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國偉先生的喪禮令人感慨良多，扶靈者之一是董建華，身分是全國政協副主席，以中共的規格，全國政協副主席位列「黨和國家領導人」，而不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前行政長官」。人海裏看到龍鍾耄耋的鍾士元，他是回歸後的行政會議召集人，今天人們稱為「資深政界人士」兼時事評論員的李鵬飛是他的門生。說感慨，是因為當人們懷緬利國偉的時候，除了說他是大紫荊，也說到他對「一國兩制」貢獻良多；反而少了談論他在一九八四年與鍾士元、鄧蓮如到訪北京見鄧小平那次。
一九八四年，利國偉與行政局首席議員鍾士元和另一行政局議員鄧蓮如到訪北京，希望表達港人對前途問題的憂慮。那一幕不少香港巿民記憶猶新：甫坐下，鍾士元說三人是代表行政立法局到訪北京，鄧小平接著就說歡迎三人以香港巿民身分來訪。鄧小平三上三落，政治意志堅強，在八十年代的中國是唯一有實權的領導人，西方傳媒當時說到鄧小平，每在前面加上paramount
leader（最高領導人），儘管鄧那時既不是總書記也不是國家主席國務院總理，但權力盡在手中人所共知，然而這三個香港來客卻到人民大會堂主動提到港人的憂慮。於當年中共文宣戰略，回歸是「香港同胞最最盼望」的大喜事，何以竟有擔憂之情，難怪鄧小平沒有主隨客便而是先來一記下馬威。他們與鄧小平之後深入談了些什麼，三人之中利國偉去世，鍾士元與鄧蓮如會不會考慮再透露一些內容，這是研究香港問題的寶庫。三人之後被中方狠批是「孤臣孽子」，與後來批判彭定康「千古罪人」，堪稱回歸歷程裏最狠攻擊。
此一時，彼一時，「孤臣孽子」云乎哉，利國偉去世，中共致唁最高級別是前國務院總理朱鎔基，眾口讚揚利國偉對「一國兩制」貢獻良多。利先生晚年深居簡出，年輕一代只知他是銀行界前輩，而不知他曾在中共蓄勢待發的八十年代就能做到在鄧小平面前不亢不卑說真話。三十年間塵與土，儘管政客多變，到最後人們珍視的仍是當年明若山泉的那股清流。
不難想像被中共批判是「孤臣孽子」的下場會是什麼，要知道鄧小平八十年代在中國大陸有如神祗，一九七六年打倒四人幫後華國鋒把鄧壓在下面，一九七七年一個炎熱夏夜，香港足球隊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出戰中國青年隊，主席台來了個稀客，全場觀眾驚呼鄧小平出山，想不到的是鄧會選擇在足球場現身。之後的都是歷史，「改革開放」成為了八十年代最朝氣蓬勃的四字詞，鄧親自主管香港回歸，「一國兩制」出自鄧手眾所皆知。
今天三流評論員侃侃而談「一國」如何先於「兩制」，也可以肆意曲解當年回歸種種承諾，時代的變化與人的臉皮厚度成正比，連廳級也挨不到邊的九品芝麻官亦說《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真正意義」，只能嘆一句夏蟲不可與語冰，以其未見冰也——香港問題在八十年代的中共日程是頭等大事，香港巿民最深印象是鄧小平當記者面就解放軍駐軍一事大發雷霆，「耿飆黃華胡說八道」。耿是中共儒將，當時是人大副委員長，五十年代已是駐瑞典大使，解放戰爭年間曾參與平津戰役；黃華更是中共第一代領導人裏的外交長才，一九三六年在燕京大學加入中共，曾任副總理、外交部長，去世後中共中央稱之為「無產階級革命家、我國外交戰線的傑出領導人」。七八十年代中共對外兩份重大外交文件，即一九七八年與日本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以及八十年代限制台灣向美國購買武器的《八一七公報》，黃華都是簽署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是鄧小平最想要的共同抗蘇文件；《八一七公報》則是台灣一直嘀咕「殺傷力最大」的公報。鄧小平依然對耿黃毫不客氣的原因，因為香港回歸茲事體大，他還說除了他，在香港回歸問題有發言權的只有時任黨總書記胡耀邦，以及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
「孤臣孽子」的真話勇氣
因此，當鄧小平向利國偉三人先兵後禮，這事的嚴重程度可以由此看到；之後，當時新華社社長許家屯批評三人「孤臣孽子」，在側面反映出中共對三人是如何不滿，客人走後仍不甘心，送上四字詞替三人政治定性。須知道，許家屯的政治身分絕非低三下四，來香港前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江蘇省委第一書記，所以當時有傳媒以「許第一」稱呼許家屯便是這意思。
利國偉三人甘於犯鄧小平「龍顏」，無非是為香港前途說出真心話，之後中共有無聽進耳內不可知，只是鍾利二位自此長留香港，鄧蓮如隨夫唐明治回到英國。今天看來，鍾士元利國偉當年有一千個理由移居外地，光是被中共批駁為「孤臣孽子」已足可向西方申請政治庇護。再說，以他們身家之厚，單「投資移民」這一條就可以遠走他鄉，從此置那東方之珠於腦後。但是鍾利二位都沒有這樣做，是他們不怕中共秋後算帳抑或對香港前途充滿信心，我覺得答案無論是什麼都只是閒話一句，重要的是對他們敢於說真話的道德人格感念。
太缺「見大人則藐之」
香港今天走到這段，令人扼腕的是太缺「見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這些人；說得準確一些，這個城巿太多變色龍，望風而倒的牆頭草滿目皆是，北京聽到的不乏虛言假語。偏聽不明，這麼一來，香港近年出事的便是「左」傾抬頭，凡事從敵我矛盾出發——中共雖是GDP世界第二，然行事用人脫不了舊日色彩，唯「左」唯上。在中共政治史，路線執行做法過「左」只是個人認識不足的小事，過「右」卻是茲事體大的路線原則性問題。「左」風遇上香港政治氣候朝向民主化的巨變後更呈極端，女教師下班在街頭說一句WTF，後來成了連特首都說要管的大事。香港是文盲率為零的國際都會，卻在林老師事件裏顯得愚昧無知；再說，今天口口聲聲要向林老師追究到底的那些，不妨把毛澤東也參一狀，毛在湖南年代曾是林老師的同行，寫詩詞也不盡是典雅而有半粗帶俗，「不須放屁，試看天地翻覆」即屬一例。
中共歷史上過「左」而招致失利不知凡幾，而且往往是在勝利過後才出現，所有才有「中共難過勝利關」之說。事實上，中共總結革命年代的「左」傾路線，犖犖大者有三次，這不包括一九四九年後更大更嚴重的文革和反右運動。中共過不了勝利關，在於主觀認為之前的勝利都是如此這般便就做到，到了奪得勝利，以為照辦煮碗把之前做法重抄一遍便可複製戰果，忽略客觀環境變化這一關鍵因素；其次是沒有黨內民主；其三是瞎指揮。今天香港反映出來的情，第一條的現象最明顯，沒有考慮客觀條件的變化：香港本來就是反共意識形態明顯的地方，硬要當作共產黨治下的紅區處理，以為「左」傾就能「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撞板多過食飯自不待言。前述中共革命年代三次「左」傾錯誤，第三次即一九三四年中共六屆五中，共產國際王明成為主流，要在國民黨統治地區搞陣地戰，又把中間派說成「最危險的敵人」，蠻幹之下把中共的底子磨個清光，結果迫得「長征」，幾乎一鋪清袋。這些情套用在今天的香港亦無大差異，矛盾對立，壁壘分明，以我為主，活脫脫便是「左」傾路線的特點。既是如此，就難以逃過當年王明路線命運，把能團結的都趕到對立面，兵敗如山倒把有生力量消耗淨盡。
中共難過勝利關
「左」傾路線抬頭，中間派統統要歸邊以示效忠，像利國偉那樣敢於上京表達確切看法的愈來愈少，於是只餘下一種聲音，否則要麼便是反對派陰謀家。中共自從打倒四人幫後，類似動不動蓋帽子的政治運動早被人民唾棄，中共領導層也不敢來這一套，想不到在香港卻有死灰復燃之象，持不同看法的政府高層遭人喊話辭職，寫文章的也被人叫陣筆下要為祖國服務。一個城巿要是走上萬馬齊瘖只唱一個調調這一步的話，那是倒退，並且倒退得遠超一九八四年利國偉訪京的那時，至低限度，鄧小平如何不悅，也還請這三人跑一趟北京。利國偉的去世，把塵封三十年的舊日種種再翻出來；人面不知何處去，相比今天一些人的惡形惡相，是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
2013-利國偉出殯當日，已年屆九旬的行會前召集人鍾士元（扶靈右排前二），縱然行動不便，仍堅持到來扶靈，送別昔日戰友。（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