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外交及聯邦事務部國務大臣施維爾（Hugo Swire）撰文撐真普選，強調任何方案應予香港人真正主導自己的未來，他特別提到，英國隨時準備提供任何支援。施維爾一石擊起千重浪，連日來他的言論受到特區政府、中國外交部、中共官方報章和香港左報的連番攻擊。其中梁振英的回應很奇怪，他說，過去經驗清楚顯示，任何外國官員想參與、干預香港政制問題，支持或影響甚麼人，只會適得其反。「適得其反」的具體意思是甚麼？是認為外國官員越支持香港真普選，中共當局就越要搞假普選嗎？還是外國官員越想影響香港人爭取真普選，香港人越不想要真普選呢？
不過，還真有民主派人士擔心外國政府就香港民主化提出援助，會把事件搞壞，說中央政府同香港民主派要建立互信，外國政府要好小心。其實，與中央建立互信，只是某些民主人士的一廂情願。民主黨主席劉慧卿看來也覺悟了，她表示：現時民主黨與北京政府有何互信可言！她和李柱銘都認同英國有責任確保《中英聯合聲明》得以落實，現在才發聲，已經是遲了。
英國現在發聲是否已經遲了？還是「遲到好過冇到」？須從中國和香港的形勢發展去分析。
先說大陸形勢，中英簽署聯合聲明時，中共在鄧小平支持下，胡趙主政，開始走改革開放的道路，西方分析家一般相信中共的經濟改革終會促使政治改革，中國的開放會讓西方的價值觀進入大陸，從而使中國與西方文明接軌。這過程中，大陸亟需要香港這一個通向西方的門戶，而只有維持香港既有的自由、法治、廉政、高效等優勢，才是有利於大陸改革開放的門戶。西方國家一方面相信香港回歸後，中共為自己利益會信守聯合聲明，另方面也透過中英兩國把《聯合聲明》送交聯合國登記，各國發表聲明支持，以及美國國會通過《香港關係法案》等方式，使香港回歸後置於某程度的國際監督之下。基於這種認知，縱使香港回歸後漸有中共干預的迹象，英美仍保持克制。
從香港形勢來看，回歸後儘管在行政、立法和新聞自由方面發生溫水煮蛙的變化，但由於法律制度不變，使香港在獨立司法保障下，仍然維持「基本不變」的表象，因而使英美對香港的「大陸化」缺乏警覺。
然而中國大陸的發展，並沒有依循西方世界的主觀意願。政改不僅停滯，甚而在權力與金錢高度結合之下，發展出權貴資本主義，形成以貪腐結盟的統治集團。貪腐集團紛紛把家屬子女和髒錢送往國外，而留在大陸的有80%是所謂「裸官」。這是全世界從未有過的現象。
中共把貪腐擴展至香港，並把香港作為洗錢基地和移民跳板。在香港上市的國企沒有一家被廉署或警方商業犯罪科調查，相反它們之中倒有在大陸被揭發貪腐。貪官只關心洗錢與移民，不會理會國家發展。香港保持新聞自由、法治、廉政等原有的價值不但不被中共權貴珍惜可為國家作貢獻，反而成為他們貪腐的絆腳石。中共藉一次次的釋法來壓制香港民主發展和踐踏司法獨立，對新聞界施加影響和壓力，與廉政專員飲宴打交情，以種票、種人操弄選舉，警察打壓記者採訪與市民示威，政界商界對中共頂禮膜拜，自由行施行十年摧殘社會面貌，顯示香港已在中共權貴資本主義的侵蝕下沉淪。梁振英上台更是特區政府淪為黑社會主義政權的標誌，特府配合中共權貴，正在摧毀香港的原有文明。
中國大陸把這種貪腐趨勢、道德淪落推向國外，許多國家和企業在中共「有錢大晒」的利誘下底線失守，中共軍事力量威脅周邊國家，劣質文化禍害整個世界文明，西方有識見的政治人物不可能看不到。隨着梁振英上台，隨着龍獅旗幾年前開始飄揚及越來越被認同，隨着民主運動向本土化方向發展，隨着年輕人從反共到反中到反蝗的守護家園意識的抬頭，美英兩國派出重量級的駐港總領事，以親近香港民間的方式活動，今年舊曆年英美總領事分別製作賀年視頻，講廣東話拜年，這些都不應視為個人風格，而是代表英美兩國尋求市民認同，是對港政策的改變。
英美可以對香港人作甚麼支援？英國以《中英聯合聲明》來和香港現狀對照，訴諸聯合國和國際社會，美國手握國會通過而中共當年沒有提出異議的《香港關係法案》來與北京交涉，中共若不予理會就要付國際代價。當然，爭取民主必須靠香港人自己，而不能依賴外援。但英美的表現，反映國際社會的趨勢。香港人為挽救香港沉淪，奮起作守護本土的爭取真普選運動，儘管人數和力量看來難敵龐然大物的對手，但得道多助，我們在世界上並不孤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