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是沒有本事的香港人，一旦被北京「相中」當上行政長官，便都「荒腔走板」，難言勝任。從董建華、曾蔭權和梁振英的施政，雖然他們出身不同且各在「本業」都有一定成就，但被捧上此高位便施展不出「當家」本領，所以如此，除了忠誠「異」向衍生的矛盾、半部長制腐蝕了行政主導的公務員實力，更重要的可能是一項作繭自縛的負面影響，此為遇上疑難便尋求「人大」釋法而不得其正！
非常明顯，釋法有無上權威，但若非絕對必要，最好備而勿用，因為高度自治的地方，民意先行，即使民意各走極端、官民各執一詞，還有獨立的法律裁決；法律亦解決不了的話，要求「人大」釋法，亦應由終審法院提請，那要比政府直接行事的傷害性小。打「人大」的主意，反映特區政府、民意機構與獨立司法都管不了事。事實上，「人大」的相關委員會，對提請事宜的認識既不比港人深刻，能力亦可能不比港人強。換句話說，「人大」一錘定音，釐清香港難題的「高見」，是憑着有權作出無人能夠挑戰、凌駕整個香港體制而不是什麼「英明辦法」。用上釋法權威的正面效果是「一言而為香港法」，把所有的噪音都壓下去；而不良的副作用是予人以「大石砸死蟹」的壓力感！所以說，若非有真正解決不了的問題，最好不要輕易釋法，在無法可想、無路可通的情形下釋法，要由終審法院提請且愈少愈好。
港人內地子女的居港權問題，發生於董建華任內的一九九九年，由當年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擔綱演出」的第一部「高成本」大製作（以時序和影響深廣計，第二部超級巨製自然是試圖闖關不成的二十三條立法！）。葉太當時以未來十年有一百六十多萬內地人士因「限制鬆動」潮湧而來，令本港不勝負荷為理由，與時任律政司司長的梁愛詩赴京尋求釋法。「人大」的釋法，港人不會、不能亦不敢不從，可是，在普通法之下，解釋法律原是香港法庭獨有的權力，政府不加尊重，捧出「人大」釋法的權力以壓抑香港司法，那絕對是政府處理不當的過失！港人記憶猶新，很多大律師曾為此佩戴黑紗，從終審法院遊行到政府總部，以如喪考妣的心情作出沉痛無聲的抗議。
二、梁振英上台後，二○一二年曾就外傭及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的居港權問題，透過律政司要求終審法院向「人大」提請釋法，爭議再起；這回稍好一點是沒有繞過法制體系；不過，香港司法權限是否應該到此「止步」？其實，愈多引入「人大」釋法權力，「高度自治」名實不符的印象便愈明顯；如果「高度自治」被扭曲或顯得柔弱無力，接着的疑問便是「港人治港」是否中聽不中用？
就社會問題釋法等於公開宣示香港「港人治港」力有未逮或有所不及之處；就政改釋法，則使本土意識比較強烈的「愛港港人」（有別於愛國意識蓋過愛港的「愛國愛港」群）感到難以忍受的壓抑，香港三大政黨，民建聯（一九九二年成立）、自由黨（一九九三年成立，前身為啟聯資源中心）與民主黨（由港同盟及滙點於一九九四年合併而成），全部都成立於回歸前，當年三大黨均以二○○七年一人一票選舉行政長官、二○○八年全數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為政制發展的里程與目標。二○○四年，董建華連任以後，輿論要求二○○七／○八年雙普選的聲音極為清晰，《基本法》第四十五及第六十八條並無明文規定沒有這種可能性，可是，曾在二十三條立法問題上與民意相違的港共勢力，以其不符合《基本法》條文中的「實際情況」及「循序漸進」原則而全力反對，「人大」隨後於當年四月釋法時，正式排除香港於○七／○八年進行雙普選的可能性，又把原來修訂議案的程序，由「三部曲」變為「五部曲」，行事關卡多了兩重，雙普選之期再被押後。
「人大」正式否決○七／○八年雙普選前兩個多星期，民建聯把其政綱中「爭取○七／○八年雙普選」改為「爭取二○一二年雙普選」；不足一年後的二○○五年四月，民建聯與港進聯合併，仍稱民建聯（變相吞併了港進聯），政綱聲明重視市民訴求，「致力創造條件，爭取二○一二年落實行政長官及立法會全部議席由普選產生」。二○一二年雙普選，成為各政黨的共識，且為立法會多數議員認同、擁護的取向；可是，有關建議最終並沒有獲得中央政府接納，而民建聯再次「變調」（「轉軚」），於二○○七年改為支持二○一七年選舉香港行政長官及二○二○年立法會議席由普選產生。
三、不厭其煩縷述舊事，旨在說明靠攏北京的「愛國政黨」不易為，民建聯曾經長期高呼「與時並進」的口號；然而，面對《基本法》的「實際情況」與「循序漸進」，跟京樂起舞的結果是與時並「退」，「見步行步」，窘迫狼狽，民建聯決策層飲水自知而港人亦心中有數。香港民主步伐躊躇步履蹣跚，人們從過去的每一轉折可以看到，港共不是沒有拖後腿（二○○四年）的痕跡，但是二○一二年雙普選建議未能成事，顯然不是港共與民建聯的責任，北京幕後操盤、着力支使，不用呼之—已出！中國全國人大法委會前主任喬曉陽三番四次向傳媒發表法律觀點，其實是有傾向性的言論，那對釋法的中肯打了折扣，對釋法的嚴肅性與權威性不無損害；於「一國兩制」而言，中央舉箸代籌甚至越俎代庖的態度用不着再矯飾了！《基本法》裏「按部就班」與「實際情況」的「留白」，經歷幾番政改風雨，終於讓人領會「循序漸進」是跟京腔打拍子，「實際情況」所指的並不是香港的情況（北京並無步向民主的蛛絲馬跡，香港怎能啟動民主進程）。港人的民主訴求不獲考慮，好歹港共也是香港人，連他們的普選提議亦被推翻，港人當什麼家作什麼主!?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四之三
林行止: 一方述評未解困 共事詮釋好商量
一、香港人爭取普選產生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議員，壓根兒不是為了獨立管治，而是希望能夠建構一個認受性較大、比較公平、願意面對香港全民福祉的運作體制。經過百餘年的殖民統治，香港人早已絕了要求（遑論爭取）獨立的意志，視此為非分之想的人，接近百分之百。香港是蕞爾小島、彈丸之地，別說要與宗主國分割、鬧獨立，就是作對着幹的抗衡，亦無力無條件。非常明顯，要是沒有《基本法》承諾一人一票選出行政長官和普選產生的立法會，過慣「政治與我何干」閒散生活的香港人，爭取早日落實普選的立場，不會那麼一致。
十．一前夕，收到中央駐港聯絡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新書《香港基本法爭議問題述評》（下稱《爭議述評》；中華書局），未及細看內容，先看到封底的摘引：「香港社會最根本的共識就是《基本法》，如果沒有這一共識，就沒有香港的順利回歸，就沒有香港社會總體上濤聲依舊的繁榮穩定，就沒有回歸以來國際社會對香港落實『一國兩制』的普遍好評；如果這一共識不牢固，香港社會就會充滿不穩定性或不確定性，就會使綜合競爭力慢慢削弱，如果這一共識被打破，香港將會發生巨大的震盪。」
筆者同意郝氏對《基本法》重要性的看法；不過，《基本法》理應不單是「香港社會的根本共識」，亦是國家對待香港的方針和政策之所本。換句話說，代表國家的人民政府，何嘗不是一樣有責任按條文、守權責，在香港的有關政策上都得體現《基本法》精神？如果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香港特區齊有共識，《基本法》便沒有存在價值！
憲法的作用在規範政府的權力，即使香港《基本法》之於國家《憲法》是「母法」與「子法」的關係（並不是很多港人同意的觀點），等於說《基本法》雖然受制於中國《憲法》，卻依然有制約中央政府維持對港方針不變的用意。
《爭議述評》開篇便清晰說出中國《憲法》與香港《基本法》的統屬關係，而從當初「小憲法」或「子法」之類的議論鋪陳，到最後一章關於《基本法》爭議的不同成因，本書確有客觀事實詳盡、筆墨明快簡潔之勝（對此命題有興趣者應讀此書）。郝氏在法理觀念上，指出不少港人或有疏忽之處，此為中央對港擁有的種種實權和責任，那是有助認識香港建政基礎的通識素材。老實說，郝氏下筆並無存心偏頗，可是由於觀點仍是從中央駐港官員的立場出發，香港讀者一看之下，很易看到好些盲點；從這些盲點，又不難明白為何大家誠心誠意捧着《基本法》但彼此的意見落差竟然那麼大。
二、郝書論及香港主權治權不可分割的時候，先引述鄧小平於一九八七年對《基本法》草委所說的一番話：「中央政府確實不干預特別行政區的具體事務，也不需要干預。」以後還有鄧小平在對香港有利無害的考慮下，保留中央對香港某些權力的論述。輾轉發揮的論點，進而闡述中央對香港的「限制性管治權」並不止於國防和外交；郝氏引述香港大學學者的著作，列出十項中央對香港的實權，包括「違憲審查權」和「全國性法律適用於香港」等等。總而言之，中央對香港的權力非常大，那是不容否認的事實，亦是主權（宗主）國應有的權利。不過，中央若非能夠做到有權不盡用—一如英廷之於舊香港—香港落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設想，便會分崩離析甚且化為烏有！
一個共產黨專政的大國（郝書委婉地稱為「單一制國家」），與一個資本主義的多元小地方，當年為求統一，挖空心思，建構「一國兩制」，最後成功寫進《基本法》，那是多麼艱巨的功業。要知道，當年國際間長達半個世紀（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年）的「冷戰」，以美國為首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與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在政治、外交以至經濟上長期對峙對抗，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就是共產主義的「單一制國家」與資本主義的多元國家互不相容、分庭抗禮、仇視敵視。雖說香港前途談判開始時，中國已經實施經濟開放，畢竟仍在摸索的起步階段，但在香港問題，已有如此胸懷氣度，讓香港平穩過渡、順利回歸，港人實應額手稱慶。
然而，理想再高遠、構思再偉大，還要成功貫徹並順利運作才竟全功。無論共產主義抹上多少中國特色，「中國特色」再稠濃的黨人亦難掩其共產黨本色；他們對香港被英國人熏染的盎格魯撒克遜資本主義（Anglo-Saxon
Capitalism）早存惡意、從無好感。一九九一年「冷戰」告終，「蘇東波」（蘇聯及其東歐衛星國以至華沙公約〔總部設於波蘭〕）風流雲散，中國成為非常少數可說是碩果僅存的共產黨專政大國，當年北京高度戒備外國勢力滲透、敗壞專政綱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取態。
香港是國際都會，華洋雜處是最大亦是必然的特色；這裏因為訊息迅速流通，出入境自由加上國際語言英語普及，過去一直是西方國家其中一個刺探東亞各國政情的諜報中心。回歸以後，香港是中國境內唯一的一塊不是完全受制於共產黨專政的「自耕地」，在北京心目中，也許是外力滲透內地的一個缺口，明裏抗拒、暗裏提防，是應有之義；不過，從「前朝」生活過來、素與外國人有點交往的港人，他們或與故舊聯繫，或與新交接觸，又或於演說及私語內容觸及關乎中港政治體制自由民主的話題，又哪用大驚小怪？因此公然宣示不滿，把這類人標籤為漢奸、走狗，除了顯得毛躁幼稚，哪有警戒作用！單一制國家與多元化開放社會，有無可抹煞的分歧，那是否當年溫家寶總理心目中香港管治的「深層次矛盾」？筆者未敢妄斷，說那是香港「高度自治」的「潘朵拉盒子」，筆者絕不置疑。
三、《爭議述評》多次引用港大法律學者、「佔中三子」之一戴耀廷的言論，其中（頁一五九）一段是：「對『一國兩制』的不同理解，造成『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很深的不信任。這種不信任將會破壞『一國兩制』的基礎。若繼續惡化下去，可能不是『一國兩制』，而是『兩國兩制』或『一國一制』。出現『一國一制』的可能性會更高，因為香港根本沒有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他（應指戴教授）呼籲現在必須衝破這種不信任的惡性循環，重新建立『一國者』和『兩制者』之間的信任，通過相互更深的認識和對對方不同看法有更大的接納，開展一個新的階段。」
如何開展那樣的新階段？回看董建華作為「開區之首」，很多政策不是功敗垂成，便是徒勞無功；而最為實在的，很多人只能想起《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那是通過減少市場壁壘及政府法例，以加強香港和中國的經濟貿易聯繫，其用意與效果均不錯！假如能就《基本法》化解分歧、凝聚「更緊密共識」，組成近似當年《基本法》起草諮詢委員會、沒有法定權力的諮詢組織，應有別於只邀請「自己人」參與的「基本法委員會」，又或將此委員會的人選「多元化」，包攬「異見」專才，由國內與香港專家組成以詮釋《基本法》的落實工作與取向，把充分辯論的見解提供人大常委會在作出任何有關香港《基本法》的解釋甚至修訂決定的參考。此意未知是否可行？
《基本法》裏沒有「愛國愛港」的明文規定，可是鄧小平生前確曾三番四次提到要由「愛國愛港」人士「治港」；不過，當掌權者以順我者「愛國」、支持我者「愛港」為藉口扭曲面對全民的管治，只在意於某個階層的利益，漠視全港市民的福祉，令民怨沸騰，如此敗壞的管治，港人該怎麼辦？
《基本法》「留白」的空間甚多，中央一旦改為對港行使屬於主權的所有各項實權，港人再無立足於「治港」的餘地。河水泛濫，井水便「被消失」；《基本法》原是擋隔河水的堤壩，有人發現堤壩「漏水」，有些勇於承擔的港人如「佔中三子十死士」，效法傳說中的那位荷蘭小孩，試圖以手指堵塞漏洞，能否遏制決堤，有待事實證明。那個故事純屬虛構，香港卻是危機！
‧治絲愈棼的香港政治．四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