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反佔中陣營悍將傾巢而出，繼宗教領袖聖公會大主教鄺保羅公開以「普選不是靈丹妙藥」反對佔中後，播道會港福堂的牧師吳宗文又出來叫信徒不要受西方個人主義的邪風外道影響，因為《聖經》沒有教導我們要公民抗命，所以佔中並不可取。
這些宗教領袖跟我讀的可能不是同一本《聖經》，因為據《新約‧四福音書》記載，耶穌到了耶路撒冷聖殿，見到販子在聖殿裏大搖大擺做生意，隨即勃然大怒，拿起鞭子就把所有攤子打翻，把販子和他們賣的牛羊鴿子統統趕了出去。
耶穌後來成了羅馬皇帝的眼中釘，這事也成為了把他送上十架的重要罪狀。如果這不是挑戰權威，我倒不知道什麼才是。
後來我一直不好意思坦白，十年前我也短暫去過同一教會某港島區教堂的崇拜。彼時是教會老校的中學生，對基督教尚在半信半疑的摸索階段。去該教會除了因為位置方便，也因為教堂看起來夠簇新氣派，還經常看到明星來做崇拜。十年前的香港政局一樣波譎雲詭，當時還叫「掃把頭」的葉太正在硬銷二十三條，在風波裏我愈發懷疑，這樣的教會到底是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戕害自由的刀已經架到頸上，會訊卻建議七一當日信徒們最好休養生息，放心讓耶和華「為我們爭戰」。而幸好我血液裏沒有這種聽話的基因。
教會的政治力量
那些年疫症肆虐經濟低迷，人人在災難裏自然地尋求宗教慰藉，造就了基督教在香港大舉復興，一時間去佈道會聽道成為了周末活動。十年之後，宗教熱潮消退且全城政治化，然而佔中與反佔中陣營都有宗教領袖；即使在香港這個宗教色彩不明顯的金融之都，宗教與政治割裂也成為了不可能的事，主流教會的政治影響力亦不容小覷。
去年因癌症逝世的美國著名作家、記者與新無神論（New
Atheism）推動者Christopher
Hitchens（暱稱Hitch），曾經帶病跟篤信天主教的英國前首相貝理雅辯論過一條有趣的題目﹕「宗教是一股導人向善的力量。」Hitch在辯論中提到，一旦我們認為天上有神聖的主宰，我們便成為了受眾（subjects），而且是有病的，需要被救贖的受眾，宗教於是對人有了一種神聖不可侵犯的制約，形成一種屬天的獨裁（celestial
dictatorship），或者按他的說法﹕「a Divine
North Korea（神聖的北韓）」。如果我們需要醫治或救贖，要攀至彼岸或天堂，就必須揚棄獨立和批判思考的能力。
包括Hitch在內，沒有任何人的觀察能夠概括所有教徒，例如黑人民權運動領袖馬丁路德金就是基督教牧師，而他不見得放棄了批判思考的能力，也沒有白白等着神來救美國黑人出埃及。然而把Hitch的論點往前推進，如果宗教讓人放棄思考能力，而上帝又不會顯現跟人類開口說話，那麼教會作為上帝的代言人，就被下放了一部分的神聖權力。這種獨裁的權力如果附庸於政治權力，很容易成為助紂為虐的工具。
主流教會與建制的利益關係
《聖經》記載耶穌在羅馬帝國全盛時期傳教，有人問他，到底應不應該拒絕向羅馬皇帝繳稅？當時耶穌說過一句話﹕「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這句話似乎表示了世俗政權與宗教應該被區分開來，然而教會被建制收編，跟政權合作和向權力傾斜的例子，在歷史上比比皆是。隨手拈來俄國沙皇收編俄羅斯東正教為國教，將教會歸入成為國家機器之一；歐洲歷史上不少教皇可以隨意廢立帝王，甚至安插自己的私生子作皇帝。西亞的伊斯蘭教自創教起，就有極深的政教合一傳統；而基督教與西方政治的關係也早已分不開，香港作為前殖民地自不例外。
香港教會的影響力植根自殖民地時代，港英政府跟晚清時期來華宣教的教會合作提供教育和醫療等福利，而且提供種種方便和援助，許多主流教會因此染上親建制的色彩，不敢批評政府和富商。及至一九七、八○年代，幾個最大的教會已經成為了官政商名流的俱樂部，而且聖公會等教會在殖民地早期開辦的學校逐漸成為所謂名校，多年來培育的學生也結成了社會精英網絡，影響了在地化的教會向建制靠攏。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香港教會與社會運動》，也清楚指出八九民運以後，教會向紅色政權傾斜的態度。兩年前某著名牧師在「全球禱告日」高調要會眾拍手歡迎「基督徒高官」入場，而且形容他們為「耶穌的代表」（我想像耶穌一定氣得半死）；又有教會不肯為無辜鋃鐺入獄的大陸維權人士禱告，卻禱告感謝上帝令中國富強，火箭升天之類。至於教會牧師在立法會選舉中為建制派議員背書，甚至公開引導信眾投票，利用宗教賦予他們的制約力左右選民意願，已經是政教勾結成熟期的事了。
教會在殖民地時期是特權階級，尤其一九六、七○年代，港英政府利用教會培養親西方的精英，用以壓制蠢蠢欲動的左派分子和紅色滲透。然而主權移交令教會必須尋找新的生存空間，而許多主流教會的做法，正是與新政權合作以換取資源。其實主權移交後，由於特區政府銳意實行校本條例，干預教會在制訂學校教育政策的權力，主流教會與政府稍有齟齬；然而這條親建制的尾巴早就甩不掉。政府在反同性戀立法等道德議題站在教會一方，教會又可以利用重新闡釋教義來為威權背書，令宗教成為建制勢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經常背逆主流民意。
宗教的本質是否就是反動的？
那麼宗教是不是幾乎一定會跟權力同流合污，成為反動勢力？在世俗的民族國家尚未崛起以前，歐洲的歷史就是教權比主權更大的歷史，而一切由查理曼大帝的父親丕平與羅馬教廷的契約開始。公元八世紀，丕平開創了卡洛林王朝，請得羅馬教宗來為他加冕，開始了君權與神權以後盤根錯節的利益關係；後來丕平打敗了倫巴泰人，又將得來的土地奉獻教宗，形成了所謂教宗國，「丕平獻土」是羅馬教廷獲得世俗權力之先。教廷自始成為了歐洲最大的一股反動勢力，擁有龐大世俗利益，君主也以馬基列維利式的思維利用教廷，「君權神授」的觀念塑造了整個歐洲歷史。直至啟蒙運動以後的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初，法國大革命和意大利民族統一運動（Risorgimento）相繼席捲歐洲，教廷的權力被一波又一波的群眾運動淹沒，才逐漸沒落。
很多人喜歡提及的相反例子，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Pope John
Paul II）聯同列根政府，一同推翻了東歐的共產政權。研究東歐共產主義興衰的歷史作家Anne
Applebaum認為，東歐的馬克思主義是崇尚進步的，主張破除一切舊有的傳統與歷史，然而教宗不論有心無意，卻處處提醒波蘭民眾基督教與波蘭的悠長歷史，間接動搖了共產政權。但其實教廷的權力正植根於歷史，與共產政權剛好相反，而且教宗代表的是來自梵蒂岡的天主教核心權力，在地化的歷史並不深厚，可以跟政權保持距離的空間自然較多。且根據社會學家Max Weber說法，資本主義的興起根本與基督教道德觀有莫大關係。教宗與西方資本陣營的意識形態親緣性自然強得多。
反宗教論者如Christopher
Hitchens認為宗教對人類社會有害，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因為宗教與權力的關係太密不可分。然而基督教教義與歷史，本身是一股極之進步的力量，例如摩西的出埃及記足證世俗政權絕非不可侵犯，造就了後來許多政教對立的例子。只是在地化的教會經常因應當地的政治氣候變化被收編，難以就此斷言宗教在本質上是一股反動勢力。
兩星期前，我去了約旦河畔的伯大尼。根據《聖經》記載，約二千年前在這個地方，施洗約翰為耶穌施行浸禮，耶穌自始踏上了短暫的傳教之路，基督教與眾生開始有了一點世俗的聯繫。按照宗教的說法，是人類和神之間因為耶穌而再次搭起了一道互通的橋樑。即使我不曾被宗教感動，這樣跨越時空的意象依然叫人驚歎。約旦河的水本身就渾濁不清，世俗的手要再渾水摸魚，為它添加一點泥濘，可能還是可以逃避世人的耳目。
在世俗社會，宗教團體可以是公民社會的有機部分，例如沒有國教但基督教傳統深厚的美國，就相對體現了普世精神如自由民主與宗教權力的健康融合。教會可以有效支撐公民社會，成為一股社區甚至社會的自治力量，香港也早就有新興基督教團體批評主流教會依附建制，嘗試回歸基督教教義裏，對建制存有批評懷疑態度的精神。歷史上末世說盛行之時，打着宗教之名指點天下的總是特別多，但我想這個關係是辯證的——是我們對社會的盼望已經漸漸被磨蝕，香港才落得一片群魔亂舞之末世景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