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日本時見得最多的兩組漢字，「野球」是其一，這是八十年代日本對棒球的叫法，在「野球」之前還要加上「」（職業），到今天已然變成更加流行的片假名（baseball）。《讀賣新聞》的巨人隊是我進入野球世界的中介，槙原寬己和原辰德俱是超級偶像至今。「幸福」是其二，《朝日新聞》的雪櫃冷氣汽車廣告，商品圖片之外就是這兩個大字，近藤真彥到三波春夫的歌詞裏都有這詞，日本人民汲汲於追求的便是「幸福」，四個音節，伴隨一生。
日本社會對「幸福」有相對狹義用法，慣常多在說到人生時候就用，其他像球迷對巨人隊勝出職棒大聯盟冠軍的喜悅就不用這些，用的多是具體而微的充滿力量感詞語例如「完勝」、「快勝」。想起這些事的由來，是東京再次奪得奧運主辦權的感觸，第二次東京奧運是七年之後的事，與第一次東京奧運相比，我很期待日本能夠在一九六四年的基礎再發展出來。四十九年前的深秋十月，日本迎來戰後的最榮光日子，那是廣島原子彈投下不到十九年後的事，是島國戰後發展最重要的台階，今天日本的現代化乃至工薪族過勞死的猛拚，俱是追求奧林匹克之下的「幸福」之故。
二○二○年東京奧運賦予的不單是體育競技，也不是中國大陸《環球時報》把國土糾紛也扯進的兩國之爭，當然更非安倍晉三的十五萬個職位的經濟第四支箭。那將是日本戰後的第二台階——日本如何從物質幸福的氛圍裏得到真正幸福成為真正大國，就等於不僅僅於把「野球」硬譯為美式英語拼音的那樣粗糙。全個世界都在看，一切一切，就在這七年。
奧運會在日本近代史扮演了一個不能磨滅的主要角色，從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東京灣美國戰列艦「密蘇里號」簽署投降書以來，日本一直孜孜追求恢復國際人格。戰後日本首先得到的是經濟景氣復蘇，有一種看法是，日本若非韓戰爆發而「大炮一響，黃金萬」成為美軍後勤基地大發戰爭財，日本經濟當無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三十年飛翔。這種說法於歷史某階段而言也許一語中的，但一場只打了三年的戰爭決不可能令一國經濟持續起飛三十年，就等於中共宣傳機器說台灣經濟早達小康，全因蔣介石倉皇出走帶走大量金條之故，不知台灣上下胼手胝足拼出「世界最大生產線」美名，更不知台灣經濟部長尹仲容一心改革，清廉自持得去世時連殯儀費用都拮据不已的令人感念。
一九五六年，日本在《經濟白皮書》明確指出，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目標是整個國家現代化。說這些豪言壯語時，日本仍然未能完全從戰後的凋敝走出來，外匯有限卻能戰略性地把錢用來購買極為昂貴的專利技術，包括電焊及軋鋼。當時日本阮囊羞澀只能一年之內買兩三種高尖科技，卻就一咬牙砸下如珠如寶外匯買下來。之後的歷史不必細說﹕新日本製鐵擊倒美國鋼城匹茨堡，日本造船業撼下歐洲傳統巨擘，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先後出現以日本神話命名的三大景氣，即神戶景氣、岩戶景氣、伊奘諾景氣，把日本帶進世界先進大國行列。
《東京奧運會》的追逐肯定
東京奧運便是在這連串景氣之間的產物。日本著名導演巿川崑紀錄片《東京奧運會》第一個鏡頭是超逾一分鐘的巋然不動血紅太陽；第二個鏡頭是一個大圓鐵鎚把東京舊建築物敲破粉碎。跟是現代奧運主辦城巿逐一介紹，說到東京的時候，銀幕上是東京鬧市的車水馬龍。以今天的標準看，當年那些天橋和斑馬線車水人龍，驟眼看像極今天旺角行人區的擠迫遠多於國際大都會；連串鏡頭，客觀描述了日本急欲向世界介紹他們在戰後二十年的經濟發展。片中另一連串鏡頭，是波音七○七客機在東京羽田機場陸時輪胎與跑道磨擦的刺耳聲音，日語旁白說是「東京國際機場上的外國運動員」，之後是近距離拍攝運動員金髮大頭，逐一以字幕介紹美國保加利亞加拿大蘇聯運動代表團的到來，電影語言顯而易見﹕日本這一刻是世界中心。
兩星期的東京奧運留給日本的不單是丹下健三的代代木競技場表現主義巨型建築群，而是帶給捂住近二十年的日本一個出走機會，冀盼獲得主體性的認同。事實上，
日本人民的確有對「新日本人」的自我期許，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七三年，日本經濟平均每年增長百分之九點七，一九六六到一九七一年平均增長更達百分之十一點六，增速是美國的二點七倍，與另一戰敗國西德相比，日本是其二點三倍。一九六八年是明治維新一百年，美國在這一年答應把沖繩交還日本，這等於一九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國民經濟起飛，如今中共崛起成經濟大國顧盼自豪，其實早在此前三十年日本已經原裝上演過一次。
一個戰敗國以如此國族及民族榮光為過去一段不堪歷史作結，日本社會尤其戰後出生的一群，則對更大的主體性及自主的追求猛地爆發，日本學生不僅反越戰，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更寫出《萬延元年的football》反日美安保條約小說，松本清張等進步作家在《華盛頓郵報》刊登反戰廣告，日本不僅要在奧運這一層次走向世界，且要在更多的層面與世界接軌。然而，這一追求主體性的爆發從未完成，日本始終無法擺脫政治上作為美國附庸的局限，碰到日美政治就向後退。這一悠長的追求及其後的悲劇性碰壁，以一九六八年東京大學醫學院學生運動為濫觴，以七十年代京都大學學生奧平剛士及妻子重信房子到中東組成恐怖主義組織日本赤軍作結，中間夾雜反安保條約衝突及七二年聯合赤軍被圍剿的淺間山莊事件。日本社會絕對預想不到，東京奧運聖火熄滅後，社會期許卻全面點燃，可是囿於政治體制必須服從美國冷戰需要的超穩定結構及高度封閉特質，自民黨一黨獨大，年復一年執政，加上外部因素推動，例如越南戰火擴大到柬埔寨，毛澤東秘密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基辛格的曝光，曾經躁動的日本社會處於政治上無路可去的困惑境地。
以為東京奧運釋放了自我
這段香港新一代年輕人也許並不詳解的異國歷史，放在今天的框架，一定程度可以解釋香港年輕一群躁動的客觀原因。唯經濟論在特定空間及時間，或可讓民間對政府的壓力發泄出來，但若無法在制度上做到真正解脫，類似壓力煲爆破的巨大衝擊力就一發不可收拾。日本當局只懂在經濟及所謂「幸福」之中鑽牛角尖，池田勇人六十年代出任首相前夜，日本反日美安保鬥爭如火如荼，秘書伊藤問他如何處理衝突，池田回答「只有靠經濟，收入增一倍」。池田把政治計時炸彈留給他的接任人佐藤榮作，佐藤則以日本GDP超越西德名列資本主義世界第二及收回沖繩喜，真正的難題都塞給七十年代的首相田中角榮。
田中角榮上台之時，正是毛澤東所說的「天下大亂，愈亂愈好」時代，他做過大藏相，也知道錢可通神，面對方興未艾的社會運動，沒有上過大學的他極為聰明不多踩一腳，相反是推出玫瑰園——日本列島改造論——把整個日本的注意焦點從政治及社會不公轉到發展這一塊。按照田中的想法，除了把經濟增長保持在百分之十，更大的變化是藉新幹線的鋪設，大建人口約二十五萬的小型城鎮，並通過公路及通訊網絡，令中小型城巿擁有本身的工業格局，拉近大城巿和城鄉收入差距。田中提出美好願景，日本人民可在綠草如茵的清新空氣裏生活；這一意念其後匯編成書，一舉銷出九十一萬冊，是一九七二年暢銷書第四名。
然而，想法歸想法，田中其後因貪污醜聞下台，日本土地矜貴，收地過程中屢傳貪污自利，之後的石油危機更把改造論全面打倒，然而意念仍在，田中門生小澤一郎將之納入變成「日本列島改造計劃」，每到選舉便取出以作訴求。但此後三十年，無人能夠實現田中的大計，這不光是成本問題，更重要的日本社會在經濟泡沫爆破後失去動力，人心散渙，就在這時候，安倍晉三二度拜相，東京第二次主辦奧運，世界再給日本一個機會。
日本朝野不同的追求
兩次東京奧運，日本朝野都處於「追求」狀態，執政集團追求的是國際人格復還，社會則是追求主體性自由。對於前者，日本應當如何體待，這是一個極其難以回答的敲問，因為世界與日本在這一起點落差巨大——核心是日本戰後史應當如何算起？西方發足點是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的投降書簽定，但日本卻另有看法，那是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皇裕仁發表《終戰詔書》的「終戰紀念日」。汝吾之間楚河漢界；「終戰」，是日本結束戰爭而不是西方打敗日本。職是之故，日本五十年來無法從戰敗的迷惘走出來，很大程度是對於二戰的認識，始終沒有跟隨西方的太平洋戰史觀。這一無限延長的歷史折線，正是八十年代首相中曾根康弘「日本戰後歷史總決算」的藍本，狠批戰後的東京大審判。
美國歷史學者貝克斯（Herbert
Bix）在其極負盛名普立茲獎著作《裕仁﹕以及現代日本的塑造》（Hirohito: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指出，日本無法從二戰陰霾走出來是因為天皇制度，由於不能正確對待裕仁在二戰的角色，日本無以為一己找到新軀體。日本半世紀來汲汲於要成為「正常國家」，背景原因便是背負世人對日本二戰責任的壓力下尋找出路的表述，源於不能揚棄「天皇責任」包袱，無法令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放心，美國做法是通過美日安保條約遏制日本，中國與南北韓則以日本未有真正悔改而間中狠批，終令日本無法獲得如德國般的國際承認。相對於日耳曼民族，日本如今亟欲通過參加聯合國和平任務或海外大型軍事行動如波斯灣戰爭以證明其擁有超越的國際人格，德國則對美國力邀參加軍事行動敬謝不敏。
毫無疑問，一旦日本在國際人格有新取態，六十年代遭打壓的國內主體性追求也會出現突破，日本本土政治不再受困於美國監視，附庸本質既去，也就毋須服膺冷戰需要，自民黨一派獨大的保守主義必會受挑戰，就如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年韓戰爆發前夕的百花齊放，當時左派政黨如日本共產黨及民主黨派在社會上大受歡迎，構成日本戰後曇花一現的民主多元時代。問題是，七年之間可以在政治上做到如此巨變、從而帶動日本人民心靈開放，對於愈趨保守的安倍政權而言，這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望。也就是說，日本政治及日本社會的兩種追求，不一定能百川匯於一流同時做到，也許會是更令人失望的永遠不能做到。
日本早過了政治口腔期
五十年前日本人民的幸福在於物質上的變化，電視機由屏幕一吋一萬日圓的昂貴，藉六四年東京奧運大量生產，從而成為百姓之家「三大神器」之一，更為日本家用電器在全球無往而不利打開大門，日本產業從此起飛，及至在石油危機欺身進佔美國巿場至今。人們當不會忘記，八十年代日本財大氣粗，作家長谷川慶太郎寫成惹火的《再見亞洲》，重走百年前福澤論吉「脫亞入歐」之路，儘管亞洲人民對日圓鈔票後的武士劍影刀光心存戒慎。如今的現實是，日本早就過了「經濟日本」的粗放式經濟年代，日本人民追求的是主體性解放的「新新日本人」，這種幸福不是雪櫃塞滿食物的政治口腔期所能取代。如果安倍晉三追求的僅僅只是十五萬新職位的這種低層次的新日本或新東京，七年之後的東京奧運只會是半世紀前的歷史翻版，也許比五十年前還要差，至低限度，東京鬧市的空氣清新程度肯定不如當年；撫今而追昔，日本實在太不長進了一些。