨立，而是交流。所以當聯合國在環保議題一直議而不決決而不行，美國作為全球最強大主權國家，因為堅持「主權不能受損」而退出京都條約及其他跨國協議；2011年聯合國氣候變化高峰會一如以往以失望作結，全球12個超級城市（megacities）卻組成Local
Governments for Sustainability，互相取經，採取實質行動解決污染問題。
想投訴？歡迎致電府上
倫敦市長Boris Johnson的民望直迫英國首相卡梅倫，有保守黨人甚至高舉他作為下任保守黨黨魁人選，但倫敦畢竟是個發展運作成熟的多元化城市。要說超越意識形態鬥爭，怎能不提耶路撒冷前市長Teddy
Kollek。耶路撒冷是以巴衝突的中心、世界三大宗教的聖地。Teddy
Kollek於1965年被選為市長，曾6度當選，出任市長竟長達28年！他當選後兩年，以色列在1967年戰爭後佔領東耶路撤冷，雖然令耶路撒冷這個名城被強行「統一」（這項舉動並未得到國際認可），但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心卻沒有統一，Teddy
Kollek面對重要難題：城市建設到底應否以以色列人為中心？他的想法卻非常實際，很多人認為只要強硬對待巴勒斯坦人，他們便會離開耶路撒冷，他認為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以色列軍隊進駐後數小時，他旋即向巴人伸出友誼之手，向阿拉伯孩子派鮮奶；成立阿拉伯人聯絡辦公室，解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社區在教育、交通和其他公共設施的不平等；他堅持不同宗教和平共存，確保巴人能暢通無助進出聖殿山。有人說他是堅定的左翼和親阿拉伯，他卻說自己只是務實主義者。
Benjamin Barber認為成功市長其中一個特點是親和力和幽默感，Kollek任內幾乎每天在街上散步，卻堅持五天工作，假日投入耶路撒冷基金會的社區工作。耶路撒冷基金會資助興建劇場、公園、博物館等文化設施，舉世知名的以色列博物館亦是基金會和Kollek的傑作。每天早上6小時他都開車在市內兜風，在筆記本上記下哪裏的路要整修、哪裏要多種樹，哪裏的垃圾未清理。政府電話簿上能找到他家的電話號碼，市民能隨時致電投訴。1993年82歲高齡的他終於在選舉中失利，被後來出任以色總理的奧爾默特擊敗。但奧爾默特從Teddy
Kollek手上接過的，已非當初那個寧靜但潛伏宗教衝突危機的古老山城，而是以文化多元活潑見稱的現代都會。
城市要民主小即是美
以城市為單位的全球城市網絡近年如雨後春筍。Benjamin Barber認為目前民主面臨重大問題：民主建基於共同生活，但國家作為民主的基本單位卻大得令人們難以達成共同意識。民主起源於希臘城邦，雖然女性和奴隸沒有政治權利，但當時實行的是直接民主，而非今天大部分民主國家實行、所謂人民只有在四年一次投票時才當家作主的民主。直接民主在人口眾多的地方難以實行，Benjamin
Barber等則認為城市的規模更能有效實現民主真義。今天城市規模愈來愈大，亞洲城市如東京、首爾人口已超過1000萬，未來30年城市發展將會集中在亞洲發展中地區如中國、印度等。這些亞洲超級城市的人口比北歐國家的全國人口更多。到底城市是否真的夠細來實行民主還是疑問，但肯定的是要解決一些生活上的實際問題，國家實在大到無法提供及時答案。空氣污染是各大城市都面對的貼身問題，不少歐洲市政府提供單車及相應設施，這些都是比「綠公仔延長三秒」來得重要也實際解決問題的措施。
雖然書名為If Mayors Ruled the World，但無人會天真以為市長萬能，作者也說到跨國資本對城市和國家的影響至巨。可是雖然問題來自全球，卻愈來愈多人認為一些問題的解答在於本地，small
is beautiful，城市甚至本土社區雖未能直接打擊問題根源，卻能提供解決生活問題的辦法。韓國經濟多年來被大財團（chaebol）如三星、現代等壟斷，和國家政府的官商勾結黑暗程度比香港有過之而無不及，經濟和社會問題叢生，「韓國長毛」朴元淳脫離社會運動，前年當選首爾市長後大力推動共享經濟，支持社區規模的社會創新，從資源和理念上支援社區自助。
彼市長-此市長＝落差
Benjamin Barber的立論建基於市長能摒棄意識形態，以務實主義解決實際問題，說到意識形態又怎能不提中國？習近平在八一九講話把意識形態說成是「重中之重」，做好意識形態宣傳才不會步蘇聯後塵；也不要忘記被打倒的重慶市長薄熙來正是以「唱紅打黑」見稱。假如，我說的是假如，李飛為我們帶來的信息是一國兩制和自主權只是空話，香港只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城市，你們的特首不過是香港市長，根據Benjamin
Barber的說法，其實市長也能大有作為，也能解決社會問題。只是現在這位「梁市長」，連發個免費電視牌、對電台節目主持人也似乎以維護黨的意識形態行先，解決問題為後（實質令問題惡化），想到這裏，我這個為了逃避香港現實政治困局才讀城市研究的urbanist，還是忍不住長嘆一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